【大紀元2012年04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綜合報導）方勵之教授遺體告別儀式4月14日下午四時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64事件後流亡海外的一些學運和民運人士、方教授的學生、同事在內共兩百多人到場出席這一悼念活動，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的發言感人至深。
民運人士吳仁華在推文中寫道，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的發言感人至深，主題是：如何在政治磨難中與方老師相識相愛相守的經歷。其中提到：1957年李老師被打成右派，方老師寧願被開除黨籍，也不放棄愛情。李淑嫻的小兒子2008年因車禍在圖桑市去世，如今方老師又猝然逝世，遭遇令人心痛。李淑嫻在發言最後泣不成聲地說：勵之，我的丈夫，我的愛人，我的靈魂，你等著我，我會與你再見的。
很多人都知道方勵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因為學運的問題被開除中共黨籍，卻不知道他在1957年時也曾被開除過黨籍，不過那次是為了堅守愛情。
因關注教育兩人成「同案犯」
李淑嫻曾在接受訪談時提到，1957年反右時，她和方勵之成了「同案犯」。她說：「我和方勵之同年進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個小班。北大是一塊自由的天地，我從小就有一個觀念，要作一個獨立的人，要有獨立的見解，跟北大的氣氛也很融洽。一九五五年召開團代會，我們幾個人聯合起來做了一點事情。因為我們覺得教育有問題，當時提倡把人培養得比較馴服，強調要聽黨的話。我們只是覺得這個口號不對，應該讓學生獨立思考。於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先由方勵之出面，在團代會上提問題：『到底要把我們培養成甚麼樣的人？』」
「反右的時候，方勵之已經不在北大了。我還在北大，因為組織上對我很信任，把我留在北大，準備作蘇聯專家的翻譯，蘇聯專家來了，我就做口譯和筆譯。反右的時候北大有那麼多大字報，我也去看，那時我和方勵之已經有了朋友關係。五十年代的朋友關係也就是在一塊兒多說些話。他星期六來找我，另外一個黨員就來找我們倆，說要給黨中央寫封信，意思是說，同學們這些意見大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點兒偏激，可是下層幹部組織一些人，毫無道理的批判提意見的同學。我們的信還沒有寫成，六月八日社論出來，我和那位黨員都被打成右派。」
一個右派 一個開除黨籍 兩人堅守愛情
「方勵之因為在物理所，參加活動比較少，逃出了一劫。他先下鄉，到河北讚皇。組織上說我『避重就輕』，我問方勵之，我怎麼辦？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對方勵之說過，跟其他任何人沒說過，有些私房話，比如我對黨有些懷疑，我有一些親屬非常年輕的時候去了延安，後來一輩子過得非常苦，家庭也很悲慘，等等，不過是所謂『一閃念』，我為甚麼要去坦白？方勵之就批評我，說：你就應該把所有自己想到的，都向黨交代。我聽了他的話，就全部都交代了。我既沒有上台辯論，也沒有寫任何大字報，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右派。」
「打成右派以後，我把方勵之從讚皇找回來，我們談了三天三夜。我說，我不願意影響你一輩子，任何時候如果你想起來，這一輩子的前途就是因為我而喪失的，那麼我們的婚姻也沒有幸福，這樣勉強的維持，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們分手。可是，也說得很清楚，我們並不是彼此忘了。他就走了，我一直送他上火車，我們這樣分手，是把愛情埋在心裏。」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黨籍被開除。我覺得在北大已經呆不下去了，我就主動要求下鄉，在齋堂勞動了一年，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國慶十週年，他們主動把我叫回來，給我摘了帽。方勵之呢？後來他突然來了一封信，說他也被開除出黨了。我就到農村去看他。記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一個鄉下姑娘，下了火車，背著一背簍核桃來看他，因為齋堂是產核桃的地方。我們想，兩顆非常寂寞的心靈何必要這麼受苦？所以那時候就恢復了朋友關係。當時我還不急著結婚。不是原來講，摘了帽子就是好人嗎？而且我是當時北大黨委唯一帶去聽彭真報告的，是在政協禮堂，說右派只要改正了錯誤，還是自己人。所以，我覺得都要幹一番科學事業，我準備考研究生，人家用一種非常譏諷的眼光看我。然後把我分配到半導體工廠，和工人一塊兒幹活兒，我是中國第一屆學半導體專業的學生，可是，不能做任何技術工作，出現了事故就是我的責任。如果我要去干預技術問題，就說我是壓迫工人，因此沒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當時就想結婚了，認為結婚是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我們一九六一年結婚。」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