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文化大革命」時期學生鬥老師，朋友之間互鬥……現在，藝術家徐唯辛把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形像都搬上了畫布。
《衛報》報導，對徐唯辛來說，他畫的第一幅畫肖像畫最為印象深刻。那是1966年，徐當時8歲，當他得知他可親的年輕老師竟然是地主的女兒時，感到震驚，因為地主是階級敵人。他非常憤怒，他畫了一幅醜化老師的漫畫貼在黑板上。當劉老師走進教室看到後，「她臉色一下子失去血色，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不能不感到害怕。當時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在整個中國，教師、地主成分和知識分子是被侮辱、毆打甚至殺害的對象，他們遭受被革命熱情煽動起來的鄰居、同事和學生的圍攻，朋友、子女和配偶反目成仇。
10年後混亂平息時，大約有3,600萬人受到迫害，死在農村的至少有75萬人。紅衛兵砸毀寺廟、焚燒書籍和搗毀歷史文物。高校停課，學生數年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甚至連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稱這是場浩劫。但這種蓋棺定論式的簡單武斷說法旨在阻止爭論。10年文革也對當今中國具有深刻影響，這也是中國大張旗鼓地進行經濟改革而政治卻是一潭死水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人說，文革導致個人主義盛行──這方面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禁忌。
徐現年53歲，是敢於正視自己國家過去的少數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的人物面孔被繪製成巨大的黑白肖像，堆放在他在北京的工作室裡，每幅有2.5 米高，他們各具特色、引人注目。單色黑白油彩與60年代宣傳鍾情的紮眼顏色形成鮮明的對比。
徐這些油畫的角色有些是受害者，有些是施暴者，也有很多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既有毛澤東和他的臭名昭著的妻子江青，也有名不見經傳的學者和紅衛兵。藝術家用5年時間才完成這一系列100多幅畫，但為此作準備卻耗費了作者此前的一生。徐說：「我覺得它們起源於我畫的第一幅肖像。我感到『那樣對待老師』是有罪的，但也有助於我領悟：你身邊對你好的人有可能會突然與你反目成仇。」
建設性的破壞將清除舊的習慣和思想，正是基於該理論，中國由此陷入鬥爭中；更是由於災難性的大躍進和蘇聯赫魯曉夫的倒台促使毛澤東急於消除對手和批評者，他的接班人劉少奇是許多不得善終的人之一。
暴力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國的邊遠地區也未能倖免。鼓勵青少年攻擊他們的同胞，多個觀察員把其類比《蠅王》中的無政府狀態。
徐說：「想起來活靈活現，我記得所有的示威遊行和批鬥會，人們撕碎畫像和砸爛佛像。起初，人們用磚頭、木棒和金屬棒打人，夜間可以聽到槍聲，人被毆打致死。」他所在的家鄉新疆受到的影響遠遠不是最嚴重的，在重慶，敵對派系鬥爭動用了大炮和坦克，廣西有吃人肉的記錄。受害者被斥為「牛鬼蛇神」。徐的態度是一視同仁，沒有醜化施暴者，用中立的眼光看待每個人物。他說：「即使他們是壞人，他們仍然是人，我必須尊重他們。」
當時是個孩子，他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偉大的事情，正確的事情，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回想起來，運動不只是可怕的，而且往往是荒唐可笑的偏執，是人們想到的陰謀詭計中最「邪惡」的表現，正如《毛的最後革命》中提到，即使一些核心成員似乎沒有意識到邪惡的存在。
毫無疑問，中共目前的高層領導人明白那場運動的破壞性，其中幾人他們的父母受到過迫害，甚至迫害至死。但是，更全面地清算這場運動和毛澤東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將有可能削弱黨的政權。
徐說：「這段不算短的歷史在教科書中一句話就概括了，不可以展開討論。」他認為在過去的10年更難以談論文革。
他的幾幅肖像畫作幾年前在北京展出過，但他並不指望在大陸還會有展覽，他只是希望更多人注意到他所做的，從而反思自己的經歷。「大多數人把文化大革命歸咎於『四人幫』，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責任」，包括用漫畫醜化老師、當時8歲的他本人。徐說，劉老師無恙度過那10年，使他稍解內疚，但是，「我當然難辭其咎，只是責任大小的問題。」
原紅衛兵於向真的自白
幾乎過了半個世紀，又重現當時的憧憬、熱情，在那個秋天無憂無慮地與小伙伴坐火車串聯，同時還伴隨著羞恥和麵對一個要水喝、正在倒氣的浴血男子的恐懼。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14歲的於向真充滿理想，是紅衛兵團體的最早成員之一。她說：「我們被教導說毛主席比我們的父母還親，他對我來說就像上帝一樣。」她看到同學訓斥和羞辱老師、薅老師頭髮往上倒膠水時，還看到她的同齡人毆打「資本家」和「右派」，她開始覺著不對勁，產生疑問，但「我仍然認為那是正確的，因為我所聽到都是我們需要打破舊世界、從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說法」。
「我不認為這些人應該被毆打……『但因拒絕參與』我覺得真的很沒用，這很沒面子。」
她說然後發生了「如此可怕的事情，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忘記」。她無疑還受到那場驚嚇的影響，敘述中尖聲嘶鳴。她說：「當時很黑，我站在路邊等朋友， 我聽到有人有氣無力地要水喝，發現一名男子從籃球場向我爬來，他滿身是血，頭上的血已經凝固了，我嚇壞了，然後我看到籃球場上幾乎躺滿了屍體。」那都是被紅衛兵打死的。
然而，那些少年對那個恐怖的時代和其中所發生的是卻感到興高采烈。目睹暴行幾小時後，於已經在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了，他們開始串聯，以傳播「紅色恐怖萬歲」思想為由，但「到頭來卻成了旅遊和休閒」。火車對紅衛兵免費，吃住有招待。「無頭緒、無目的……我興奮莫名。」
於已經開始在博客中寫她的過去，為了反思。她說：「我都快60歲了，沒有多少時間想好再寫。」但她努力把那場暴力理出頭緒，但很少有朋友想討論這個問題。她認為，「最活躍的紅衛兵往往是家庭有『政治』問題的，試圖證明他們與家庭劃清界限」。「每次我們相聚時，我都注意那個最殘忍的人。其中一位告訴我，闖進房屋砸東西打人使他感到興奮，有為所欲為、掌控一切都快感，是正義的行動。」
周理音憶亡父周西蒙
周是當代中國成功人士的典範。她6年前從美國回來，希望從中國的改革中獲益。她的公司銷售蛋糕和甜點，以北京的精英為顧客群。然而她生命中有個缺憾讓她刻骨銘心，「我不知道填補這一缺憾會出現什麼後果，我也許會變成另一個人。」
徐的工作室的牆上掛著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的肖像，那就是她的父親周西蒙，在她幾個月大的時候就被帶走了。周西蒙在被關押中自殺身亡，年僅27歲。她說：「畫像就像一段記憶，他就像是凍結在那個時代。」
她從少數照片和母親的訴說中了解到父親是一個聰明、自信、有能力的人，也許太有才了。周說：「我的母親說，他太優秀了，無論做什麼都盡善盡美，他在班上一直名列前矛，母親說他自殺的原因是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大的挫折。我認為他已經達到了他所能掌控的極限，覺得事情已經無法改變，你首先得否定自己，然後才能否定你的家人和朋友，我想，當他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就把它終結了。」
周西蒙的家族源遠流長，祖上或是地主或是學者，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古生物學家，活躍在美國和台灣。但在「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優越的家世卻拖累了他。他所有的過錯是他曾提的「一些非常小的意見」被抓住了把柄，從而被抓，關在北京郊外的一個村莊，他被埋在鐵道邊，他死去的地點。
徐也畫了周西蒙的母親，也是一位文革受難者，她沉浸的喪子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在兒子死亡幾年後自殺。
毛澤東死後，中共開始改革開放，周理音和她的母親移居香港，後來到了美國。因前十幾年的頻繁搞運動，她的朋友也急於出走，但怕心讓他們沒有成行。「他們吩咐一件事，你去做了，然後他們會說你們這些人去坐牢吧，那是因為你們本性的展現的。」
後來她的父親稀里糊塗地被平了反。周說：「我沒覺得怎麼苦澀或憤怒，我為他感到難過，他錯過了那麼多。」周現在42歲，有兩個女兒。
她希望下一代能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我不認為他們會真正知道、理解，甚至談論這場運動。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經歷了什麼，失去了什麼，這一點很重要。」
中國現代建築之父梁思成的遺孀林洙
當梁思成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時，他被嚇壞了，甚至不敢直視妻子。林洙當時在農村勞動，得知這個消息後趕回家。
83歲的林洙邊拿紙巾擦著淚水邊回憶到：「他說：『我每天都在等著你、念著你，但又怕見到你。』」她的丈夫預料到了那可怕的後果。那時中國最高學府之一的北京清華大學已經貼滿了批判教授們的大字報。
林說：「那時候，我還以為這會像烏雲一樣很快過去，沒有意識到它將籠罩中國長達10年。」當烏雲散去，梁已經死了，天長日久「批鬥會」對他的羞辱、紅衛兵毆打和寒冷、潮濕的家庭居住環境摧殘了他的健康。
林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萬人為何參與這樣殘酷的運動。她說，迫害梁的有一些是被迫參加的，其他是嫉妒他的成功。批鬥他的大多是青年學生，都不知道他的想法，對熱愛教學的她的丈夫來說，這是最痛苦的。
「他一封一封地寫著悔過書，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最重的『罪行』是他受到過『資本主義的教育』，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建築設計是什麼，你還不敢問。」
隨著運動的升級，林認為會被要求加入其中，「我想我可能會被紅衛兵毆打致死，也許我的孩子們會拋棄我，我的朋友們和我保持距離，但我不明白梁思成做錯了什麼，我不能違背我的良心離開他。」
他們一起經歷6年強制學習毛主義和遭受每次長達幾小時的批鬥。林回憶說：「因為學習和批鬥持續一整天，大腦都變木了，一般不會挨打，但有時他們會上門打我們。」
直到梁病得臥床不起，這種折磨才得以停止。他於1972年去世，終年70歲。
在以後的幾年中，林曾與迫害她丈夫的人一起工作過，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悄悄地道了歉。她不怪迫於壓力攻擊他人的個體，雖然她確信自己不會那麼做，她甚至認為那些年對她的成熟不無幫助。她說：「無論發生什麼、遇到什麼，我不會再害怕，苦難讓我更加堅強、讓我思索。」
但她擔心，中國知識分子永無恢復元氣之日，她擔心中國可能還會出現類似這樣的運動。「許多人擔心我們能否避免今後類似的災難。歷史不會原封不動地重演……但某種程度的重演是可能的。」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