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斗老师，朋友之间互斗……现在，艺术家徐唯辛把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形像都搬上了画布。
《卫报》报导，对徐唯辛来说，他画的第一幅画肖像画最为印象深刻。那是1966年，徐当时8岁，当他得知他可亲的年轻老师竟然是地主的女儿时，感到震惊，因为地主是阶级敌人。他非常愤怒，他画了一幅丑化老师的漫画贴在黑板上。当刘老师走进教室看到后，“她脸色一下子失去血色，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不能不感到害怕。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在整个中国，教师、地主成分和知识分子是被侮辱、殴打甚至杀害的对象，他们遭受被革命热情煽动起来的邻居、同事和学生的围攻，朋友、子女和配偶反目成仇。
10年后混乱平息时，大约有3,600万人受到迫害，死在农村的至少有75万人。红卫兵砸毁寺庙、焚烧书籍和捣毁历史文物。高校停课，学生数年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甚至连共产党的历史学家都称这是场浩劫。但这种盖棺定论式的简单武断说法旨在阻止争论。10年文革也对当今中国具有深刻影响，这也是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政治却是一潭死水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人说，文革导致个人主义盛行──这方面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禁忌。
徐现年53岁，是敢于正视自己国家过去的少数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的人物面孔被绘制成巨大的黑白肖像，堆放在他在北京的工作室里，每幅有2.5 米高，他们各具特色、引人注目。单色黑白油彩与60年代宣传钟情的扎眼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徐这些油画的角色有些是受害者，有些是施暴者，也有很多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既有毛泽东和他的臭名昭著的妻子江青，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和红卫兵。艺术家用5年时间才完成这一系列100多幅画，但为此作准备却耗费了作者此前的一生。徐说：“我觉得它们起源于我画的第一幅肖像。我感到‘那样对待老师’是有罪的，但也有助于我领悟：你身边对你好的人有可能会突然与你反目成仇。”
建设性的破坏将清除旧的习惯和思想，正是基于该理论，中国由此陷入斗争中；更是由于灾难性的大跃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倒台促使毛泽东急于消除对手和批评者，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是许多不得善终的人之一。
暴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的边远地区也未能幸免。鼓励青少年攻击他们的同胞，多个观察员把其类比《蝇王》中的无政府状态。
徐说：“想起来活灵活现，我记得所有的示威游行和批斗会，人们撕碎画像和砸烂佛像。起初，人们用砖头、木棒和金属棒打人，夜间可以听到枪声，人被殴打致死。”他所在的家乡新疆受到的影响远远不是最严重的，在重庆，敌对派系斗争动用了大炮和坦克，广西有吃人肉的记录。受害者被斥为“牛鬼蛇神”。徐的态度是一视同仁，没有丑化施暴者，用中立的眼光看待每个人物。他说：“即使他们是坏人，他们仍然是人，我必须尊重他们。”
当时是个孩子，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回想起来，运动不只是可怕的，而且往往是荒唐可笑的偏执，是人们想到的阴谋诡计中最“邪恶”的表现，正如《毛的最后革命》中提到，即使一些核心成员似乎没有意识到邪恶的存在。
毫无疑问，中共目前的高层领导人明白那场运动的破坏性，其中几人他们的父母受到过迫害，甚至迫害至死。但是，更全面地清算这场运动和毛泽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将有可能削弱党的政权。
徐说：“这段不算短的历史在教科书中一句话就概括了，不可以展开讨论。”他认为在过去的10年更难以谈论文革。
他的几幅肖像画作几年前在北京展出过，但他并不指望在大陆还会有展览，他只是希望更多人注意到他所做的，从而反思自己的经历。“大多数人把文化大革命归咎于‘四人帮’，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用漫画丑化老师、当时8岁的他本人。徐说，刘老师无恙度过那10年，使他稍解内疚，但是，“我当然难辞其咎，只是责任大小的问题。”
原红卫兵于向真的自白
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又重现当时的憧憬、热情，在那个秋天无忧无虑地与小伙伴坐火车串联，同时还伴随着羞耻和面对一个要水喝、正在倒气的浴血男子的恐惧。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14岁的于向真充满理想，是红卫兵团体的最早成员之一。她说：“我们被教导说毛主席比我们的父母还亲，他对我来说就像上帝一样。”她看到同学训斥和羞辱老师、薅老师头发往上倒胶水时，还看到她的同龄人殴打“资本家”和“右派”，她开始觉着不对劲，产生疑问，但“我仍然认为那是正确的，因为我所听到都是我们需要打破旧世界、从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说法”。
“我不认为这些人应该被殴打……‘但因拒绝参与’我觉得真的很没用，这很没面子。”
她说然后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情，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她无疑还受到那场惊吓的影响，叙述中尖声嘶鸣。她说：“当时很黑，我站在路边等朋友， 我听到有人有气无力地要水喝，发现一名男子从篮球场向我爬来，他满身是血，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我吓坏了，然后我看到篮球场上几乎躺满了尸体。”那都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然而，那些少年对那个恐怖的时代和其中所发生的是却感到兴高采烈。目睹暴行几小时后，于已经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他们开始串联，以传播“红色恐怖万岁”思想为由，但“到头来却成了旅游和休闲”。火车对红卫兵免费，吃住有招待。“无头绪、无目的……我兴奋莫名。”
于已经开始在博客中写她的过去，为了反思。她说：“我都快60岁了，没有多少时间想好再写。”但她努力把那场暴力理出头绪，但很少有朋友想讨论这个问题。她认为，“最活跃的红卫兵往往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试图证明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每次我们相聚时，我都注意那个最残忍的人。其中一位告诉我，闯进房屋砸东西打人使他感到兴奋，有为所欲为、掌控一切都快感，是正义的行动。”
周理音忆亡父周西蒙
周是当代中国成功人士的典范。她6年前从美国回来，希望从中国的改革中获益。她的公司销售蛋糕和甜点，以北京的精英为顾客群。然而她生命中有个缺憾让她刻骨铭心，“我不知道填补这一缺憾会出现什么后果，我也许会变成另一个人。”
徐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的肖像，那就是她的父亲周西蒙，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走了。周西蒙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年仅27岁。她说：“画像就像一段记忆，他就像是冻结在那个时代。”
她从少数照片和母亲的诉说中了解到父亲是一个聪明、自信、有能力的人，也许太有才了。周说：“我的母亲说，他太优秀了，无论做什么都尽善尽美，他在班上一直名列前矛，母亲说他自杀的原因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大的挫折。我认为他已经达到了他所能掌控的极限，觉得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你首先得否定自己，然后才能否定你的家人和朋友，我想，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就把它终结了。”
周西蒙的家族源远流长，祖上或是地主或是学者，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活跃在美国和台湾。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优越的家世却拖累了他。他所有的过错是他曾提的“一些非常小的意见”被抓住了把柄，从而被抓，关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他被埋在铁道边，他死去的地点。
徐也画了周西蒙的母亲，也是一位文革受难者，她沉浸的丧子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在儿子死亡几年后自杀。
毛泽东死后，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周理音和她的母亲移居香港，后来到了美国。因前十几年的频繁搞运动，她的朋友也急于出走，但怕心让他们没有成行。“他们吩咐一件事，你去做了，然后他们会说你们这些人去坐牢吧，那是因为你们本性的展现的。”
后来她的父亲稀里糊涂地被平了反。周说：“我没觉得怎么苦涩或愤怒，我为他感到难过，他错过了那么多。”周现在42岁，有两个女儿。
她希望下一代能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我不认为他们会真正知道、理解，甚至谈论这场运动。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现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的遗孀林洙
当梁思成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时，他被吓坏了，甚至不敢直视妻子。林洙当时在农村劳动，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回家。
83岁的林洙边拿纸巾擦着泪水边回忆到：“他说：‘我每天都在等着你、念着你，但又怕见到你。’”她的丈夫预料到了那可怕的后果。那时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清华大学已经贴满了批判教授们的大字报。
林说：“那时候，我还以为这会像乌云一样很快过去，没有意识到它将笼罩中国长达10年。”当乌云散去，梁已经死了，天长日久“批斗会”对他的羞辱、红卫兵殴打和寒冷、潮湿的家庭居住环境摧残了他的健康。
林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万人为何参与这样残酷的运动。她说，迫害梁的有一些是被迫参加的，其他是嫉妒他的成功。批斗他的大多是青年学生，都不知道他的想法，对热爱教学的她的丈夫来说，这是最痛苦的。
“他一封一封地写着悔过书，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最重的‘罪行’是他受到过‘资本主义的教育’，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建筑设计是什么，你还不敢问。”
随着运动的升级，林认为会被要求加入其中，“我想我可能会被红卫兵殴打致死，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抛弃我，我的朋友们和我保持距离，但我不明白梁思成做错了什么，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离开他。”
他们一起经历6年强制学习毛主义和遭受每次长达几小时的批斗。林回忆说：“因为学习和批斗持续一整天，大脑都变木了，一般不会挨打，但有时他们会上门打我们。”
直到梁病得卧床不起，这种折磨才得以停止。他于1972年去世，终年70岁。
在以后的几年中，林曾与迫害她丈夫的人一起工作过，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悄悄地道了歉。她不怪迫于压力攻击他人的个体，虽然她确信自己不会那么做，她甚至认为那些年对她的成熟不无帮助。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遇到什么，我不会再害怕，苦难让我更加坚强、让我思索。”
但她担心，中国知识分子永无恢复元气之日，她担心中国可能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运动。“许多人担心我们能否避免今后类似的灾难。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但某种程度的重演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