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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今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 禍害至今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的通知,並規定它負責「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工作。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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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5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立,標誌著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自此以後中國進入了10年文化浩劫之中。然而,33年後的1999年7月,當時的黨魁江澤民也倣傚毛澤東成立了「中央610辦公室」開始了對法輪功已經長達13年的迫害。「610辦」的罪惡以及其迫害手段的隱蔽性、持久性和廣泛性,遠非「中央文革小組」所能比擬的。其最終的結局是將中共自己拖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世界上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在奪取政權之後,都是通過內鬥和清洗徹底顛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來達到建立「共產黨文化」的目的,無一例外。但是,像中共這樣全面、系統、精細地橫掃素有神傳文化之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在全世界所有曾經的共產黨國家裏,絕無僅有。但時至今日,我們看到,中共還是沒有達到其目的,中華神傳文化正在世界各地弘傳,並最終將回歸華夏大地。

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黨魁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這樣一個以殘酷內鬥的形式,挑動戰友之間、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朋友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等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並試圖徹底清除中國傳統文化,給當時的華夏大地帶來了血雨腥風般的恐怖。

1966年5月28日,中共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規定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並負責「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工作。文革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姚文元等。這個小組後來成為「文革」的最高指揮機構,直接受中共黨魁毛澤東操控。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7年2月以後,中央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文革結束之後,儘管在當時胡耀邦的主持下,對文革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平反,但由於鄧小平及中共極左派的阻撓,並沒有對文革產生的根源進行反思,導致了中共極左派的一次次反撲,直至1989年對「六四」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和由「中央610辦公室」主導的、自1999年7月開始到目前還在進行的對法輪功長達13年的殘酷迫害。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背景

1964年夏天,中共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這個「五人小組」起初並沒有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一直只稱為「五人小組」。

1965年底,在毛和江青的策劃下,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出籠了。針對該文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大討論,五人小組起草了一篇《匯報提綱》,正式名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也稱《二月提綱》,毛假裝同意並印發全黨。

江青在文革中,接見唱樣板戲的演員。
江青在文革中,接見唱樣板戲的演員。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並隨後發出了《五一六通知》。《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陳伯達,參與者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文革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姚文元等。

這個《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通知》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中央文革小組」的運作

自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推進,權利也逐漸擴大。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中央文革小組」僅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共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

在當時,「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並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文革之後海內外學者研究發現,周恩來是幫助毛發動文革的主要推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而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

海外學者司馬清揚在其《試論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中,就曾分析說,周恩來對江青是大力吹捧的,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是大力支持的。首先,周恩來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其次周恩來除了在宣傳江青上十分賣力氣,還當面奉承當眾江青。張春橋都曾批評周恩來,打倒所有幹部其實是周恩來搞的。

周恩來在文革中
周恩來在文革中

此事完全表明,雖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所倚重的兩駕馬車,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來比中央文革更左。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相反,江青時常對周恩來非常尊重。自然,周恩來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

中共元老之一的徐向前曾回憶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 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周恩來在文革的一次與紅衛兵的談話中,也曾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

貽害無窮的「中央文革小組」

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兩駕馬車的鼎力支持下, 在中國大陸開始了腥風血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

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 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

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與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

當時,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後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沒有真正反思文革產生的根源和毛澤東的罪行,只是將毛澤東依靠的兩架馬車中的一駕——「中央文革小組」拋出去批倒批臭,而另一駕馬車——周恩來卻被樹為「偉光正」的光輝形象。

辛灝年在《太陽最紅的年代》的系列演講中也認為,中共根本沒有徹底否定文革。 他分析說,他一是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二是更不能徹底否定共產黨。因為否定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就連他們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實際上,是把文革藏進了保險箱裡面。不是 「不願顯寶」,而是「不敢顯寶」。

中央「610辦公室」 的罪惡遠超「中央文革小組」

正因為文革結束之後,並沒有對中共和毛的罪行進行反思,產生文革的土壤、機制和思想意識根本就沒有動,因此才導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以陳雲、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李鵬等為代表的中共極左派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撲,他們對中華民族所帶來的傷害絲毫不亞於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982年發動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廢黜胡耀邦,到1989年的「六四」對學生的血腥屠殺和趙紫陽的被關押,中共的極左派得到了徹底翻身。

鎮壓「六四」有功的江澤民以上台之後,大力實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加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文革的思維模式進一步膨脹,到1999年,江澤民再一次採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並倣傚毛澤東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方式成立了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之上的「中央610辦公室」。

1999年6月10日,江澤民成立了「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下設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外稱「中央610辦公室」)。2000年9月,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成立,與中央610辦公室合署辦公。兩者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

資深時事評論員歐陽非在《「610辦公室」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異同》一文中分析說,「610辦」與「文革小組」性質和功能是一樣的。文革有個《公安六條》,「610辦」也有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610辦」利用媒體搞的誹謗宣傳簡直就是文革翻版,不過是因為現在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610辦」造謠攻擊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是「文革小組」所望塵莫及。

歐陽非認為,「中央610辦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組」相比具有隱蔽性、原罪行和持久性。

隱蔽性 「文革小組」幹甚麼基本上都是公開的,都是有「革委會」文件的。而「六610辦」幹甚麼總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發正式文件,而是口頭或者電話通知。「不讓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對於法輪功學員的訴訟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釋」等等,這些傷天害理的迫害政策,並沒有見諸報端和文件。從這一點看,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陰毒了。

《活摘器官的罪惡》,董錫強,油畫,54×54英吋,2007年。(大紀元資料庫)
《活摘器官的罪惡》,董錫強,油畫,54×54英吋,2007年。(大紀元資料庫)

原罪性 「文革小組」是砸爛「公檢法」,把原來的公檢法系統的人員掛上罪名直接打倒,靠邊站。公檢法系統原來的人馬可以說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 而「610辦」幹的事情,卻恰恰相反。領導「610辦」的中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司」,使得「610辦」能把「公檢法司」整個系統調動起來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公檢法司」本身成為了這場迫害的中堅執行力量。「公檢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惡者。這個性質就與文革的「靠邊站」大不一樣。 「610辦」是把整個公檢法都直接捲入到了這場迫害中,讓執法者直接變成違法者,把公檢法變成了原罪擁有者。如何恢復法制?這才是對國家法律體系的徹底打擊。

持久性 「原罪性」也決定了能持續的時間長短。「文革小組」時間不長,就是因為公檢法被靠邊站,弄得天下大亂。「中央文革小組」從1966年5月設立,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自動撤去,歷時不過三年。 但是,整個公檢法直接參與迫害,要停下來就不容易,因為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維持迫害。 「610辦」從1999年6月10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為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存在。江澤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從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別把「政法委」書記升格到常委級別,把迫害法輪功的幾個元兇,包括羅幹、周永康等人塞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換句話說,江澤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國家機器攪動起來迫害法輪功,力度、廣度都遠超「文革」,整個公檢法系統被挾持成為迫害的直接執行者,原罪擁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續至今。

中共從其成立之日,一直到今天其本質從來就沒有變過。人們都有一個感覺,對法輪功迫害一開始,人們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現。事實上正是如此。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要發動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其他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並不怎麼認同的話,在既有體系下自然也難以搞起來。

毛澤東能把文革搞起來,江澤民能把迫害法輪功搞起來,手法都是一個,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駕於原有的法律體系,以獨裁者的淫威,要挾他人站隊,順者陞官發財,逆者淘汰出局。毛澤東是建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來架空原來的領導機構,砸爛「公檢法」,把文革之火燒到了全中國;江澤民則是如法炮製,建立「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又稱610辦公室),利用「政法委」這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黨務機構,把對法輪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

這樣做的終極後果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掌握「公檢法司」以及武警部隊的周永康政法委系統已經成為「第二權力中央」,並將對法輪功無法無天的迫害方式推向了全國,打著「維穩」的幌子,成為禍亂全國的最不穩定因素,並將中共也帶入了萬劫不復的崩潰境地。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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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8 11: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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