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立，標誌著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自此以後中國進入了10年文化浩劫之中。然而，33年後的1999年7月，當時的黨魁江澤民也倣傚毛澤東成立了「中央610辦公室」開始了對法輪功已經長達13年的迫害。「610辦」的罪惡以及其迫害手段的隱蔽性、持久性和廣泛性，遠非「中央文革小組」所能比擬的。其最終的結局是將中共自己拖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世界上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在奪取政權之後，都是通過內鬥和清洗徹底顛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來達到建立「共產黨文化」的目的，無一例外。但是，像中共這樣全面、系統、精細地橫掃素有神傳文化之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在全世界所有曾經的共產黨國家裏，絕無僅有。但時至今日，我們看到，中共還是沒有達到其目的，中華神傳文化正在世界各地弘傳，並最終將回歸華夏大地。
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黨魁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這樣一個以殘酷內鬥的形式，挑動戰友之間、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朋友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等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並試圖徹底清除中國傳統文化，給當時的華夏大地帶來了血雨腥風般的恐怖。
1966年5月28日，中共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規定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並負責「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工作。文革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姚文元等。這個小組後來成為「文革」的最高指揮機構，直接受中共黨魁毛澤東操控。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7年2月以後，中央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文革結束之後，儘管在當時胡耀邦的主持下，對文革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平反，但由於鄧小平及中共極左派的阻撓，並沒有對文革產生的根源進行反思，導致了中共極左派的一次次反撲，直至1989年對「六四」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和由「中央610辦公室」主導的、自1999年7月開始到目前還在進行的對法輪功長達13年的殘酷迫害。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背景
1964年夏天，中共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這個「五人小組」起初並沒有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一直只稱為「五人小組」。
1965年底，在毛和江青的策劃下，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出籠了。針對該文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大討論，五人小組起草了一篇《匯報提綱》，正式名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也稱《二月提綱》，毛假裝同意並印發全黨。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並隨後發出了《五一六通知》。《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陳伯達，參與者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文革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姚文元等。
這個《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通知》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中央文革小組」的運作
自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推進，權利也逐漸擴大。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中央文革小組」僅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共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
在當時，「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並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文革之後海內外學者研究發現，周恩來是幫助毛發動文革的主要推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並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而是毛澤東手下兩大剛柔並濟的政治利器。
海外學者司馬清揚在其《試論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中，就曾分析說，周恩來對江青是大力吹捧的，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是大力支持的。首先，周恩來在樹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上不遺餘力。其次周恩來除了在宣傳江青上十分賣力氣，還當面奉承當眾江青。張春橋都曾批評周恩來，打倒所有幹部其實是周恩來搞的。
此事完全表明，雖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所倚重的兩駕馬車，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來比中央文革更左。江青對周恩來也並不都是飛揚跋扈，相反，江青時常對周恩來非常尊重。自然，周恩來也報之以桃李。不僅對江青，連對張春橋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
中共元老之一的徐向前曾回憶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積極響應和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 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來的。
周恩來在文革的一次與紅衛兵的談話中，也曾坦言：「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
貽害無窮的「中央文革小組」
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兩駕馬車的鼎力支持下， 在中國大陸開始了腥風血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
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 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
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與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
當時，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後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沒有真正反思文革產生的根源和毛澤東的罪行，只是將毛澤東依靠的兩架馬車中的一駕——「中央文革小組」拋出去批倒批臭，而另一駕馬車——周恩來卻被樹為「偉光正」的光輝形象。
辛灝年在《太陽最紅的年代》的系列演講中也認為，中共根本沒有徹底否定文革。 他分析說，他一是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二是更不能徹底否定共產黨。因為否定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就連他們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實際上，是把文革藏進了保險箱裡面。不是 「不願顯寶」，而是「不敢顯寶」。
中央「610辦公室」 的罪惡遠超「中央文革小組」
正因為文革結束之後，並沒有對中共和毛的罪行進行反思，產生文革的土壤、機制和思想意識根本就沒有動，因此才導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以陳雲、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李鵬等為代表的中共極左派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撲，他們對中華民族所帶來的傷害絲毫不亞於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982年發動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廢黜胡耀邦，到1989年的「六四」對學生的血腥屠殺和趙紫陽的被關押，中共的極左派得到了徹底翻身。
鎮壓「六四」有功的江澤民以上台之後，大力實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加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文革的思維模式進一步膨脹，到1999年，江澤民再一次採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並倣傚毛澤東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方式成立了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之上的「中央610辦公室」。
1999年6月10日，江澤民成立了「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下設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外稱「中央610辦公室」）。2000年9月，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成立，與中央610辦公室合署辦公。兩者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
資深時事評論員歐陽非在《「610辦公室」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異同》一文中分析說，「610辦」與「文革小組」性質和功能是一樣的。文革有個《公安六條》，「610辦」也有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610辦」利用媒體搞的誹謗宣傳簡直就是文革翻版，不過是因為現在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610辦」造謠攻擊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是「文革小組」所望塵莫及。
歐陽非認為，「中央610辦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組」相比具有隱蔽性、原罪行和持久性。
隱蔽性 「文革小組」幹甚麼基本上都是公開的，都是有「革委會」文件的。而「六610辦」幹甚麼總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發正式文件，而是口頭或者電話通知。「不讓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對於法輪功學員的訴訟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釋」等等，這些傷天害理的迫害政策，並沒有見諸報端和文件。從這一點看，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陰毒了。
原罪性 「文革小組」是砸爛「公檢法」，把原來的公檢法系統的人員掛上罪名直接打倒，靠邊站。公檢法系統原來的人馬可以說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 而「610辦」幹的事情，卻恰恰相反。領導「610辦」的中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司」，使得「610辦」能把「公檢法司」整個系統調動起來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公檢法司」本身成為了這場迫害的中堅執行力量。「公檢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惡者。這個性質就與文革的「靠邊站」大不一樣。 「610辦」是把整個公檢法都直接捲入到了這場迫害中，讓執法者直接變成違法者，把公檢法變成了原罪擁有者。如何恢復法制？這才是對國家法律體系的徹底打擊。
持久性 「原罪性」也決定了能持續的時間長短。「文革小組」時間不長，就是因為公檢法被靠邊站，弄得天下大亂。「中央文革小組」從1966年5月設立，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自動撤去，歷時不過三年。 但是，整個公檢法直接參與迫害，要停下來就不容易，因為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維持迫害。 「610辦」從1999年6月10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為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存在。江澤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從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別把「政法委」書記升格到常委級別，把迫害法輪功的幾個元兇，包括羅幹、周永康等人塞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換句話說，江澤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國家機器攪動起來迫害法輪功，力度、廣度都遠超「文革」，整個公檢法系統被挾持成為迫害的直接執行者，原罪擁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續至今。
中共從其成立之日，一直到今天其本質從來就沒有變過。人們都有一個感覺，對法輪功迫害一開始，人們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現。事實上正是如此。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要發動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其他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並不怎麼認同的話，在既有體系下自然也難以搞起來。
毛澤東能把文革搞起來，江澤民能把迫害法輪功搞起來，手法都是一個，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駕於原有的法律體系，以獨裁者的淫威，要挾他人站隊，順者陞官發財，逆者淘汰出局。毛澤東是建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來架空原來的領導機構，砸爛「公檢法」，把文革之火燒到了全中國；江澤民則是如法炮製，建立「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又稱610辦公室），利用「政法委」這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黨務機構，把對法輪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
這樣做的終極後果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掌握「公檢法司」以及武警部隊的周永康政法委系統已經成為「第二權力中央」，並將對法輪功無法無天的迫害方式推向了全國，打著「維穩」的幌子，成為禍亂全國的最不穩定因素，並將中共也帶入了萬劫不復的崩潰境地。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