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鍾伶編譯）一年半之前，傑夫‧莫耶（Jeff Moyer）捐出了一個腎。這個事件使得他的生命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如同大多數的手術病人，莫耶術後醒來時覺得渾身發疼；雖然醫療人員事先已經向他說明術後疼痛是正常的，並告訴他幾個星期之後他就能下床不需醫療照顧了。但是好幾個月過去，他的疼痛一直沒有消失。
莫耶說，至今他還是每天感覺疼痛，並且目前似乎比當時更加疼痛一倍以上，這影響到他的工作能力及人際關係，然而醫生卻只是告訴他找不出任何失誤。莫耶認為他沒有受到「人」一般的尊重對待，感覺像是被視為活著的殭屍。
器捐者的風險未受重視
薇琪‧楊（Vicky Young）的遭遇也是類似，她數年前捐了一個腎給朋友，但是現在卻發現慢性腎臟病已經第三期。她說移植手術過後左腿就麻木無知覺、鼠蹊部併發症以及疼痛也一直不斷。
醫療人員曾經對她提示手術後可能發生肺炎、血液凝塊或甚至死亡。她原以為只要沒有感染肺炎、沒有發生血凝塊，就能很快痊癒出院；然而數年來她花費了大約15,000美元，自費醫治移植手術造成的神經損傷等併發症狀。
絕大多數器官移植的捐贈者都像傑夫‧莫耶以及薇琪‧楊一樣，他們未被充分告知可能的術後症狀，也沒有準備好之後的龐大醫療費用。他們感覺整個器官移植系統都只著重器官接受者的生命延續，忽略了捐贈者的權益與照護。近60年以來超過100,000人進行過腎臟移植手術，大部分的人數星期之後就回復原來的生活軌道，然而他們術後的一些併發症後遺症卻沒有人追蹤或關心。
活體腎臟捐贈移植手術自1950年代就有成功案例，但一直到2006年才有美國聯合器官分享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開始要求各移植中心回報捐贈者的健康狀況；而另一個器官勸募移植網絡（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卻發佈其調查結果稱，移植中心平均一年內遺失超過1/3的捐贈者資料，兩年內遺失近2/3的捐贈者資料，少有移植中心回報器捐者臨床實驗的結果，甚至有些移植中心完全不回報任何訊息。
醫療體系的道德缺失
曾經擔任護士的多娜‧琉可（Donna Luebke）於1994年也曾經捐腎給姊妹，目前她的工作是獨立的器捐倡議者。她認為醫療體系不願追蹤瞭解器捐者的術後狀況，這是無法理解也不被接受的。她說器捐者未被充分告知所有的資訊而獨自承擔所有的風險，這是醫療體系的道德缺失。她說：「移植中心不能老是說捐贈者健康無虞，因為實際上它們並不真的知道。」
芝加哥大學生物倫常道德科教授暨執業醫師萊妮‧羅絲（Lainie Friedman Ross）也為追蹤保存器捐者的資訊四處演講。她認為這是道德上的需求，何況每個人面對的風險不同，年幼者或少數族裔或許有較大的移植失敗的機率。
羅絲醫師說：「我並不是反對老年人、體重超重者、高血壓患者捐贈器官，而是呼籲應告知器捐者更明確的可能面對的處境，不只是一般說來失敗案例僅是2/1,000的機率等等這樣的含糊說辭。而且有些後遺症數年之後才會表現出來，只有藉著資料的追蹤保存才能夠明瞭。」
美國活體器官捐贈者網絡（Living Organ Donor Network）曾經推出一張保單，它含括追蹤器捐者的健康狀況而僅收取一次性費用550美元，然推出逾12年以來少有器捐者知道這個訊息。
一位腎臟專家湯瑪斯‧麥昆（Thomas McCune）曾經發佈一項調查結果聲稱：平均約每260個器官移植手術案例中僅6件會有健康保險支援器捐者醫療費用（佔2.3％）。因為醫界害怕這些機率不高但可能實際發生的風險，例如死亡，把器捐者嚇跑了。
器捐者善念可佩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受訪的器捐者都表示並不後悔將器官捐贈給別人，他們都表示只是希望醫療體系能夠有所改進。如莫耶就說了：「移植手術是科技的奇蹟，只要想著我的腎臟可以延續另一個人的生命，我所受的苦就值得了。那是我生命中所做的最重大決定之一，若再一次選擇，我仍舊會這麼做。」
（責任編輯：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