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钟伶编译）一年半之前，杰夫‧莫耶（Jeff Moyer）捐出了一个肾。这个事件使得他的生命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如同大多数的手术病人，莫耶术后醒来时觉得浑身发疼；虽然医疗人员事先已经向他说明术后疼痛是正常的，并告诉他几个星期之后他就能下床不需医疗照顾了。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他的疼痛一直没有消失。
莫耶说，至今他还是每天感觉疼痛，并且目前似乎比当时更加疼痛一倍以上，这影响到他的工作能力及人际关系，然而医生却只是告诉他找不出任何失误。莫耶认为他没有受到“人”一般的尊重对待，感觉像是被视为活着的僵尸。
器捐者的风险未受重视
薇琪‧杨（Vicky Young）的遭遇也是类似，她数年前捐了一个肾给朋友，但是现在却发现慢性肾脏病已经第三期。她说移植手术过后左腿就麻木无知觉、鼠蹊部并发症以及疼痛也一直不断。
医疗人员曾经对她提示手术后可能发生肺炎、血液凝块或甚至死亡。她原以为只要没有感染肺炎、没有发生血凝块，就能很快痊愈出院；然而数年来她花费了大约15,000美元，自费医治移植手术造成的神经损伤等并发症状。
绝大多数器官移植的捐赠者都像杰夫‧莫耶以及薇琪‧杨一样，他们未被充分告知可能的术后症状，也没有准备好之后的庞大医疗费用。他们感觉整个器官移植系统都只着重器官接受者的生命延续，忽略了捐赠者的权益与照护。近60年以来超过100,000人进行过肾脏移植手术，大部分的人数星期之后就回复原来的生活轨道，然而他们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后遗症却没有人追踪或关心。
活体肾脏捐赠移植手术自1950年代就有成功案例，但一直到2006年才有美国联合器官分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开始要求各移植中心回报捐赠者的健康状况；而另一个器官劝募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却发布其调查结果称，移植中心平均一年内遗失超过1/3的捐赠者资料，两年内遗失近2/3的捐赠者资料，少有移植中心回报器捐者临床实验的结果，甚至有些移植中心完全不回报任何讯息。
医疗体系的道德缺失
曾经担任护士的多娜‧琉可（Donna Luebke）于1994年也曾经捐肾给姊妹，目前她的工作是独立的器捐倡议者。她认为医疗体系不愿追踪了解器捐者的术后状况，这是无法理解也不被接受的。她说器捐者未被充分告知所有的资讯而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这是医疗体系的道德缺失。她说：“移植中心不能老是说捐赠者健康无虞，因为实际上它们并不真的知道。”
芝加哥大学生物伦常道德科教授暨执业医师莱妮‧罗丝（Lainie Friedman Ross）也为追踪保存器捐者的资讯四处演讲。她认为这是道德上的需求，何况每个人面对的风险不同，年幼者或少数族裔或许有较大的移植失败的概率。
罗丝医师说：“我并不是反对老年人、体重超重者、高血压患者捐赠器官，而是呼吁应告知器捐者更明确的可能面对的处境，不只是一般说来失败案例仅是2/1,000的概率等等这样的含糊说辞。而且有些后遗症数年之后才会表现出来，只有借着资料的追踪保存才能够明了。”
美国活体器官捐赠者网络（Living Organ Donor Network）曾经推出一张保单，它含括追踪器捐者的健康状况而仅收取一次性费用550美元，然推出逾12年以来少有器捐者知道这个讯息。
一位肾脏专家汤玛斯‧麦昆（Thomas McCune）曾经发布一项调查结果声称：平均约每260个器官移植手术案例中仅6件会有健康保险支援器捐者医疗费用（占2.3％）。因为医界害怕这些概率不高但可能实际发生的风险，例如死亡，把器捐者吓跑了。
器捐者善念可佩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受访的器捐者都表示并不后悔将器官捐赠给别人，他们都表示只是希望医疗体系能够有所改进。如莫耶就说了：“移植手术是科技的奇迹，只要想着我的肾脏可以延续另一个人的生命，我所受的苦就值得了。那是我生命中所做的最重大决定之一，若再一次选择，我仍旧会这么做。”
（责任编辑：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