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08日訊】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務委員、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任馬達欽主教在上海佘山修院「被避靜」了。無獨有隅，這件事令人想起五十五年之前差不多在現在同一時間段內發生的性質相同的天津市趙振亞主教「被右派」事件。
趙振亞主教「被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間，正值毛澤東、鄧小平搞陽謀抓右派的高潮，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配合反右運動，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題便是劃清與梵蒂岡的關係，大抓天主教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趙振亞主教率領天津教區代表團參加。
趙振亞（一九○二──一九七六），天津市人。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學校，一九二五年加入天津小修道院，後入北平文聲學院（即大修道院）。一九三一年升為神父，一九四五年起任靜海教區宗教代理人。
天主教自一八四七年開始傳入天津，一八六二年底天津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當時天津是義和團的中心地區，天主教會受到沉重打擊。事件平息後，天津天主教徒猛增至三萬多人。一九四六年羅馬梵蒂岡教廷宣佈在中國正式建立聖統制，天津代牧區升格為天津教區。一九五一年前主教均為法籍神父，韓戰爆發後中共驅逐外籍神職人員，天津教區主教一職位居要津，中共極力爭取讓「自己人」控制教區。
外籍神職人員被驅逐後，暫由副主教趙振亞代理主教一職。一九五三年二月，羅馬教廷正式任命趙振亞為天津教區署理主教，這時天津教區擁有教徒十萬人左右。中共積極拉攏這位由羅馬教廷正式任命的主教，向他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列為統戰對象，委以天津市人大代表之職。在以抓右派為目的的愛國會代表大會上，中共逼迫他表態與羅馬教廷劃清界限，脫離梵蒂岡。趙振亞當時被脅迫表示要擺脫梵蒂岡控制，受到中共宗教事務局的熱烈歡迎。
回到天津，趙振亞立即反悔。他在九月底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儀式上宣稱：「人有了罪就要承認罪，有了錯就應該改錯。大家都看了報紙，我在北京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回來以後，心裡很不安。現在，在上主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認錯誤。」
關於服從梵蒂岡教宗問題，趙振亞表示：「我不服從教宗是不對的，我如不服從教宗，神父和教眾都不服從我了。」對於愛國會代表大會通過的《抗議梵蒂岡無理剝奪上海教區權利》的抗議書，趙振亞說：「通過抗議書時我沒有表示反對是不對的。」最後他要求：「請教友們原諒我寬恕我，為我祈禱。」
在當時反右派運動政治高壓恐怖氣氛下，趙振亞對中共的反抗，實在出乎中共的意料之外。這位當時已五十五歲的天主教長者德高望重，平時恪守本份，祥和謙 恭，深受教徒愛戴，享有崇高威望。中共以為拉攏了他，便可控制天津教區十萬教眾。天津教區在全國舉足輕重，如果聽從中共與梵蒂岡一刀兩斷，不愁全國天主教徒不「愛國愛黨」。
趙振亞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回到天津，天津市人大秘書長找他談話，鼓勵他把「反梵蒂岡」的態度堅持下去。
趙振亞公開承認錯誤後，中共惱羞成怒，馬上給他戴上一頂右派分子帽子，撤銷人大代表資格。可是他那天津教區主教職位是由梵蒂岡教廷任命的，中共雖然無法無天，但其權力還夠不及上帝，只好看著趙振亞繼續給教徒做彌撒，奈何不了。
一九六三年天津教區的教徒在中共強力幹擾下自行選舉主教。廣大教徒不顧中共蠻橫無理，選舉李德培為正主教，依舊選舉深孚眾望的「右派分子」趙振亞為副主教，羅馬教廷始終未撤銷對他的任命。
文革中趙振亞主教被揪出批鬥，受到殘酷虐待，一九七六年含冤逝世於文革末期。
馬達欽主教「被避靜」
二○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徐家匯主教座堂座無虛席，除了上海教區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外，還有中共宗教事務局的大批官員。他們都來參加馬達欽神父晉升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上海教區助理主教的祝聖典禮。
馬達欽（一九六八──），上海市人，畢業於天主教佘山修院，一九九四年晉鐸。二○○八年一月八日起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是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委和上海市愛國會副主任。
上海教區和天津教區是天主教在中國的兩大重要基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前夕上海教區有教徒十四萬人，天津教區有十萬人。因此這兩大教區是中共必爭之地。可是除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共並不能確保御用愛國會在這兩大教區的領導權。
七月七日天主教愛國會祝聖典禮前，上海教區神父聚集主教府一樓小堂，宣讀羅馬宗座委任狀，馬達欽作了信仰宣誓。
馬達欽在晉牧典禮上莊重宣佈，他已是獲羅馬梵蒂岡教宗祝福任命的輔理主教，而不是享有自動繼承權的愛國會助理主教，「許多事情身心應當放在牧事上、福傳上，所以不宜再擔任愛國會的任何職務。」
他的講話受到在座的神父、修女和教徒熱烈歡迎，引起一片掌聲。廣大教徒和神職人員鼓勵他忠於信仰、忠於良知，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敢於挑戰強權，向暴政說「不」。因為他在作這番公開表態之前，已知道其後果，對中共的打擊報復已作好充份思想準備。
當天下午，馬達欽主教便被幾位身份不明的人帶走了，送進市郊佘山修院「被避靜」。換句中共公檢法的語言，叫作「監視居留」，隔絕與外界交往。當局限制馬達欽主教行使牧職，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佘山修院之內。
中共測試梵蒂岡底線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掌政權後，雖然在《共同綱領》和《憲法》中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實際上，對宗教一直採取限制、改造甚至消滅的政策，尤其懼怕和仇視天主教和基督教，誣指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打開宗教地理位置分佈圖就可知道，世界上政治開明、經濟發達的先進國家都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專制獨裁水火不相容。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一方面通過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等政治運動不斷迫害打擊教徒；另一方面，用「拉出去打進來」的摻砂子方法在天主教內成立御用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以抵禦羅馬教廷；在基督教內部則成立「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共特別黨員傅鐵山神父和吳耀宗、李儲文牧師分別被摻進愛國會和三自運動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李儲文牧師的身份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揭穿後，中共派他到香港來擔任新華社副社長。
目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官方承認中國有天主教徒五百七十萬人，但在實際上，如果把不受愛國會控制的家庭教徒和農村教徒也計算進去的話，已超過一千二百萬 人。中共深知一千二百萬教眾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影響力，經過六十多年較量，在中（共）──梵蒂岡馬拉松式建交談判中，不斷測試羅馬教廷的容忍底線，以維護自己作為無神論者控制天主教會的利益。
——《爭鳴》雜誌2012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