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2月28日訊】 編者按：許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於浙江省臨海市，畢業於浙江大學，為中國知名科學史家，中國大陸第一位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譯者。長期專於愛因斯坦的著作翻譯與研究工作。
（接上文）
五
我在許先生那裏做了三年學生，那個時候幾乎我們每兩週就在他家裏有一次讀書會。除了專業外也交流一些社會思想動態，個人感受。
三年後的畢業答辯上，讓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在我答辯會上，許先生介紹學生的時候，首先就說，這個學生很特殊，我沒有進行過任何指導，這篇論文是我所帶的學生的論文中寫的最好的一篇。
這讓我非常震動。沒有一個導師是如此介紹自己的學生的。許先生的這個介紹讓我知道甚麼是謙虛做人。
為此，我從來沒有提起過許先生的這段評語，因為我知道前輩的坦蕩，後輩更應謹慎做人，這不是自詡的資本。我當然更知道，其實我在許先生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所以能夠進入愛因斯坦研究，寫出這篇論文，完全是許先生引導和影響的結果。因為我本來是由於關心啟蒙和社會思想問題而走向科學哲學、物理哲學問題，而非專門的物理思想史研究。所以對於物理學思想史的文獻和專業研究的瞭解，我都是做了許先生的學生，到了科學史所才入門的。他的書架上的書，以及他對那些書的瞭解都讓我更直接地進入了這個領域，而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我對於愛因斯坦文獻的瞭解更完全是直接得益於許先生的工作。
在畢業後我翻譯了瓦倫坦的《愛因斯坦傳》，那是一本最好的文學性的愛因斯坦傳記。由於從八十年代初進入物理史領域，至今我都在收集每一本有關愛因斯坦的新出版的傳記及思想研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到今天為止也沒有第二個作者能夠寫出瓦倫坦這樣思想清晰、文采飛揚的傳記。我能夠直接選擇這本傳記翻譯，讓中文世界有幸在法文、英文、德文本之後能夠讀到，卻不是我閱讀了很多傳記後的選擇，而是直接來自許先生的推薦。
這本傳記的水平遠遠高於《居里夫人傳》，應該是青少年和關心思想的讀者卷頭必備的圖書，而它的印刷量沒有能夠迅速擴大，其中也有我的疏忽。
在許先生那裏做學生的三年，以及後來到所裡工作，我和許先生的交往是愉快的。因為那時我基本上不再和他爭論哲學問題，而只是專注於愛因斯坦和物理史問題。在對於科學史和科學家的研究中，尤其是對於近代科學家思想的探究精神的推崇和認識上，我們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許先生不止一次地強調，研究科學史切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度測科學家。他推崇愛因斯坦紀念普朗克六十歲生日的文章，而我也非常喜歡愛因斯坦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科學家，對人的追求的看法。
六
現在回想一個非常現象，這其實很能夠說明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關係。
許良英先生所在的那個知識群體，其實都是圍繞原來在中宣部工作的於光遠形成的，其中包括范岱年、何祚庥、趙中立、查如強、侯德鵬、陳步、何成鈞、梁存秀，乃至外圍的戈革等人。這些人都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從事意識形態宣傳，自然辯證法大批判專業的骨幹。我在許先生那裏做學生的時候，許先生的其他學生由於許先生的關係也經常往來於范岱年、趙中立、何成鈞、李佩珊和梁存秀們周圍。但是我卻除了因為黨外的自然辯證法工作者戈革先生對於古典文學的愛好，而引起共鳴去他的家中多一些外，和其他那些人幾乎沒有來往。五、六年期間只因為送稿各去過一次何成鈞家和趙中立家，而對於住在許先生旁邊一個樓的范岱年，我不但從來沒去過他家，沒有過任何私人交往。而且甚至碰面都沒有正面對視過。
我和他們沒有任何交往是不奇怪的，因為我在七零年反叛後，就對共產黨文人十分厭惡，更遑論這些《一九八四》老大哥手下能幹而積極的宣傳工作者。我是個異類，他們比我更清楚。但是奇怪的是，第一，那麽長的時間，並且如此徹底，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第二就是，許先生能主動招我為學生，而我能和在他們之中也可說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同樣經歷和思想的許良英先生交往如此密切，這就不僅令人奇怪，而且讓人深思。
與此同時，我性格中天生喜好交友，重視江湖義氣，然而在許良英先生那裏作學生的幾年中，我和他的其他學生的往來也是如此，和他們中的任何人也沒有成為真正的朋友。因為無論世界觀、人生觀，處事態度和思想，我們之間的差距都太遠了。經歷了七零年的反叛後，我和這些同學，幾乎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我的熱情並沒有換來傳統中固有的友情。所以這一切都染有這個特殊的時代的特點。
這個回憶對比讓我看到，能夠超越思想和政治的是感情和性格的交流，我和許先生在深處有很多能夠相通的人的東西，否則無法解釋。
七
我在自然科學史所工作的時候，對那個社會早已經看穿，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很少去所裡，從不參加任何會議，不介入所裡的任何事情。所裡幾乎沒人認識我。但是八七年，在一次會議後，和我一個研究室的閻康年先生在我們一同步行回所裡去的路上突然對我提到兩件事情，並且警告我。
第一件事是，在我批判查如強的自然辯證法引起的爭論中，由於《哲學研究》雜誌等封鎖我的文章，我給《哲學研究》編輯部的退稿信的回信（見我的文章「我依然拒絕低頭進入那個知識界」）。另外一件事是，許先生在所裡討論繼任所長人選時，他推薦董光璧先生的時候說，「我的一個非常有思想的學生說，在當前四九年後這一代知識份子中，中國只有一個半人，一個是方勵之，半個是董光璧。」為此，閻康年警告我說，你這麼做和這麼說，還想不想在所裡呆下去，是否還想提職稱，分房子？我坦率告訴他，走向這條路，我就已經仔細想了，一不想提職稱，二不想分房子，只想能把問題說清楚。
在我離開中國後的第三個月，所裡定職稱的時候，閻康年們果然立即出手打擊我。許先生來信告訴了我這個情況，他說「本來定助理研究員，權在研究室，所職稱評定委員會（1983-87年我是副主任）只是聽一下匯報，備個案，不進行討論。想不到今年評定你時，聽說戴念祖轉述閻康年攻擊你的意見，說你自高自大，看不起老專家，陳美東就要大家表決。結果是5:4被否決了。估計投反對票的有∶陳美東、┅┅、戴念祖、┅┅、┅┅。投贊成票的∶董光璧、潘承湘、席澤宗（已不當所長了）、華覺民（副所長）。」
有意思的是，投贊成票的都是老專家，而投反對票的都是黨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知識精英」。我其實也從來對席澤宗和華覺民先生的學問是很佩服的，而戴念祖們，雖然我連他長甚麼樣都不知道，但是由於我從六七年到七三年常在社科院大院看他的大字報，所以後來他的文字我怎麼也看不下去。為此他打擊我，我並不放在心上。
這件事對我毫無影響，它反而再次告訴我必須努力，你面前是一座大廈，你必須更加強有力，否則就會被壓倒。許先生知道我沒有受影響，在信中說，「定職問題，不僅沒有挫傷你的銳氣，反而激勵了你，這使我非常高興。有志者事竟成，相信你是會成功的。人生最可貴的，是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我自己也是靠著它生活過來的。我們所現在完全由『文革』時的一個幫派控制著，今年提職稱，充分暴露了。」
同樣一件事，一句話，在閻康年們看來是如此，在許先生看來卻另是一樣，這就是做人的差別，對我的思想和為人認識的差別。
八
一九八八年初，我知道自己再在國內呆著，要麼接受他們的各種封鎖和壓制，要麼如果還想出國看看，就只有三十六計，走為上了。我思索再三決定出國。在和許先生告別的時候，我非常難過，不知道何時，甚至是否可能再回到所裡和他一起工作。未來的路如何也是未知的，因為我去的是一個我毫無語言知識的國度，而我已經將近四十歲了。分手的時候許先生送我到樓下大門口，再三告誡我∶你有研究能力，要集中在研究工作上，千萬不要讀博士，不要浪費時間。
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聽到這樣的告誡，第一次六九年底，劉昇泰，一位神秘的、短暫相識後迅速消失的朋友，他告誡我，生命如同一場馬拉松賽跑，要耐得寂寞、耐得貧窮，跑到最後才是勝利，才能夠做出大成就。之後他就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再也沒有出現過。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送別廣西大學歷史教授黃現 先生回廣西。他是中國第一位壯族歷史教授，三十年代留日的歷史博士。在火車站，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千萬不要看重學位，學位是虛的，重要的是你的著述和工作。如果你沒有像樣的著述和工作，最後一切學位都是自欺欺人。
這是第三次，許先生的這個告誡我不但理解，而且更深知這個對人生的看法，和閻康年那些人的人生觀的根本不同。這不是一個混社會的人生觀，而是一個鼓勵追求，創造的人生觀。他鼓勵我追求的是踏踏實實地能夠立得住貢獻，而非個人的名利享受。對此我深知，無論有多少名利都如浮雲，都是假的，而能夠為歷史和人類提出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做一些推進，才是能夠經得住時間考驗，對得起自己的生命，對的起生你養你的父母，培養支持你的師友的東西。我當然也深知，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一條艱難的道路。許先生這樣對我說也是對我的信任，對我能力和品質的肯定。
九
離開中國到達德國，我關門學習了一年的德語。我的目標是閱讀，因為我知道我的工作領域是中文世界，我不但要在思想上有所推進，而且在中文文字上也要確立自己的追求和風格，為此，我坎坷的努力和有限的生命只能夠允許我集中精力於中文，但是德文的閱讀對於我來說是必須的。因為它能夠為我打開一扇窗子，一個新的天地。
離開中國到達德國很快我也決定，不能夠因為還要回國而在能夠發聲的時候，該說的時候不出聲，因為我是在國內被封鎖而發不出聲音才被迫出來的。如果出來不說，回去也發不出聲音，那一輩子就會永遠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我離開中國到達德國半年後，也就第二年二月，我申請了訪問台灣，六月爆發了六四事件。十二月我作為第一批歐洲學人訪問了台灣。我做了該做的，講了能講的，所以兩年後使館首先吊銷了我太太的護照，直到離開中國五年後，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回國探親。到家後母親告訴我，在我無法回國的時候，許先生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問候安慰她，並且對她說，你能有這樣一個兒子應該感到驕傲。
許先生的電話對於我母親來說當然是一種言語無法表達的安慰和支持，甚至可以說，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許先生的話對於獨自生活中的我的母親，在精神上起了難以言說的作用。說它支持我母親走過了九十年代，能夠獨自活到八十四歲也毫不為過。而許先生對我的肯定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許先生的電話當然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先生對於學生的呵護，對此我永世銘記。
十
一九九六年年初，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困難的一段時期。因為九四年我和德國漢學教授馬漢茂由於研究方法不同和意見分歧而分手，失業在家。那個時候國內恰好準備翻譯出版《愛因斯坦全集》，許先生就在那個編輯委員會上推薦了我，並且強調說懂得德語的人參加翻譯的重要性。但是國內的另外一位先生，戈革先生，由於對許先生的長期不滿，在這個會上利用梁存秀等幾位自然辯證法專家們對我的不滿，以我的文體是「精英體」，而提出反對。最後在許先生的堅持下，他們居然提出我做的話，就必須先試譯。
散了會，許先生立即寫信告訴了我會上的情況。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我收到許先生的信的同時也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在信上對這次會上的事情隻字未提，直接對我說，他正在上海主持一套物理學家傳記翻譯叢書，其中海森堡的傳記，他希望全權交給我在德國選題並且翻譯。這立即激怒了我。聯想到在我八八年離開中國前，許先生委託我和梁存秀聯繫編輯一本批評查如強的自然辯證法文集，在我和梁存秀先生聯繫的時候他對我的文章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但是當我離開中國後他立即把我的文章從文集中撤除，於是我立即告知許先生戈革先生的這封來信，並且公開給戈革寫了同寄梁存秀先生的回信。與此同時作為備忘錄我寫了「我依然拒絕低頭進入那個知識界」一文。
許先生收到信後極為震驚，回信要我不要公開，說這對誰都不好。由於信和文章郵寄給許先生後我就去美國開會，返回德國獲知母親重病於是就立即返回北京探親，所以只回信告知許先生信收到，我馬上回京看望母親。
回到北京前兩天我當然都是在醫院陪母親度過。我準備從醫院回家後立即去看望許先生，不想第二天許先生就打來電話，問我文章是否發表了。我跟許先生說，我寫的是備忘錄，不會不通知他就發表，如果發表我一定會事前和他商量。
那一年春天在北京的日子是我最後在許先生身邊的日子。我還是如以前一樣基本上每一兩週去他那裏一次。我們還是如以往，有討論，有爭論。九十年代初期開始我從德國輾轉托人帶回國很多德國民眾和學生對於六四受難者的捐款，基本上都是通過許先生轉給那些需要的人。
十一
二零零年，在浙江的一個出版社的許先生的侄孫許曉光聯繫買下了《愛因斯坦語錄》的版權，許先生立即推薦我來翻譯。我和還學文認真地翻譯了這本書，不僅從英文原本，而且對照了德文本，及另外一些愛因斯坦文章的德文原文。在翻譯中我驚異地發現，愛因斯坦德文的敘述方式，翻譯成英文後，很多地方竟然在語氣上做了巨大的改變，如間接陳述方式改為直接陳述。這讓我再次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瞭解一個人的思想必須看他原來所使用的文字語言。語言是一種思維方式。
在翻譯中德文本的粗疏和錯誤，乃至偏見是我始料未及的，它讓我感到，許先生對於愛因斯坦生平及文獻的把握的功力。這在西方學者中也是不多見的。
在譯後記中我記述了這些感受，同時提到中國孔子以來留下的良好的知識傳統，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然而這引起了許先生的反感，他對傳統是徹底否定的。為此對我說，如果我的譯後記保持這段話，他就要在書後加上批判我的文章。看了他的信，我知道我們觀點的分歧非一日之事，只能求同存異，迴避不同。因此我請他刪改我的文章，我看後再決定是否接受。許先生刪改了我的譯後記，我看了，覺得只是有些話沒說，而無強加給我的觀點，所以爽快地同意了。
許先生是瞭解我的固執性格的，對於我同意修改，他甚至感到十分意外。
《愛因斯坦語錄》的出版記下了許先生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我一生從對馬克思主義反思開始，走入專心於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研究，啟蒙思想研究，由於許先生的關心和幫助，我才進入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紹工作。在愛因斯坦研究上，雖然由於命運沒有給予我更多的時間，但是已經勾畫出了一個輪廓。到今天為止，我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愛因斯坦科學思想研究。我完成了一篇愛因斯坦量子思想研究的八萬多字的文章。文章的前半部份四萬多字已經作為碩士論文發表，後半部份則一直封存在家中。本來我計劃在這個研究後，再做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研究，並且同時進入愛因斯坦與宗教，愛因斯坦與文學及藝術的研究，如此最後完成一個較為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研究。但是，可惜後面兩大部份到今天為止我沒有時間和精力再繼續做下去。
第二．翻譯出版了一本迄今為止應該可以說最好的愛因斯坦文學性的傳記，瓦倫坦的《愛因斯坦傳》。如前所述，這本書完全是在許先生對愛因斯坦傳記的瞭解推薦下選題的。選擇翻譯這本書，可以說完全是許先生的推薦引導。
第三．翻譯出版了《愛因斯坦語錄》。這本語錄在有關愛因斯坦的出版物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我們的這個譯本，我相信在中文世界中也有它的一定位置。因為我們的譯本是考訂了英文和德文本翻譯的。而這本語錄的翻譯和出版也是在許先生的呵護下完成的。
實際上這三方面的工作已經為我的愛因斯坦研究和介紹形成了一個基本輪廓，這個輪廓顯示出了一個開闊的未來，只是可惜由於生活顛簸、艱難，而沒有能夠更好地開拓完成這方面的工作。作為許先生的學生和受益者，留下了我人生的遺憾。
十二
二零零三年在紀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感到在很多問題上我應該做出較為徹底清楚的論述。所以在順手發表了我和許先生的一封通信後，又寫了第二篇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幾個社會學思想問題。」然而，就是這兩篇文章造成了許先生和我的徹底決裂。
因為在對於二十世紀的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以及政治問題上我們的看法相距太遠了，所以我當然知道，只要我堅持並且繼續發展，這個思想上的徹底分手是無法避免的。但是這個分手的方式卻是讓人痛苦的。
我在許先生那裏經歷了很多戲劇性的事情，
第一，他不顧我野蠻的思想，反叛的個性，孱弱的身體，而主動招我為學生。這一點說明他是過人的，是他的同道，范岱年、戈革所望塵莫及的。他以自己的性格超越了時代，世俗的界限，對此，許先生對我來說，無論我如何自信、如何自負，我都必須承認，許先生對我恩重如山。
第二，在許先生那裏，儘管雙方都知道思想分歧很大，但是我卻還是感到自如，而和其他那些老師，儘管沒有過思想交流接觸，卻依然格格不入。這本身就說明很多問題，性格上的、思想的、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的知識傾向上的，我們都不相同。
在做人的氣質上，我有很多和許先生相通的的地方，所以在這方面也有一些被別人利用，擴大了我們之間思想的距離。
痛恨平庸，大約是我和許先生相通的一點。
我一生中能夠容忍平庸的人，卻不能夠容忍把平庸當作才能，在需要才能的地方用平庸來濫竽充數的舉動。這就是我和一些人無法成為朋友，走近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常常孤獨地走在艱苦的人生途中，而這就使得許先生這些前輩的囑托和鼓勵對我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傅雷在他所翻譯的貝多芬傳前言中寫道，在人生的奮鬥中，有很多時候你需要伏在偉人的精神上休憩，對於奮鬥的後輩來說，同樣有很多時候在人生的艱難中需要前輩的攙扶和鼓勵。有的時候言語不多，但卻是在你堅持度過人生中很多艱難險關，甚至越過深淵時起到了看不到的關鍵作用。在這點上，許先生對我恩重如山。
十三
然而，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關係，最終沒有能夠戰勝時代和社會留給我們的那些思想和精神的荊棘，沒有能夠超越它，而沒有演奏出和諧美妙的音樂。可這就是這個黑暗的時代，這個極權主義的實在留給我們人類的一幕。
作為師生，我和許先生的關係也打上了這個荒謬的時代，黑暗的時代的深刻的烙印。
按照我骨子裡的傳統，我們中國人的師生關係，「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也，學其言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鳴沙石室佚書-太公家教》）「師道既尊,學風自善。」（康有為《政論集.在浙之演說》）
然而，這是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時代，我雖然極力想叛離它、逃脫它，可終究沒有辦到。我和許先生的關係，和一切親友的關係莫不如此。現在我們常說，共產黨文化扭曲了一切，癌變了一切人類的關係，我們的師生關係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和愛因斯坦同時代的另外一位大物理學家尼爾斯．波爾非常喜愛一句話∶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每個人都既是觀眾，也是演員。我和許先生都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上我們也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我們用我們的行為為同代人，為下代人研究這個時代思想的糾葛，思想的歧路、彎路，思想的對抗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藍本。同時我們也為研究人性與時代及社會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分析案例。
生在共產黨社會，對於一個敏感的人，一個在思想上，知識上有著正常追求的人，一個有正常的良知的人是痛苦的，他不可能自得，自安於自己曾經走過的路。每當回顧以往，我的內心中都充滿痛苦∶回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青年時走過的路，回顧我和許先生的關係，無不留下黑暗年代坎坷曲折的痕跡，被扭曲的社會帶來的誤導、自欺，無可奈何的無謂的生命浪費。
本來我們可以更對得起生命，做一些對個人，家庭，對社會更加有益的事情。可中國，在經歷了我的老師這一代，我這一代之後，為後代留下的是破碎污染的山河，墮落的道德，無序的社會和家庭關係，敗壞的學風┅┅無論為文字，為學術，為文化，為道德，為現實，我們都沒有像祖輩那樣為人世留下翔實的，真正有價值的貢獻。
我們留下的是反抗，留下的是在黑暗中的掙扎，留下的是極權主義、嗜權的人，癌變一個社會的痕跡，而這一切都是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或者由於我們努力不夠，抗爭不夠而沒能夠讓人們警惕它，阻止它！
這是最沉痛的經驗教訓，在一個黑暗年代，我們唯有痛苦，很少有可以引以為驕傲的回憶┅┅
許先生去了，人生的事，讓你五味交集，肝膽俱裂，不知身在何處┅┅
2013-2-20 德國．埃森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