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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哭许良英先生(二)

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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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2月28日讯】 编者按: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毕业于浙江大学,为中国知名科学史家,中国大陆第一位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译者。长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

(接上文)

我在许先生那里做了三年学生,那个时候几乎我们每两周就在他家里有一次读书会。除了专业外也交流一些社会思想动态,个人感受。

三年后的毕业答辩上,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答辩会上,许先生介绍学生的时候,首先就说,这个学生很特殊,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指导,这篇论文是我所带的学生的论文中写的最好的一篇。

这让我非常震动。没有一个导师是如此介绍自己的学生的。许先生的这个介绍让我知道什么是谦虚做人。

为此,我从来没有提起过许先生的这段评语,因为我知道前辈的坦荡,后辈更应谨慎做人,这不是自诩的资本。我当然更知道,其实我在许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以能够进入爱因斯坦研究,写出这篇论文,完全是许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本来是由于关心启蒙和社会思想问题而走向科学哲学、物理哲学问题,而非专门的物理思想史研究。所以对于物理学思想史的文献和专业研究的了解,我都是做了许先生的学生,到了科学史所才入门的。他的书架上的书,以及他对那些书的了解都让我更直接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我对于爱因斯坦文献的了解更完全是直接得益于许先生的工作。

在毕业后我翻译了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那是一本最好的文学性的爱因斯坦传记。由于从八十年代初进入物理史领域,至今我都在收集每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新出版的传记及思想研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作者能够写出瓦伦坦这样思想清晰、文采飞扬的传记。我能够直接选择这本传记翻译,让中文世界有幸在法文、英文、德文本之后能够读到,却不是我阅读了很多传记后的选择,而是直接来自许先生的推荐。

这本传记的水平远远高于《居里夫人传》,应该是青少年和关心思想的读者卷头必备的图书,而它的印刷量没有能够迅速扩大,其中也有我的疏忽。

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三年,以及后来到所里工作,我和许先生的交往是愉快的。因为那时我基本上不再和他争论哲学问题,而只是专注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史问题。在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家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于近代科学家思想的探究精神的推崇和认识上,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许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研究科学史切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度测科学家。他推崇爱因斯坦纪念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文章,而我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科学家,对人的追求的看法。

现在回想一个非常现象,这其实很能够说明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

许良英先生所在的那个知识群体,其实都是围绕原来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形成的,其中包括范岱年、何祚庥、赵中立、查如强、侯德鹏、陈步、何成钧、梁存秀,乃至外围的戈革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自然辩证法大批判专业的骨干。我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时候,许先生的其他学生由于许先生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范岱年、赵中立、何成钧、李佩珊和梁存秀们周围。但是我却除了因为党外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戈革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而引起共鸣去他的家中多一些外,和其他那些人几乎没有来往。五、六年期间只因为送稿各去过一次何成钧家和赵中立家,而对于住在许先生旁边一个楼的范岱年,我不但从来没去过他家,没有过任何私人交往。而且甚至碰面都没有正面对视过。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在七零年反叛后,就对共产党文人十分厌恶,更遑论这些《一九八四》老大哥手下能干而积极的宣传工作者。我是个异类,他们比我更清楚。但是奇怪的是,第一,那麽长的时间,并且如此彻底,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就是,许先生能主动招我为学生,而我能和在他们之中也可说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同样经历和思想的许良英先生交往如此密切,这就不仅令人奇怪,而且让人深思。

与此同时,我性格中天生喜好交友,重视江湖义气,然而在许良英先生那里作学生的几年中,我和他的其他学生的往来也是如此,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无论世界观、人生观,处事态度和思想,我们之间的差距都太远了。经历了七零年的反叛后,我和这些同学,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的热情并没有换来传统中固有的友情。所以这一切都染有这个特殊的时代的特点。

这个回忆对比让我看到,能够超越思想和政治的是感情和性格的交流,我和许先生在深处有很多能够相通的人的东西,否则无法解释。

我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时候,对那个社会早已经看穿,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很少去所里,从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所里的任何事情。所里几乎没人认识我。但是八七年,在一次会议后,和我一个研究室的阎康年先生在我们一同步行回所里去的路上突然对我提到两件事情,并且警告我。

第一件事是,在我批判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引起的争论中,由于《哲学研究》杂志等封锁我的文章,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退稿信的回信(见我的文章“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另外一件事是,许先生在所里讨论继任所长人选时,他推荐董光璧先生的时候说,“我的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说,在当前四九年后这一代知识份子中,中国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方励之,半个是董光璧。”为此,阎康年警告我说,你这么做和这么说,还想不想在所里呆下去,是否还想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告诉他,走向这条路,我就已经仔细想了,一不想提职称,二不想分房子,只想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离开中国后的第三个月,所里定职称的时候,阎康年们果然立即出手打击我。许先生来信告诉了我这个情况,他说“本来定助理研究员,权在研究室,所职称评定委员会(1983-87年我是副主任)只是听一下汇报,备个案,不进行讨论。想不到今年评定你时,听说戴念祖转述阎康年攻击你的意见,说你自高自大,看不起老专家,陈美东就要大家表决。结果是5:4被否决了。估计投反对票的有∶陈美东、┅┅、戴念祖、┅┅、┅┅。投赞成票的∶董光璧、潘承湘、席泽宗(已不当所长了)、华觉民(副所长)。”

有意思的是,投赞成票的都是老专家,而投反对票的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我其实也从来对席泽宗和华觉民先生的学问是很佩服的,而戴念祖们,虽然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由于我从六七年到七三年常在社科院大院看他的大字报,所以后来他的文字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为此他打击我,我并不放在心上。

这件事对我毫无影响,它反而再次告诉我必须努力,你面前是一座大厦,你必须更加强有力,否则就会被压倒。许先生知道我没有受影响,在信中说,“定职问题,不仅没有挫伤你的锐气,反而激励了你,这使我非常高兴。有志者事竟成,相信你是会成功的。人生最可贵的,是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自己也是靠着它生活过来的。我们所现在完全由‘文革’时的一个帮派控制着,今年提职称,充分暴露了。”

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在阎康年们看来是如此,在许先生看来却另是一样,这就是做人的差别,对我的思想和为人认识的差别。

一九八八年初,我知道自己再在国内呆着,要么接受他们的各种封锁和压制,要么如果还想出国看看,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我思索再三决定出国。在和许先生告别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可能再回到所里和他一起工作。未来的路如何也是未知的,因为我去的是一个我毫无语言知识的国度,而我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分手的时候许先生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再三告诫我∶你有研究能力,要集中在研究工作上,千万不要读博士,不要浪费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听到这样的告诫,第一次六九年底,刘昇泰,一位神秘的、短暂相识后迅速消失的朋友,他告诫我,生命如同一场马拉松赛跑,要耐得寂寞、耐得贫穷,跑到最后才是胜利,才能够做出大成就。之后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送别广西大学历史教授黄现 先生回广西。他是中国第一位壮族历史教授,三十年代留日的历史博士。在火车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千万不要看重学位,学位是虚的,重要的是你的著述和工作。如果你没有像样的著述和工作,最后一切学位都是自欺欺人。

这是第三次,许先生的这个告诫我不但理解,而且更深知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和阎康年那些人的人生观的根本不同。这不是一个混社会的人生观,而是一个鼓励追求,创造的人生观。他鼓励我追求的是踏踏实实地能够立得住贡献,而非个人的名利享受。对此我深知,无论有多少名利都如浮云,都是假的,而能够为历史和人类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一些推进,才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的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培养支持你的师友的东西。我当然也深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许先生这样对我说也是对我的信任,对我能力和品质的肯定。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我关门学习了一年的德语。我的目标是阅读,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领域是中文世界,我不但要在思想上有所推进,而且在中文文字上也要确立自己的追求和风格,为此,我坎坷的努力和有限的生命只能够允许我集中精力于中文,但是德文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子,一个新的天地。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很快我也决定,不能够因为还要回国而在能够发声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不出声,因为我是在国内被封锁而发不出声音才被迫出来的。如果出来不说,回去也发不出声音,那一辈子就会永远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我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半年后,也就第二年二月,我申请了访问台湾,六月爆发了六四事件。十二月我作为第一批欧洲学人访问了台湾。我做了该做的,讲了能讲的,所以两年后使馆首先吊销了我太太的护照,直到离开中国五年后,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回国探亲。到家后母亲告诉我,在我无法回国的时候,许先生给她打过几次电话,问候安慰她,并且对她说,你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应该感到骄傲。

许先生的电话对于我母亲来说当然是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安慰和支持,甚至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许先生的话对于独自生活中的我的母亲,在精神上起了难以言说的作用。说它支持我母亲走过了九十年代,能够独自活到八十四岁也毫不为过。而许先生对我的肯定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许先生的电话当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先生对于学生的呵护,对此我永世铭记。

一九九六年年初,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九四年我和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和意见分歧而分手,失业在家。那个时候国内恰好准备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许先生就在那个编辑委员会上推荐了我,并且强调说懂得德语的人参加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的另外一位先生,戈革先生,由于对许先生的长期不满,在这个会上利用梁存秀等几位自然辩证法专家们对我的不满,以我的文体是“精英体”,而提出反对。最后在许先生的坚持下,他们居然提出我做的话,就必须先试译。

散了会,许先生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会上的情况。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我收到许先生的信的同时也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在信上对这次会上的事情只字未提,直接对我说,他正在上海主持一套物理学家传记翻译丛书,其中海森堡的传记,他希望全权交给我在德国选题并且翻译。这立即激怒了我。联想到在我八八年离开中国前,许先生委托我和梁存秀联系编辑一本批评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文集,在我和梁存秀先生联系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是当我离开中国后他立即把我的文章从文集中撤除,于是我立即告知许先生戈革先生的这封来信,并且公开给戈革写了同寄梁存秀先生的回信。与此同时作为备忘录我写了“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一文。

许先生收到信后极为震惊,回信要我不要公开,说这对谁都不好。由于信和文章邮寄给许先生后我就去美国开会,返回德国获知母亲重病于是就立即返回北京探亲,所以只回信告知许先生信收到,我马上回京看望母亲。

回到北京前两天我当然都是在医院陪母亲度过。我准备从医院回家后立即去看望许先生,不想第二天许先生就打来电话,问我文章是否发表了。我跟许先生说,我写的是备忘录,不会不通知他就发表,如果发表我一定会事前和他商量。

那一年春天在北京的日子是我最后在许先生身边的日子。我还是如以前一样基本上每一两周去他那里一次。我们还是如以往,有讨论,有争论。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从德国辗转托人带回国很多德国民众和学生对于六四受难者的捐款,基本上都是通过许先生转给那些需要的人。

十一

二零零年,在浙江的一个出版社的许先生的侄孙许晓光联系买下了《爱因斯坦语录》的版权,许先生立即推荐我来翻译。我和还学文认真地翻译了这本书,不仅从英文原本,而且对照了德文本,及另外一些爱因斯坦文章的德文原文。在翻译中我惊异地发现,爱因斯坦德文的叙述方式,翻译成英文后,很多地方竟然在语气上做了巨大的改变,如间接陈述方式改为直接陈述。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看他原来所使用的文字语言。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翻译中德文本的粗疏和错误,乃至偏见是我始料未及的,它让我感到,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生平及文献的把握的功力。这在西方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译后记中我记述了这些感受,同时提到中国孔子以来留下的良好的知识传统,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然而这引起了许先生的反感,他对传统是彻底否定的。为此对我说,如果我的译后记保持这段话,他就要在书后加上批判我的文章。看了他的信,我知道我们观点的分歧非一日之事,只能求同存异,回避不同。因此我请他删改我的文章,我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许先生删改了我的译后记,我看了,觉得只是有些话没说,而无强加给我的观点,所以爽快地同意了。

许先生是了解我的固执性格的,对于我同意修改,他甚至感到十分意外。

《爱因斯坦语录》的出版记下了许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生从对马克思主义反思开始,走入专心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启蒙思想研究,由于许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进入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在爱因斯坦研究上,虽然由于命运没有给予我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研究。我完成了一篇爱因斯坦量子思想研究的八万多字的文章。文章的前半部分四万多字已经作为硕士论文发表,后半部分则一直封存在家中。本来我计划在这个研究后,再做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研究,并且同时进入爱因斯坦与宗教,爱因斯坦与文学及艺术的研究,如此最后完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但是,可惜后面两大部分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做下去。

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应该可以说最好的爱因斯坦文学性的传记,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如前所述,这本书完全是在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传记的了解推荐下选题的。选择翻译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许先生的推荐引导。

第三.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这本语录在有关爱因斯坦的出版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这个译本,我相信在中文世界中也有它的一定位置。因为我们的译本是考订了英文和德文本翻译的。而这本语录的翻译和出版也是在许先生的呵护下完成的。

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工作已经为我的爱因斯坦研究和介绍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这个轮廓显示出了一个开阔的未来,只是可惜由于生活颠簸、艰难,而没有能够更好地开拓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作为许先生的学生和受益者,留下了我人生的遗憾。

十二

二零零三年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在很多问题上我应该做出较为彻底清楚的论述。所以在顺手发表了我和许先生的一封通信后,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学思想问题。”然而,就是这两篇文章造成了许先生和我的彻底决裂。

因为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相距太远了,所以我当然知道,只要我坚持并且继续发展,这个思想上的彻底分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分手的方式却是让人痛苦的。

我在许先生那里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

第一,他不顾我野蛮的思想,反叛的个性,孱弱的身体,而主动招我为学生。这一点说明他是过人的,是他的同道,范岱年、戈革所望尘莫及的。他以自己的性格超越了时代,世俗的界限,对此,许先生对我来说,无论我如何自信、如何自负,我都必须承认,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第二,在许先生那里,尽管双方都知道思想分歧很大,但是我却还是感到自如,而和其他那些老师,尽管没有过思想交流接触,却依然格格不入。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性格上的、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的知识倾向上的,我们都不相同。

在做人的气质上,我有很多和许先生相通的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被别人利用,扩大了我们之间思想的距离。 

痛恨平庸,大约是我和许先生相通的一点。

我一生中能够容忍平庸的人,却不能够容忍把平庸当作才能,在需要才能的地方用平庸来滥竽充数的举动。这就是我和一些人无法成为朋友,走近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常常孤独地走在艰苦的人生途中,而这就使得许先生这些前辈的嘱托和鼓励对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傅雷在他所翻译的贝多芬传前言中写道,在人生的奋斗中,有很多时候你需要伏在伟人的精神上休憩,对于奋斗的后辈来说,同样有很多时候在人生的艰难中需要前辈的搀扶和鼓励。有的时候言语不多,但却是在你坚持度过人生中很多艰难险关,甚至越过深渊时起到了看不到的关键作用。在这点上,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十三

然而,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最终没有能够战胜时代和社会留给我们的那些思想和精神的荆棘,没有能够超越它,而没有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可这就是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极权主义的实在留给我们人类的一幕。

作为师生,我和许先生的关系也打上了这个荒谬的时代,黑暗的时代的深刻的烙印。

按照我骨子里的传统,我们中国人的师生关系,“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然而,这是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我虽然极力想叛离它、逃脱它,可终究没有办到。我和许先生的关系,和一切亲友的关系莫不如此。现在我们常说,共产党文化扭曲了一切,癌变了一切人类的关系,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大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非常喜爱一句话∶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我和许先生都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上我们也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为同代人,为下代人研究这个时代思想的纠葛,思想的歧路、弯路,思想的对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蓝本。同时我们也为研究人性与时代及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析案例。

生在共产党社会,对于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在思想上,知识上有着正常追求的人,一个有正常的良知的人是痛苦的,他不可能自得,自安于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每当回顾以往,我的内心中都充满痛苦∶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青年时走过的路,回顾我和许先生的关系,无不留下黑暗年代坎坷曲折的痕迹,被扭曲的社会带来的误导、自欺,无可奈何的无谓的生命浪费。

本来我们可以更对得起生命,做一些对个人,家庭,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事情。可中国,在经历了我的老师这一代,我这一代之后,为后代留下的是破碎污染的山河,堕落的道德,无序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败坏的学风┅┅无论为文字,为学术,为文化,为道德,为现实,我们都没有像祖辈那样为人世留下翔实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留下的是反抗,留下的是在黑暗中的挣扎,留下的是极权主义、嗜权的人,癌变一个社会的痕迹,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所参与的,或者由于我们努力不够,抗争不够而没能够让人们警惕它,阻止它!

这是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在一个黑暗年代,我们唯有痛苦,很少有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回忆┅┅

许先生去了,人生的事,让你五味交集,肝胆俱裂,不知身在何处┅┅

2013-2-20 德国.埃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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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8 12: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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