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9月30日訊】現在稱「十一」為「國殤日」的人越來越多，是因為中共建政的歷史真相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老外不太瞭解這64年裡中國人是甚麼生活狀態，不大理解「國殤日」的真實含義。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也不太瞭解父母那一輩人是怎麼活過來的。三年飢荒、文革、破四舊、上山下鄉、病退困退、洋插隊、下崗、低保…… 49年後出生的人，飽受的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種種苦難。
有幾個都是1949年出生的人，同在一個大院裡長大，直到文革上山下鄉。他們現在已經年逾花甲，都是當爺爺奶奶的人了。說說其中我熟悉的幾位，體會一下中共的「十一」為甚麼叫「國殤日」。
大院是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宿舍，四層院子，由一座滿清王爺府改建的。前門走一條胡同，後面走另一條胡同。大院裡住著幾十戶同事，有近百個孩子，1949年出生的就好幾位。
春兒的故事
春兒是章科長的女兒，因為章科長的老婆是地主出身，文革初期抄家那陣子，春兒的媽被當作「地主婆」，三天兩頭在大院裡被紅小兵揪鬥，一群孩子用彈弓，沒頭沒腦地射擊她，還用煙頭燙她的脖子。院裡孩子都不找春兒他們姐弟玩。後來春兒去了東北建設兵團，弟弟不知道受了甚麼刺激，成了傻子，就留城了。她的「地主婆」媽先去世的，傻弟弟扔給了父親。回城後她自顧不暇，得偷著從婆家跑出來，給爺倆收拾那個家。
芬兒的故事
芬兒的命運比春兒好些，她們是歸國華僑，父親是一家大出版社的總編。三年困難時期，她家在大院裡最牛了。他們經常接到海外親戚寄來的「吃喝穿戴」。她母親把大包的糖精分成小包挨家挨戶送，還有奶粉甚麼的。大捆的舊衣群，有孩子的每家送兩件。那時候大院裡的孩子都羨慕芬兒有外國親戚，得出一個結論：外國人闊氣，外國比中國好，不挨餓，人家扔的舊衣裳，都比我們的新衣服好。
芬兒和妹妹一個去了東北兵團，一個去了雲南兵團，她和下面的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都因為文革沒受甚麼教育。文革停課鬧革命時，她是初中生，下面的弟妹都是小學生。「我的孩子都是文盲」，這是她父親掛在嘴上的話。芬兒回城後，和一個工人結婚，又離婚了。她落戶在外地，只得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現在靠女兒養老。
賀兒的故事
賀兒的媽比賀兒的爸官大，一個十級，一個十一級。賀兒是名副其實的高幹子女。大陸人往日本跑的那些年，她媽通過關係先把賀兒的妹妹送去日本了。等賀兒想去的的時候，條件嚴了，起碼年齡超了，她媽使不上勁了。賀兒先做了整容，顯得年輕些了，但表情殭硬，說添了頭疼的毛病。問題是戶口本上的出生年月瞞不了人，怎麼辦？她媽把一家人的戶口簿扔進洗衣機裡滾了一會，晾幹後，把賀兒的年齡改小了十年。她去了日本。
幾年前問她在日本過得怎麼樣，她說，「看過阿信的電視劇嗎？我比阿信還累，又添了心臟病。」那為甚麼不回國？她說，「父母都不在了，沒他們的關係，自己又沒真本事，我們沒戲。就湊合在這邊混吧。」
周葵的故事
周葵的母親雖然是本單位資料員，但父親是外單位的一個大局長。文革開始，局長天天挨鬥，回不了家。後來局長天天在家，買菜做飯。周葵博聞強記，在大院裡雖不是「孩子王」，但是大夥推崇他是天才。聽故事，破謎語，爭執不下的難題都找他。他不想插隊，弄了一個假證明，留在胡同口一個街道小工廠裡燒鍋爐，後來不知道被誰揭發檢舉了。從此，一家人被街道大會批，小會鬥，直到最後勒令他把戶口遷到農村。
他妹妹留城了，但總覺得欠哥哥的。妹妹癌症彌留之際，對丈夫說，把我父母的房子留給我哥吧。丈夫寫了字據，她攥在手裡閉上眼走的。
這是那一代北京人的真實故事。那一代人經歷過中共建政64年來的大部份苦難，他們生活中的那些平淡瑣事中，充滿了心酸和痛苦。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是一本沒有打開的書，都能見證中共「國殤日」的真實，只是很多人不願意打開風塵的記憶，觸碰那裡面的傷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