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30日讯】现在称“十一”为“国殇日”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中共建政的历史真相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老外不太了解这64年里中国人是什么生活状态，不大理解“国殇日”的真实含义。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也不太了解父母那一辈人是怎么活过来的。三年饥荒、文革、破四旧、上山下乡、病退困退、洋插队、下岗、低保…… 49年后出生的人，饱受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种种苦难。
有几个都是1949年出生的人，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直到文革上山下乡。他们现在已经年逾花甲，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说说其中我熟悉的几位，体会一下中共的“十一”为什么叫“国殇日”。
大院是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宿舍，四层院子，由一座满清王爷府改建的。前门走一条胡同，后面走另一条胡同。大院里住着几十户同事，有近百个孩子，1949年出生的就好几位。
春儿的故事
春儿是章科长的女儿，因为章科长的老婆是地主出身，文革初期抄家那阵子，春儿的妈被当作“地主婆”，三天两头在大院里被红小兵揪斗，一群孩子用弹弓，没头没脑地射击她，还用烟头烫她的脖子。院里孩子都不找春儿他们姐弟玩。后来春儿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弟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成了傻子，就留城了。她的“地主婆”妈先去世的，傻弟弟扔给了父亲。回城后她自顾不暇，得偷着从婆家跑出来，给爷俩收拾那个家。
芬儿的故事
芬儿的命运比春儿好些，她们是归国华侨，父亲是一家大出版社的总编。三年困难时期，她家在大院里最牛了。他们经常接到海外亲戚寄来的“吃喝穿戴”。她母亲把大包的糖精分成小包挨家挨户送，还有奶粉什么的。大捆的旧衣群，有孩子的每家送两件。那时候大院里的孩子都羡慕芬儿有外国亲戚，得出一个结论：外国人阔气，外国比中国好，不挨饿，人家扔的旧衣裳，都比我们的新衣服好。
芬儿和妹妹一个去了东北兵团，一个去了云南兵团，她和下面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因为文革没受什么教育。文革停课闹革命时，她是初中生，下面的弟妹都是小学生。“我的孩子都是文盲”，这是她父亲挂在嘴上的话。芬儿回城后，和一个工人结婚，又离婚了。她落户在外地，只得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现在靠女儿养老。
贺儿的故事
贺儿的妈比贺儿的爸官大，一个十级，一个十一级。贺儿是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女。大陆人往日本跑的那些年，她妈通过关系先把贺儿的妹妹送去日本了。等贺儿想去的的时候，条件严了，起码年龄超了，她妈使不上劲了。贺儿先做了整容，显得年轻些了，但表情僵硬，说添了头疼的毛病。问题是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瞒不了人，怎么办？她妈把一家人的户口簿扔进洗衣机里滚了一会，晾干后，把贺儿的年龄改小了十年。她去了日本。
几年前问她在日本过得怎么样，她说，“看过阿信的电视剧吗？我比阿信还累，又添了心脏病。”那为什么不回国？她说，“父母都不在了，没他们的关系，自己又没真本事，我们没戏。就凑合在这边混吧。”
周葵的故事
周葵的母亲虽然是本单位资料员，但父亲是外单位的一个大局长。文革开始，局长天天挨斗，回不了家。后来局长天天在家，买菜做饭。周葵博闻强记，在大院里虽不是“孩子王”，但是大伙推崇他是天才。听故事，破谜语，争执不下的难题都找他。他不想插队，弄了一个假证明，留在胡同口一个街道小工厂里烧锅炉，后来不知道被谁揭发检举了。从此，一家人被街道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最后勒令他把户口迁到农村。
他妹妹留城了，但总觉得欠哥哥的。妹妹癌症弥留之际，对丈夫说，把我父母的房子留给我哥吧。丈夫写了字据，她攥在手里闭上眼走的。
这是那一代北京人的真实故事。那一代人经历过中共建政64年来的大部分苦难，他们生活中的那些平淡琐事中，充满了心酸和痛苦。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都能见证中共“国殇日”的真实，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打开风尘的记忆，触碰那里面的伤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