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2月05日訊】新年伊始，中國人走親訪友、拜年祝福的禮儀習俗成為了大街小巷、家家戶戶一道亮麗的風景。然而，在這道蘊含著深情厚誼、感恩與問候的風景畫面中，親朋好友間的真摯情誼卻逐漸被一種市儈低俗的饋贈所取代。禮尚往來的饋贈之間，那個用精美的紅色紙袋包裝著現金的「紅包」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且越來越被人們認為是表達情誼的最直接、最到位的方式。
之所以形容為「最直接」、「最到位」，是源自中國人對饋贈行為日趨現實化、利益化的理解和詮釋。為了表達情誼而費時費力的準備禮物，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老土、過時、麻煩的饋贈方式，而直接贈送所含現金數額在對方心中並不跌份兒的紅包則更顯得時尚、方便、隨大流。而令人倍感糾結的是，自身的經濟承受能力與紅包錢數之間是否能夠體現出「力所能及」，且所贈錢數與彼此的情誼之間是否能夠呈現出恰如其分的比例。
從大多數人在新年遭遇的情境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真實。一家媒體對102位受訪者做了一個小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40%的人贈送了多於1000元的紅包，而單個紅包中超過500元的也佔了四分之一。對於這種過年期間除了車票、禮品等必要花費之外的「現金禮」，我們不知有多少贈送者能夠實現「力所能及」，又有多少收禮者能夠感受到這蘊藏在現金之中的「濃濃情意」。事實上，無論是送禮的，還是收禮的，都在親歷這種用赤裸裸的數額作為衡量標準的饋贈時表現出極大的恐懼和不安。一位母親看到孩子從兩個舅舅家分別收下「1288元和988元的紅包」時，焦慮的驚呼「紅包都快給不起了」。因為作為回贈，她不得不拿出月工資的一半來返還人情。而這樣的例子實則並不少見，從伴隨著過年而流行於網絡的熱詞「恐歸族」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紅包」除了給歸鄉之人帶來種種恐慌與糾結，再無其它。
或許我們在感慨這種世俗現象的同時不得不深思這樣一個問題：究竟何時，「紅包」成為了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饋贈之禮？而又在何時，紅包的經濟價值竟超過了本身所代表的風俗禮儀的內涵？
事實上，在傳統的風俗中，「紅包」主要是在新年、婚禮、生辰時，贈送祝福和好運氣的一種點綴之物。傳統的紅包樣式並不像現在這種已經製作完好的紅色紙袋，而是直接用一張紅紙包上錢幣，以示吉利。而更久之前，這張紅紙中甚至不放錢幣，而是以手寫的祝福話語取而代之。可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人們想傳遞和贈送的並非是金錢中透出的「銅臭」和攀比炫耀之意，而是內心想對親朋好友表達的關懷與祝福。此外，黃曆新年的時候，長輩送給晚輩的「紅包」長久以來一直被稱為「壓歲錢」。而此壓歲錢的含義來源於古代的傳說，意在為孩子驅邪祈福、保佑平安。《燕京歲時記》中也說明，最早的壓歲錢是「以彩繩穿線編作龍形，置於床腳」。可見，這種分發給孩子的壓歲錢，其「壓歲」的祝福之意遠勝於「錢」所帶來的現實利益。
時至今日，無論是「壓歲錢」還是「紅包」，傳遞祝福的意味已經被強烈的求利之心所取代，人們更關注的並不是短暫的相聚所能收穫的溫情與幸福，而是彼此手中傳遞的那一筆筆只能看出金額多少與面子大小的現金禮。這種只圖金錢、不看情誼的市儈心理與「紅包」本身的祝福之意已然毫無關係，它所產生的背景和環境盡可直接從以追逐利益為根本的領域中找尋依據。
在有著「無官不貪」之說的中國官場上，收受賄賂的官員可謂是比比皆是。儘管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行賄受賄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高端和隱秘；但直接用現金進行輸送和交易的方式仍然備受推崇。因此，某官員的生辰宴會上，某官員兒子的婚宴上，以及官員組織的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中，「紅包」便成為了一種必不可少的饋贈之禮。此時，收受紅包之人關注的絕不是送禮之人究竟想表達怎樣的祝福，而是其所贈送的現金數額能否讓他心甘情願的滿足送禮之人的「心有所求」。在當下腐敗成風，全民皆懂賄賂之術的今天，「紅包」這種已經淪為貪腐方式的新生含義被迅速而廣泛的傳播開來。官場盛行之後，各階層各領域似乎不必接受教育和培訓，就能駕輕就熟的運用這種充斥著利益糾葛的賄賂方式。醫生不收紅包，病人不能痊癒；老師不收紅包，學生無法畢業；法官不收紅包，官司沒有贏的道理；領導不收紅包，員工沒有陞遷的可能。由此，贈送「紅包」的意義只在於換取同等的利益，「紅包」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卻演變成了「內容」的含金量究有多少，而所謂的「饋贈表達情誼」不過是掩蓋賄賂醜態的堂皇之詞而已。
中國人原本的饋贈禮儀就這樣悄無聲息的發生著迅猛的變異，中國人幾千年來「禮輕情意重」的交際之道就這樣普遍的被世人遺忘，究其一切原因，或許只能在「上樑不正下樑歪」這種至上而下的腐蝕之風中找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