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鼓手:我和大衛‧鮑伊在一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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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1月18日訊】一代搖滾巨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因病辭世。四十多年來,鮑伊一直是流行音樂界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前好友及樂隊成員坎貝爾(Sterling Campbell)在《大紀元》英文版發表文章來紀念這位音樂天才。

以下是坎貝爾文章内容,以第一人稱描述。

那是1978年,我14歲,我學習打鼓已經有幾年了。一天,我在穿過公寓樓大廳時,一個名叫丹尼斯坎貝爾戴維斯的鼓手走過來,手裡拿著樂器袋。當時我並不認識任何職業音樂人,所以我只是隨意問道,「上哪兒去啊?」

結果丹尼斯答道,「我今晚有演出,我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演奏。」隨後他接著說道:「我和大衛‧鮑伊一起演出,你想去看嗎?」他給了我一張票。

那時我知道大衛‧鮑伊的頭榜單曲「Fame」。我很興奮我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場演唱會。我想成為一名鼓手,我竟然收到了一名職業音樂家請我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觀看演出的邀請。

演出開始了。燈光暗了下來,大衛出現在舞台上,演出以一首低沉的音樂作品「Warszawa」開始。我已經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但他的音樂是全新的東西,融合靈魂樂及「節奏藍調」以及歐洲風格,一種夢想的表達。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我永遠珍惜它。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神奇的經歷和轉折點,那天晚上我決定奉獻我的生命給音樂。音樂向我展示了它是多麼地廣闊。80年代來了,我上了高中。我在紐約第137大街拉瓜迪亞音樂和藝術中學上學,電影「名人堂(Fame)」就在我的學校拍攝。

從70年代起音樂改變了很多,大衛的柏林三部曲(1977–1979)「Low」、「Heroes」、「Lodger」對80年代的音樂有巨大的影響。

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嘻哈、舞曲和新浪漫主義運動出現了,大衛是帶領時尚的先知先覺,結合時代的變化,他於1980年發布「Scary Monsters」,1983年他推出的「Let‘s Dance」在歐美成為冠軍單曲。唱片製作人Nile Rodgers為大衛錄製這首歌。

1986年,辛蒂‧羅波(Cyndi Lauper)要求我加入她的《True Colors》巡迴演出。這使我有機會加入樂隊Cameo。後來,我希望追隨夢想,在歐洲發展。我加入了倫敦的新興樂隊So,並在倫敦家喻戶曉。

美國著名搖滾鼓手坎貝爾。他與知名樂隊David Bowie、The B-52s、Duran Duran、Soul Asylum、Cyndi Lauper、Gustavo Cerati都有合作。(Benjamin Chasteen/Epoch Times)

1988年,我收到了杜蘭杜蘭樂隊的邀請,加入了該樂隊,並與Nile Rodgers相識。在1993年我離開杜蘭杜蘭時,Nile Rodgers打電話給我,問我能否加入製作大衛‧鮑伊的新專輯「Black Tie White Noise」。我實在是喜出望外。

大衛風度翩翩,面帶微笑,他對新專輯很是期待。他提供了新歌演示,要求很簡單:發揮。我研究過大衛的音樂和丹尼斯的鼓樂。我演奏時表現了我的風格,但加入丹尼斯的一些特點。大衛和Nile Rodgers對我的演奏很是滿意。

大衛對我來說就像一所大學。他的才華不僅體現在音樂上,也影響到製片人、時裝設計師、電影製作人、美術設計師、攝影師和其他人,大家成為一家人。

丹尼斯是大衛70年代時的鼓手,之後我和Zack Alford、Poogie Bell加入進來。40年後我們依然保持聯繫。與大衛樂隊的成員在一起就像是兄弟姐妹在一起。我們像校友一樣,文憑是大衛啟發的音樂可能性。

錄製「Black Tie White Noise」幾年後,我接到大衛本人的電話,問我是否可以錄製新專輯「Outside」。這次是與音樂製作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在瑞士蒙特勒錄製。身處日內瓦湖和法國依雲山,感覺如此難以置信。

我是如此幸運。每天與布賴恩共進早餐,談天說地。然後,我們去錄音室。布賴恩要求樂隊演奏歌曲,但進行一些發揮。如果大衛和布賴恩發現了好的內容,他們會圍繞它來寫歌。

有一次,布賴恩給我們每個人打印了角色性格,要求我們按照「性格」演奏。他給我的角色性格是:「你是天基俱樂部『小行星』的音樂家,目前在180英里高的地球軌道,在月球上空,週末來的客人主要是維修人員。他們喜歡神秘、厚重的風格。這些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十幾歲時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音樂品味。你的影響是表現Funkadelic風格。」

我們總是這樣在遊戲中找感覺,想像是其中一部分,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歡笑。我們演奏時,大衛給我們所有人畫了肖像。

大約在1994年,我成為樂隊Soul Asylum的正式成員,不知道大衛是否會進行「Outside」巡迴演出。

後來有一天,我接到了大衛的電話,他們將要巡演,這也是我的夢想。但我已經加入Soul Asylum,所以我只好說不能參加。我向大衛推薦我兒時的朋友Zack Alford,他也是很棒的鼓手。Zack Alford參加了「Outside」巡演和「Earthling」巡演,表現十分出色,我很為他感到驕傲。

在90年代末,我接到了大衛的另一個電話,請我參加錄製專輯「Hours」。樂隊由我、Gail Ann Dorsey、Earl Slick、Mark Plati、Mike Garson、Catherine Russell、Gerry Leonard組成。我們從1999至2004年合作,在世界巡演,廣受歡迎。

大衛的最後一次大型巡演是Reality之旅。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我們在9個月內到世界100多個城市演出,我們非常開心。

大衛‧鮑伊与坎貝爾2002年在舊金山演出,坎貝爾的大鼓上寫有中國文字「真、善、忍」法輪功的修煉原則。坎貝爾是一名法輪功學員。 (Mark Jeremy/CC BY-SA)

與大衛合作令人難以忘懷,他實在太有趣了。我們總是試圖讓彼此在舞台上歡笑。一次在拉斯維加斯演出最後一首歌時,有一段時沒有伴奏由大衛清唱,我有足夠的時間走到大衛旁邊。當音樂再次響起,我就站在他身邊,技師在替我打鼓。大衛看著我,看了看鼓,忍不住大笑起來。

六年過去了。我在紐約的音樂工作室與其他知名音樂家合作,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大衛見面了。一天令我驚喜,他打電話來問我怎樣,又問他是否可以來。我說:「當然可以。」

我非常高興再次看到他。他問我能否參加「The Next Day」(2013年發行)的專輯製作。真是太棒了。鼓手們分散在各地,我們決定分別錄製,並一步合成。Zack做了大部分演奏。我有日程安排衝突,所以我就參加了末尾的製作。

大衛·鮑伊与坎貝爾2002年在演出前進行音響檢查。坎貝爾身穿黃色T恤,寫有「法輪大法好」。(Mark Plati)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大衛。我們保持聯繫,但不很多。隨後傳來消息,他有一個新的專輯製作。第一隻單曲出來時我發電子郵件給他,他回復說,「謝謝你,STER。」這是他給我的暱稱。

然後,他離開了我們,我則寫下我與大衛‧鮑伊的故事。

大衛是一個真誠的人,是獨一無二的。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關心很多事情,他關心人權,他知道世界是怎麼回事。

2002年,我去了中國,以​​抗議(中共政府)針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罪行。我最終被拘留並被驅逐出境。

我在中國被警方拘留兩個星期,接下來的一週我與大衛一起在卡內基音樂廳為西藏之家演出。中共警方的拘留使我錯過了排練,但我參加了演唱會演出。

有這麼多的故事。和他相處的人都有許多故事可講。我從事音樂25年,大部分是與他一起製作音樂。從他的音樂大家庭,我獲得了這麼多的知心朋友。

大衛讓我和其他音樂人成為我們自己。他很少告訴我們如何演奏音樂。給我們留下創作空間。他很尊重我的信仰,並希望涉及的每個人都能夠表達自己的心聲。我會永遠珍惜和大衛合作的生涯。#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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