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3月23日訊】1959至1961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飢荒劫難降臨中國大陸：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餓，各地上演著「人相食」的人倫慘劇。這場由中共一手製造的「人禍」，至今仍是大陸官方極力封鎖的歷史。
1940年11月出生的楊繼繩是湖北浠水人，在京津生活50年的他鄉音難改，質樸未變，不像通常印象中的記者、教授、主編，更像越來越稀少的民間手藝人，一副笑瞇瞇的憨態，泥塑般厚重滄桑又平易近人。
在《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眼中，楊繼繩先生是最沒有「大師」架勢的人，不裝腔作勢，不自鳴得意，更不故弄玄虛，談話的時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討的道理。這種關於歷史的談話是複雜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單純，要關注的是「truth」，即真理和真相。
「他做人一向正直低調、勤勉持重……」他的清華同班同學劉尚希透露，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完成《墓碑》寫作的楊繼繩，「經常要面對各種壓力，甚至還要與到家中的便衣週旋」。
心路歷程
現年76歲的楊繼繩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編委和顧問。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2015年被迫離任。他還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
回首30多年的職業生涯，楊繼繩以10年為期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 他緊跟形勢跑，寫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他說，花了十年代價才學會了四個字：實事求是。
第二個10年是改革開放後，新聞事業出現了相對寬鬆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整個90年代。楊繼繩說：「儘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獨立思考，獨立調查，他把自己定位為「研究型記者」。
90年代以後，他開始陸陸續續著手調查1958年至1962年間大饑荒的真相。他59年去世的父親在那場災難中被餓死，父親嚥氣前深陷的眼窩、乾枯的手，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這段「舊聞」的直接動因。
文革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他震驚：湖北省在3年困難期餓死了30萬人！才知道，發生在自己家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作為新華社記者，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許多城市鄉村的貧困生活。「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被矇騙，就產生一種擺脫矇蔽、尋找真相的強烈願望。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書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89年六四事件使楊繼繩「大徹大悟」，他說：「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趙紫陽看的最後一本書
最美夕陽紅，退休後楊繼繩步入創作旺盛期。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於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世界各大媒體和網站（除了中國媒體和網站以外）進行了廣泛的報導和評析。作為資深記者和主編，他對文革結束後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高層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知之甚多，掌握很多第一手資料，積累了大量人脈，採訪了趙紫陽、朱厚澤、李銳、任仲夷、安志文、田紀雲等重要當事人，是迄今為止有關文革後中共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最有資料價值的一本書。
在書中，他詳述了在六四期間騎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及醫院裡親眼目睹的悲劇。拒絕率軍入京鎮壓平民和學生的38軍前軍長徐勤先晚年接受了他的採訪。楊繼繩三訪趙紫陽談高層政治秘辛的內容，成為研究趙紫陽晚年改革思路和中共高層交鋒的最權威資料之一。
趙紫陽去世前半個月，在醫院病床上一直堅持看完了這本書。他評價說：「這本書的分量很重，敘述是公允的。對我採訪的記錄是準確的，我擔心作者的安全。」
楊繼繩曾對兒子和女婿講過，有可能為寫書坐牢，要他們有思想準備。中宣部在2005年初給這本書定性說，是境內外呼應，是洩密！多年來，楊繼繩被中宣部三任部長批評過。他笑著扳起指頭數：「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對，三任，有的還不止一次，丁關根就兩次，劉雲山也好幾次——不過，我批評他們更多！」
從90年代後期以來，楊繼繩的書基本上不能在國內出版。1999年4月完稿的《中國各階層的分析》一書，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發行，在中國大陸出版卻屢遭阻撓，2011年終於解禁。直到2010年3月，他才在國內出版了《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這是楊繼繩在中國首部唯一政經評論集。
如果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像小孩放爆竹，嚇著了一些人；那麼，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則像威力強大的炸彈將謊言炸得粉碎。這部嘔心瀝血之作讓楊繼繩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並完成了約100萬字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蒐集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採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倖存者及見證人，記了10多本訪談錄。
書裡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檔案、會議記錄及各種地方志、縣誌。「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採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複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其間的艱辛難以言狀，費盡了周折，有的地區還是不讓看。他兩次到通渭，都沒能進入通渭檔案館。後來經高層朋友的幫助，他在甘肅省檔案館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檔案，在河南省檔案館看到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陽檔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資料，在攝像頭下抄寫了8個本子，有的資料審查後再到他手裡已抽走幾頁。不管怎樣，他還是抄閱和複印了數千份源文件。
他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實、詳細的考證和數據，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揭穿了長期以來官方「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
1960年7月，蘇聯撕毀了600份技術合同，撤走專家，其影響局限在國防尖端和一些重工業領域，與農業生產毫無關係，那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多了。蘇聯六一年3月以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蔗糖，中共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沒有蘇聯逼債這回事，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了債務。楊繼繩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並求教氣象專家，結論是那三年是氣候正常的年景。
這場慘烈的大饑荒，非「天災」而是「人禍」，根本上都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大修水利、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浮誇風、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民眾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虛報誇大糧食產量，導致徵糧過重。所有的財富、資源、土地都被政府壟斷，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農產品換回工業生產用的機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騰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青壯年都投入煉鐵和修水庫，耽誤了農時，莊稼來不及播種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蕪。糧食大量減產，各省卻「喜報頻傳」，陷入「畝產萬斤」的吹牛狂歡。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誰不聽話就不給飯吃，「扣飯」是普遍現象。一些地區農民想開荒種地、在自家吃飯也不行，自留地收歸集體，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裡的煙囪不許冒煙。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最不可饒恕的是：在糧庫裡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眼看著農民餓死：在上千萬農民餓斃時卻大量出口糧食，僅1959年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的糧食就達416萬噸：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在廬山會議上批判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沒有開倉放糧，還更瘋狂地搞大躍進、刮共產風，繼續超限度強行徵糧，宣傳形勢一片大好。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為自保不敢說真話，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於是層層施壓、不擇手段地逼迫上繳糧食，把農民僅有的口糧、種子、飼料搜刮一空。捆綁、吊打、拘捕等現象屢見不鮮，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鍋飯」越來越稀湯寡水，後來變成有一頓沒一頓，漸漸也不開伙了，幹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慘了，飢腸轆轆，餓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腫病，哪還有勁兒出工勞動？走路搖搖晃晃，頭昏眼花，很多人一頭栽下去，就再也沒起來。
在全國實行的專制統治也阻斷了民間自救之路，各地嚴防死守，設立「檢查站」，民兵持槍攔截饑民逃荒要飯，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被毒打虐殺者眾。可憐的農民只能坐以待斃，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交待說，全地區被抓進監獄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饑荒，像轟動一時的湖南澧縣劉家遠殺子食子案，絕非個別現象。楊繼繩在書中記敘了多起吃親生兒女的事件。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講，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劉少奇最讓毛澤東恨之入骨的那句話就是：「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四川、河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大饑荒重災區，尤其信陽、通渭、鳳陽、館陶、亳州、無為、羅定、濟寧等地，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有些全家都餓死了，不少村莊死得渺無人煙，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河南信陽地區死絕了5萬多戶，村莊毀滅1萬多個，僅光山縣就有5647戶死絕。正應了那兩句毛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餓死多少人，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總後，發現全國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後通知：「不要外傳，立即銷毀！」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幾天以後，周恩來又問他們：「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楊繼繩零三年採訪周伯萍，他只講了經過，不肯吐露具體死亡數字。
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數，楊繼繩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學家請教過，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幾乎找齊中外人口學家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方法，分析他們的計算結果。還把分省的三十冊《中國人口》有關資料一本一本抄錄，將抄下來的數據列成表格，再一個省一個省計算。每天下班後就計算，一個晚上只能算出一個省。他珍惜每一個數字後面從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600萬。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透露，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說，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全國餓死的人數已解密，是3756萬。
1962年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進京告狀，四川大饑荒至少死了1000多萬人。胡喬木給毛澤東的調查報告是湖南大饑荒期間死亡率嚴重的達20%左右。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全國各地大小城市糧食供應不斷減少，一般市民吃不飽、營養不良的也很普遍，從中國的人口數據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卻是全國16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水稻專家袁隆平說中國大饑荒「餓死了4000萬～5000萬人」。 荷蘭學者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中，估計至少有4500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是波爾布特紅色高棉時期死亡人數的20倍以上。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維志是學人口統計專業出身，當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還到一些省搞過人口數字核對和調查，他的研究結果是3546.6萬人。楊繼繩多次與王維志進行過探討，基本同意他的結論。
楊繼繩說，他的3600萬是保守數字，還沒包括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個甚麼概念？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相當於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相當於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120倍，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1000多萬的死亡數字，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極權制度的墓碑
《墓碑》上下兩卷，分為各地情況展現和綜合專題論述兩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豐富，客觀寫實，嚴謹樸素。從禍起中原、甘肅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國的饑魂、魚米之鄉的餓殍，從燕趙悲歌、齊魯之難、黑色貴州到嶺南風雲的逃港狂潮、雲南邊民的大外逃……楊繼繩描繪的是全景立體的災難圖，有側面、有細節，有群像、也有個體和特寫，呈現了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所發生的「共慘人禍」，觸目驚心，慘不忍「讀」。 作者深刻全面地分析論述造成大饑荒的時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認為其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蘇聯、中國、柬埔寨、朝鮮等共產國家（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都曾發生過慘烈的大饑荒。而在任何一個民主、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沒有發生如此嚴重的饑饉。極權制度是大饑荒的根本禍因。
楊繼繩指出，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近四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
他寫道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補了大陸史學界對三年大饑荒這段歷史的研究空白。「中國現代史學會」認為：「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這是迄今為止關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饑荒的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的著作。」
真相衝破銅牆鐵壁
《墓碑》出版後廣受好評，還翻譯出版了英、日、法、德等多種外文版。該書榮獲2008年度香港書獎、《亞洲週刊》2008年十大好書、香港書展2009「名家推介」新書、2013年曼哈頓研究所的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2014年獲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5年瑞典史迪格•拉森獎（Stieg Larsson Prize）、2016年的「路易斯•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
表彰他「眼光宏大和無所畏懼的報導，記錄了人類黑暗而艱辛的掙扎」。尼曼基金會在授獎公告中稱：「楊繼繩具有開創性的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以法醫般的細節記錄了20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之一的真正規模。它講述了毛澤東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大約三千六百萬中國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餓死，也有人死於酷刑和謀殺。」
《墓碑》也引起謊言製造者的反撲，御用的官媒寫手們在報刊網絡上謾罵攻擊，誣蔑這本書是「重大謠言」，明目張膽地塗抹掩蓋歷史罪惡，充滿謊言的歷史教科書欺騙了幾代人後還在繼續欺騙孩子。不過，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歷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專利。文革式的批判、收繳查禁反而擴大加速了這本書的傳播。已有10版的《墓碑》仍是大陸遊客的熱購書之一，雖然海關嚴格檢查，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帶回去。這本承載著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的書，從中原腹地到雲貴高原到新疆邊塞，都不時有盜版《墓碑》銷售。來自全國各地的近千封讀者來信，給了楊繼繩堅定而熱情地支持。
3月10日在哈佛的頒獎儀式是在獲獎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楊繼繩被禁止赴美領獎，但他的答謝詞在網上廣為流傳。他寫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條黑色定律在記者職場十分盛行。要不被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無所畏懼，勇於獻身。這也是我對新聞良知與正義的理解。要當一名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是有風險的。我在給新聞專業學生講課時傳授了一個避險秘訣：「一無所求，二無所懼，自立於天地之間。」無所求，就是不求陞官、發財；無所懼，就是檢點自己的行為，不留「辮子」被人抓；不依附權貴、靠自己的人格和專業獨立於世。有了這三條，風險就小多了。
他表示，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史德，忠於史實，善惡必書，書必直言。在中國史家的精神影響下，他記錄了他所經歷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並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他以自己在大陸廣為傳播的禁書《墓碑》為例說明，「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牆鐵壁！」強調「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他最後祈禱「願良知和正義的陽光照亮千萬個記者、作家的書桌！願更多的作品喚醒人類的良知……」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