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1月29日訊】一場吞噬了19條百姓生命的大火，看不到政府一絲憐憫與歉意，卻成為清理受害者所屬的群體——中共眼中的所謂「低端人口」的藉口，這樣明顯的「歸罪於受害者(victim blame)」邏輯，在大陸暴政下被堂而皇之地提出與執行著。
幾十萬外來務工者被公安、消防等砸門踹門、斷水斷電、叱令期限搬離，公安將住戶的鍋碗瓢盆、行李等全部扔到大街上，然後將人攆出去，門上直接貼封條，被連夜強行趕出出租屋的外來務工者只得在寒冬中露宿北京街頭。
無怪乎有人將這樣的行徑與發生在1938年11月10日淩晨的「水晶之夜」相比：然而，德國納粹黨衛軍驅逐、打砸與迫害的是德國人眼中的異族猶太人；身披黑狗皮的北京公安與軍警迫害的卻是實實在在地生於斯長於斯、和他們一樣黃頭髮黑眼睛的中國人，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文革期間，被中共人為劃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所謂「四類分子」這樣的政治上的「低端人口」，成為社會中的賤民階層，在中共統治下過著相當於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般的悲慘生活，遭受了超過三十年的迫害與歧視。
據斯坦福大學教授Andrew G. Walder推算，1966年到1971年，中國大陸有接近160萬人死於非命，三千萬人遭受政治迫害。僅在廣西一省，根據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檔彙編（第二冊）》（南寧，1986年2月）的官方披露，文革期間死人就超過八萬六千人，其中七萬多人是在非武鬥的情況下以殘酷手段大肆、殺死以及迫害致死的（包括殺俘虜）。民間學者宋永毅則估計廣西文革期間死人近二十萬。（參見 宋國慶，董國強《廣西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研究》，《領導者》68期，2016年2月：154－162 ）
中共在土改時就有驅逐地主富農以及把四類分子及其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從邊境地區強迫遷移的情況，文革期間這種情況發展為全國普遍的行為。
1958年秋，為了建設「紅彤彤的大上海」，上海把數以萬計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趕出上海，造成不多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文革期間，中共將所謂四類分子驅逐出城市，強迫遷往農村。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萬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估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裡驅逐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超過百萬人。
在中共統治下，一部分人被人歧視，甚至於被人欺淩，被大多數人視而不見，是常態，是挑動被統治階層的內鬥以穩固自身統治的極權政權的典型手腕。5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將「二流子」、「破鞋」、吸毒、賭徒、地痞流氓、小拿小摸者均列為特殊戶口管理，對過去有污點的人，不問現狀，不加審查，也都列為特殊戶口，加以管制。這些人被視為社會底層，可以任意剝奪他們的自由。
從過去的政治「低端人口」（四類分子）到如今的經濟和戶籍上的「低端人口」（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的悲慘命運這是中共屢次發動政治內鬥，整風批鬥，搞內部迫害的傳統所決定和導致的。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