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04日訊】在上個世紀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有這樣一個美國記者：她愛蘇聯、愛中共甚於愛自己的國家；她為了共產黨，寫了數篇扭曲事實的報導和幾本書籍，從而欺騙了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無數世人；在她被蘇聯以「間諜」的罪名驅逐後，她選擇了中國作為永久居住地，並在文革初期加入了紅衛兵，成為為數不多的加入紅衛兵的外國人中的一個。然而，最終，她卻發現在中國她竟然失去了安全感。她的名字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在蘇聯體驗革命
1885年11月，斯特朗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弗蘭德城。1908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比較宗教學博士學位。早年她致力於兒童福利事業和工人運動，並在《西雅圖工會紀實報》從事採訪、編輯工作。
俄國「十月政變」後，斯特朗為其所深深吸引，她蒐集了大量有關布爾什維克的資料，把它們刊登在《西雅圖工會紀實報》上，使其成為美國第一家支持蘇共的報紙。斯特朗也走上了共產黨道路。
1921年，斯特朗帶著對美國左翼的失望情緒隨同美國貴格會來到蘇聯伏爾加河地區救災。其後，斯特朗擔任了駐莫斯科記者，並向西方媒體發表了自己第一批有關蘇聯的文章，主要內容就是讚揚蘇聯的「建設成就」。
根據其同宗族的侄子特雷西•斯特朗的研究，「安娜•路易斯從來沒有寫過斯大林的政策變化情況，或者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世界觀與『總路線』有何區別，所有其他的西方記者都曾經描述過這一點。安娜•路易斯描述的只有生活。比如，如何在莫斯科租房子。」
斯特朗在蘇聯一住就是20年，期間她與一位叫蘇賓的俄國作家結婚。為了幫助蘇聯，斯特朗還親自組織大批美國專家去蘇聯。在蘇聯有關方面的支持下，斯特朗還創辦了蘇聯第一份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報》（The Moscow News），主要讀者正是美國專家。身為主編的斯特朗也因此可以出入克林姆林宮，還可以經常與斯大林討論蘇聯報刊雜誌的社論。
不過，進入領袖辦公室也未能讓她擺脫蘇聯的審查制度，這種審查給她帶來了不少麻煩。而曾期望將《莫斯科新聞報》辦成具有美國風格的英文報紙的斯特朗，最終在審查制度下將其辦成了蘇聯式的報紙。
前四次訪華後的虛假報導
這多少讓斯特朗對蘇聯有些失望，她開始將目光轉向了中國。1925年，斯特朗首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她接受學生邀請發表演講，介紹蘇聯的情況；在內蒙，她採訪了馮玉祥將軍；在漢口，她見了北洋軍閥將領吳佩孚；在上海，她見到了後來成為共產國際地下黨員的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在廣州，她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報導了省港大罷工，採訪了罷工領導人蘇兆征。
1927年，國民黨發動「清黨」運動。斯特朗第二次來到中國，先是深入武漢，報導工人運動，之後深入湖南農村，報導了中共領導的殘酷的農民運動，其後寫下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書，大讚中共革命，而其對於工人、農民運動背後的殘酷，斯特朗或是被刻意隱瞞，或是有意忽略。
斯特朗第三次來中國是在1937年年底。她經香港到達武漢，之後又到山西八路軍總部採訪了朱德等領導人，為中共虛偽的「抗戰」假象所感染，遂發表了反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並得出「共產黨的部隊是一支新型的軍隊。他們不姦淫掠奪，尊重農民並幫助他們收莊稼，特別是教育他們認識自己的力量，並告訴他們如何戰鬥並贏得勝利」的結論。
第二年春天，斯特朗回到武漢時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同年3月，斯特朗回到美國。
1940年初，斯特朗第四次來到中國。她在重慶與周恩來就局勢進行了多次長談。據說在其與周第一次交談時，周稱最近兩年來蔣介石的將領們與中共軍隊的武裝衝突加劇。周還給斯特朗提供了一些文件，並說：「你現在不要發表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
1942年2月初，即「皖南事變」發生後第二年，正在回美國途中的斯特朗接到了一封來自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內稱：「發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時機已經到來。」信封內還裝有中共黨人重新組建新四軍的正式命令全文，還有 「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正式聲明。聲明列舉出「重慶親日分子」要把中國納入納粹法西斯軸心國的15點「陰謀計劃」。斯特朗迅速通過朋友將上述材料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從而混淆了國際視聽。
第五次訪華採訪毛
抗戰結束後，斯特朗搭乘美國軍方飛機於1946年第5次來到中國，並馬上前往延安。
在延安，斯特朗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並對其進行了採訪。毛在與其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並在談話中多次應用。斯特朗為毛的口才所欺騙，採訪結束時，她還激動的表示：「我認為這是一次劃時代的談話，我會儘快把它整理出來，傳回美國發表。」不久，斯特朗的採訪傳遍了全世界，毛的「紙老虎」的說法也廣為人知。
1947年初，在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之際，中共覺得暫時放棄延安，斯特朗被迫離開延安前往上海。臨行前，中共毛、周等人希望她將親眼所見傳遞給世界。問題是，語言不通的她看到的不過是中共希望她所看到的罷了。
定居中國 為中共做外宣
據蘇聯媒體報導，1949年1月斯特朗被捕，在「盧比揚卡」地牢關押了六天以後，她被以「從事間諜和顛覆蘇聯活動」的罪名驅逐出境。據說，她被驅逐出蘇聯的真正原因是蘇聯當局不滿她與中共和毛的緊密接觸以及與中共高層的接近。
不過，斯特朗並沒有理睬蘇聯的警告，回到美國後繼續利用一切機會向美國人介紹她所看到的中共和中國。斯特朗還撰寫了《中國人征服了中國》一書，記錄了國共內戰期間她在延安等地的經歷。
冷戰開始後，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盛行，斯特朗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斯特朗決定前往中國，但美國政府以她「自始至終都一貫是獻身於國際共產主義陰謀的一份子」而拒絕發給她護照。斯特朗通過與美國政府打官司拿到了護照。
1958年，斯特朗第6次訪華，此時已是73歲，而且健康狀況欠佳，她決定在北京定居，並在此後再次充當了中共的外宣工具。在此期間，她創作了歪曲事實的《中國為糧食而戰》、《西藏見聞》、《西藏農奴站起來》等書，並滿懷激情的編寫了《中國通訊》69篇，向世界發出了中共所期望的報導。 而中共對其也是奉為上賓。
在中國失去了安全感
1966年文革爆發後，斯特朗加入了紅衛兵，成為為數不多的加入紅衛兵的外國人中的一個。而作為替中共對外發聲的「紅色記者」，斯特朗並沒有受到什麼衝擊。然而，當她看到社會的動盪不安以及相識的老友劉少奇、陸定一等一個個被打倒，她開始坐立不安。她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在中國再也沒有安全感了……已為混亂不安的感覺所代替。」
在焦慮不安中，斯特朗於1970年3月29日因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終年84歲。
一生都在追求革命的斯特朗至死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被中共利用的好慘！因為她所聽到的、看到的以及所寫的都並非是真實的歷史。真實的共產黨是不僅禍害了蘇聯人，也禍害了為數眾多的中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斯特朗自覺或不自覺的成為了共產黨的「幫凶」，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