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05日訊】對華關係是日本外交的一個難題，由於中日兩國都有一些難以挑戰的「政治正確」的存在，人們很難全面準確地審視中日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困境。
中日兩國有著長期交往的歷史，有著相近的文化傳統。十九世紀上半期，當西方貿易藉助軍事力量向亞洲推進的時候，起初，中日採取了相似的閉關鎖國政策，但很快都發現了這種政策的無效，被迫打開國門。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幾乎在同一時間興起。
十九世紀歐美與中日為代表的亞洲之間，是兩種文化和觀念的激烈碰撞。我們應該坦率地承認，歐美貿易、宗教、文化對亞洲的影響，對破除東方專制主義起到關鍵性作用，在歷史上具有進步的意義。但是這種作用的發揮，在東西方整體觀念碰撞的殖民時代背景下，是藉助於武力實現的。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民族主義的反彈。
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較好地實現了從傳統到近代的社會轉型，形成了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但是在俄國東擴的壓力之下，日本的民族主義勢力試圖在朝鮮半島和滿洲形成自己的戰略緩衝帶，由此，逐漸走向擴張的道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類過度迷信武力和先進武器的時代，要把中日關係的沿革變化說清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蘇聯的產生令世界局勢形成了更大變數。但無論如何，即使對日本自身而言，對華全面戰爭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其結果眾所周知。
回顧百年前的歷史我們會看到，儘管日本在實現工業化和近代化的過程中遠較中國成功，並且在此後的時間裡長期保持了對中國的經濟、軍事優勢，但日本的近現代化道路是有缺陷的。這一點從日本《戰後憲法》與此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差異中可以看出，《戰後憲法》為現代日本引入了人權、民主、和平的概念和制度，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說日本走完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道路。這條路是曲折的。
對中國來說，這條路更加曲折漫長，當中國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列強入侵歷史的時候，蘇聯這一新產生的意識形態存在更深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半殖民狀態和動亂結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卻更遙遙無期。
今天，中國在經濟、軍事上的發展令世人矚目，但這種發展更接近於二戰前的日本，是一種具有嚴重缺陷的現代化進程。這種缺陷導致中國在外交關係上無法被有效納入現代文明秩序。更重要的是，這種半現代化的狀態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層面的困境難於破解：中國不再是一個對外封閉的國家，卻又在制度和價值觀層面上對這種變革表現出極為敏感的警覺，不惜代價構造起抵抗這種變革的強大鎮壓力量。在中國，東方專制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專制特色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
民主化是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最後一步，只有走完這一步，我們才可以說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社會變革走向可預測的階段。
因此，當我們談論中日關係的時候，應該看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關係，也不是一般的睦鄰關係，而是一個現代國家與一個半現代、半文明國家之間、混合了各種現實利益和歷史糾葛的關係。
但在談論中日關係的時候，朝鮮因素是不能被忽略的。與歷史上中日之間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不同，當今的迫切問題是朝鮮的核武威脅，這是日本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之一，在這一問題上，日本、韓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卻又不能不看到中國因為意識形態上的考慮，長期以來，並沒有真心實意致力於解決朝核問題，朝鮮核武問題形成的背後，隱約有中國力量的推動，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消極態度才是朝核問題難以解決的真正原因。
中國軍事實力的全面增長和朝鮮核武的迅速發展，對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安全構成最大的不利因素。這兩個問題雖不能混為一談，但日本與中國、朝鮮之間的矛盾，根本上是意識形態的矛盾，因此，或者說，如果沒有價值觀的根本衝突的話，日本與鄰國的矛盾、利益衝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決途徑而不會走向極端，我們也可以說，意識形態的對立才是日本國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要破除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最可靠的途徑是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這是一個歷史演化的過程，我們無法預測中國會以什麼樣的速度實現這一過程，也無法預測在這一過程完成之前，中國是否會與周邊國家產生大的衝突乃至戰爭。但日本應該在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發揮更大作用。
回顧歷史我們會看到，十九世紀，面對西方的強大實力，在致力於國家近、現代化的同時，出於同病相憐的心理，日本、尤其是日本民間，曾以很大的誠意和興趣幫助中國加入這一進程，然而，在那樣一個時代，現代化的過程首先意味著國家的組織能力和經濟、軍事實力的提升，這也就使國家之間的利益構成微妙的競爭關係，很容易走向戰爭，因此，面對當時的中國，日本的心態是矛盾的，這種矛盾也反應在當時日本的各種政治觀點中，遺憾的是，日本最後走向了侵華戰爭，這一戰爭對中國歷史最為深遠的影響是助長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崛起。
可以說，二戰以前的中日關係最終是失敗的，其結果影響至今，既長期威脅日本安全，也長期阻礙中國的民主進程。
遺憾的是，恢復邦交關係以後，日本的對華政策並不成功，甚至可以說再次犯下嚴重錯誤。
出於對中日戰爭的愧疚心理，中日恢復邦交關係時，日本有過戰爭賠帳的打算，雖然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本主動提出的賠償，但日本1979年後還是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這是一筆至關重要的啟動資金。按理說，日本的主動援助幾乎等同於賠款，在兩個正常國家之間，這樣的援助對化解歷史宿怨會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中國政府一邊拿著日本的大量援助，一邊對民眾隱瞞這一事實，導致民間普遍不了解日本尋求和解的誠意。
不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中日關係基本正常。中共原本就不曾在意過中日戰爭中日本的責任問題，因為在共產黨的邏輯中，沒有日本的全面對華戰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崛起，從這一角度來說，它甚至對日本的全面對華戰爭抱有很大程度上的感激，毛澤東本人就曾多次展現這一心理。
然而，民間的心態是不同的，中日戰爭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給中國社會留下了嚴重的歷史創傷，中日之間的對立情緒確實是存在的，國與國之間，化解這種對立需要時間，也需要其中一方的友好表示，比如道歉和賠款。如果把日本的對華援助視作一種變相賠款的話，實現民主化以後的日本其實已經在努力改善日中關係。遺憾的是，中國政府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藉助對媒體的百分之百的控制，並不向民間傳達日方的這一態度。
更重要的麻煩在於，1889年「六四」之後，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破產，不得不脫掉其無用的外殼而保留其內核，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國家利益取代共產主義理想，成為統和社會共識的唯一手段，為了維護共產統治，中共放棄了早先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信念，搖身一變將自己打扮成民族、國家利益的代表。於是，日本就成了靶子，中共縱容乃至鼓動民間的「反日」力量，轉移民眾對腐敗、法治、人權等問題的視線。
對中共來說，這原本也許不過是一場假戲，與日本具體做了什麼是沒有關係的，然而，假戲漸漸真作起來：在中國的思想控制之下，文學、藝術被嚴格管制，尤其影視題材更是受到宣傳系統的層層審查，幾乎所有題材都具有敏感性，但愛國主義旗幟下的「抗日神劇」恰恰完全符合政治正確。於是，官方的假戲與民間的仇日情緒結合起來，以廉價的商業方式，讓長達二十多年的「抗日神劇」在中國影視領域超級泛濫，大大助長了中國民間的非理性仇日情緒。
中國政府煽動仇日情緒的另一個原因，是日本與美國的聯盟關係，這是中共懼怕「意識形態顛覆」的必然反映。
遺憾的是，日本政府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或者說，是現代化與半現代化觀念的衝突）缺少足夠的省察。六四事件之後，1990年，日本不顧美國等西方集團的反對，無條件地率先解除對華制裁，恢復第三批對華日元貸款，啟動對華高技術出口，而且無償地大量對中國輸出工業設備製造技術，並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反對全面制裁中國，幫助中國政府徹底撕開了制裁的裂口。日本率先改善對華關係的行動，對美國於1993年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並最終改變對華強硬立場，減輕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起到了推動作用。
日本的這一做法，可能與對中日戰爭的內疚心理有關，也與日本長期輕視中國的經濟、軍事發展潛力有關，無論1979年開始的對華援助，還是1990年取消對華制裁，都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日本對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抹殺的貢獻，但日本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和民主化的長期滯後這一矛盾將會給世界，也給日本帶來什麼樣的長遠危害。
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首先被中國政府用於軍事力量上的提升，於是，日本開始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中國正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強大國家，而這個國家領導者的政治理念是極為落後的，無論對內對外，它漠視對自己不利的規則。中國開始成為亞洲和平的潛在威脅。然而，以中國體量之大，簡單的軍事對抗是無法想像的，只有幫助中國實現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
可是，無論1978年、1990年，還是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日本在這一方面的太多努力，對於中國的人權、法治狀況，日本對中國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
儘管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但自十九世紀以來的一百五十多年間，幾經波折，中國人對西方價值觀的了解和接受，也是有清晰脈絡可以追蹤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1989年會爆發那樣規模的民主運動。今天的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防範力度，恰恰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形成越來越強大的民主化力量，迫使政府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手段進行管控切實存在的中國民間力量。日本政府如果忽視這一力量的存在，在民間進步力量受到打壓的時候，如果繼續採取沉默的態度，雖然表面上可以減少與中國政府的衝突，但是長遠來說，不利於化解中國民間對日本的仇視心理。相反，我們可以看到，儘管中國政府對美國的「人權壓力」（實際上也遠遠不夠）表現出對立的態度，但在民間，卻形成一種強大的親美潛在力量。
因此，我建議，日本應該徹底調整以前的對華外交策略：將對華民間外交提升到比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高度。如果說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了傷害，那絕不是傷害了中共更不是傷害了今天的中共政府，所以，日本的內疚心理也好，賠償意識也好，應該是針對中國民眾表現出來，這種善意的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幫助中國完成現代化進程。
持有這種意見，並非由於我作為中國民運人士的身分，而是立足於對中日百年歷史糾葛和今天中日關係僵局的分析之上的。今天日本不再是二戰時的日本，而是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日本應該有更多的自信心和責任感。
日本政府應該放棄對中共的幻想，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幻想已經讓日本變得越來越被動。日本政府應該有對中國政府說不的勇氣，要有展開對華民間外交的自信和宏觀政策。2012年的反日遊行後，日本第一次選擇了不向中共低頭，卻並未造成什麼不利後果，中日貿易額短暫滑落後持續上升。事實上，中國政府的持續動員能力是相當糟糕的，無法擺脫其外強中乾的困境，這一點，經歷過甲午中日海戰的日本應該很容易理解。
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上看，日本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能力可能高於歐美國家。歷史上日本曾經這樣做過，無論最終的效果如何，但我們能夠看到，當時的日本以極小的代價，通過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在中國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今天，日本對華民間外交的視野應該更為開闊，通過人員往來、思想、文化、教育、經濟等領域的民間交流，加深兩國民眾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當日本選擇從各個不同領域展開對華民間外交的時候，中日百年宿怨將真正開啟終結之途。我想再次強調說：日本應該將對華民間外交放到比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考慮。
日本應該在人權、法治等議題上對中國政府大膽講話，推動中國的積極變化。這需要長遠的歷史眼光。與一個長期無法實現民主化的中國為鄰，絕非日本之福。
（與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等智庫座談、個人會談內容紀要綜合 2017年3月27-31日）
==轉自《公民議報》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