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1月2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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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教育投入
民國時期教育投入
私人或者自主辦學的對比
教師成了「臭老九」
教育是立國之本，可以教化民眾，啟迪民智，改良社會風俗，教育投入是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投資，是關係到國民素質及國家長遠發展，任何一個具有長遠眼光的國家，都會重視教育。眾所周知，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持續的高水平教育投入。
早在2000年前後，絕大部分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教育經費支出占其GDP的比例就已超過5%。高水平的教育投入，極大地支撐了國家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高素質勞動力。
那些曾經舉全國財力去辦教育的國家，無論是現在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國還是只有彈丸之地的日本，對教育的高投入，最後都得到了豐厚的回報，這些國家不僅在經濟財富上獲得了增長，在國家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上，教育都發揮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中共教育投入
文革前，教育投入極少，當時公社（即後來的鄉）及以下的學校校舍及教師宿舍大部分是占用農村的祠堂，教堂，廟宇，正式的教師也不多，許多為民辦教師，民辦教師由當地農民供養—即上課相當於和農民一樣掙工分，然後每月國家再給5 元人民幣的補貼，也就是教育的費用由農民分擔了。縣城的學校大部分也都是清末及民國的學校，新蓋的學校校舍很少。
1978年至2011年，中國教育投入一直在2%～3%上下徘徊，遠遠低於世界各國教育投入平均水平為4%，
直到2012年，中國教育投入才首次達到4%，4%是什麼水平？
以1994 年各國教育投入為例，當年發達國家為5.1%，世界平均水平4.9%，欠發達國家為4.1%。印度，巴西，哥倫比亞，非洲的烏剛達等國都超過4%，而我國僅為2.52%。
2007年教育經費對比，中國為3.22%，其他國家及地區如下
中共又把本來就少的教育投入集中投到少數教育機構上， 中西部、農村地區、貧困地區的教育教育投入就更少，至今還有拖欠教師微薄的工資的情況發生。
民國時期的教育投入
1912年，民國一成立，即強調中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明文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
1946年制定的《教育憲法》更是強調對教育的投入：「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縣、市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
「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己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教授收入堪比國民政府部長
1927年6月，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還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400元，副教授為400-260元，講師為260-160元，助教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
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當時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元，普通警察一個月2塊銀元，縣長一個月20塊銀元，而國小學老師一個月可以拿到40塊銀元。這就是說，民國時期小學教師的最低工資竟是縣長工資的兩倍。
抗戰時期，財力緊張，有人主張將高中及大專院校停辦，師生員工應徵入伍，共赴國難。 對此，蔣介石說：「國家亡了還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並採取措施，保證學校不能停課，老師不能減薪，後方學校必須無條件接收淪陷區的流亡學生。國破家亡，耽誤啥都不能耽誤娃的功課。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於軍費。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民國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
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時的兩倍。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
西南聯大的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學生上學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後可以不還。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達128000餘人，其中就包括「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八年抗戰，在許多學校被日軍炸毀的情況下，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3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這就是說，經過八年抗戰，中國的大學不僅沒有被戰火摧毀，而且比戰前還強大；大學的整體水平非但沒有下降，相反很多專業領域還有了明顯的提升。與國際化接軌的程度高，並且國際上排名位於前列，這與當時政府對對教育的認識及重視有很大關係。
抗戰最困難時，蔣介石說：「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私人或者自主辦學的對比
民國時政府辦學不是唯一形式，在社會辦學很普遍的民國，政府經費是少部分，主要是供給給部分高校。部分優秀的高校如山西大學，齊魯大學都是地方軍閥供給經費，燕京，聖約翰這樣的大學是教會供給，協和是美國財團供給，湘雅是雅禮協會及教會供給，都不在中央預算內。並且國際上排名都很靠前。
燕京大學，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華中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湘雅醫學院等教會辦的大學在1952年全國院校大調整中徹底消失。
中共竊取政權後，中共控制所有的經費了。不僅對教育投入少，且絕對禁止私人或者自主辦學，教育成為中共利用來愚民的工具。現在好像是可以辦一些學校了（如考英語的學校等），那也只不過是中共想利用家長重視教育的傳統來賺錢罷了，教育內容不得越雷池半步，前幾年有人自費辦個圖書館免費供人閱讀，裡面主要是正規出版社出的傳統國學的書，都被中共強行關閉。
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
在中共治下，文革結束前，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各次運動都被波及。
而民國時期對學者極為敬重，比如章太炎、傅斯年多次罵蔣介石，死後民國政府仍給予國葬待遇。胡適從美國回來，看民國很不順眼，破口大罵蔣介石，能用上的詞都用上了，氣的蔣介石火冒三丈，蔣介石對他可不薄，挨了罵，反而多次提拔胡適，並且唯以重任。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不僅動口當面拍桌子大罵蔣介石『你是新軍閥」，還一腳踢過去，結果僅以打架鬥毆論處、只被關押了七天，照樣當教授。但在中共「反右」運動中被認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大遭批鬥，劉文典低下了在蔣介石前曾經高傲的頭，自毀聲譽地詆毀自己、批判自己，向整個社會低頭，並承認那些莫須有罪狀。即便這樣，他依然沒有得到中共的寬大處理，依然被當作頑固派學術權威一批再批，1958年含冤病逝於昆明。
當年在日本侵華時，全國傾盡國力抗戰時，蔣介石優先保證教育經費，敬重教師。抗戰時西南聯大8年，辦學水準和成績令世界矚目。更是培養了大批英才，楊振寧、李政道2人獲得諾貝爾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鄭哲敏、于敏6位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還湧現了眾多的院士。
而中共竊取政權後，大量地外援支持共產運動，教育投入極少。目前國家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共不僅不把經濟發展的成果用到中國人的免費教育福利上，教育經費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對外卻大把撒錢，而且還利用中國家長的重視教育的傳統把教育產業化來搜刮老白姓的錢財。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