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24日訊】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中文教學界好應鼓起勇氣，承認百年前的廢除文言文教學是不智的。一個完全脫離文言文而自生自滅的白話文，雖也可以寫出許多巧言令色的作品，但絕對沒法體現「仁義禮智信」的真善美。喪失了本質就等於沒了靈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若換成白話文「侵略我漢朝地方的人，再遙遠的外族我們也會誅殺報覆的！」這種味道完全就像上等的食材不慎入了庸庖之手，煮不出該有的佳肴。百多年的經驗證明，接受英文教育的許多海外華人，除了能直接讀通英文和在外企較易謀得美職，根本不見得就能普遍體現出英語文化中的真善美。民族力量和民族品格的提升如果能透過更改自己語文就能取得，那麼麽與英語文化更親近的東歐、南歐、中美、南美等國家應早也應已很有成就了。同為耶教及屬於歐語系的這些國家，今日也不見得有許多成就。白話文運動認為文言文不利於現代化，可以說是魯莽的武斷。
文言文承載了中華群經的原文內容，文言文才應該是中文書寫的第一文體。中文教學界一方面應盡力恢覆文言文的傳習，另一方面繼續讓白話文自由發展。兩者好比兩代人同處一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堅實的文言文基礎，可以輸出養份讓白話文更顯色彩；白話文的良好發展亦可反饋補給文言文。小學階段必需以文言文教學植入群經的價值與精神。對比西方三教的孩子們，他們吸收經文的養分是每天都在進行，而今天的華人孩子們在中文的學習上卻鮮有四書五經的直接傳授。如今在互聯上可以找到許多的民國時期的小學生作文，這些作文都反襯出如今的中文教學實在是遠離了中華本色。
尚書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老子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華人社會到底對中華文化的了解足不足夠？現實中許多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僅止於醫、卜、星、相。華人的身分認同飄忽難定，受華教的華人、受英教的華人、信伊教的華人、信釋教的華人、信耶教的華人等等身分都說明華人喪失了文化歸屬的根本。中文教學若以守護中華文化為己任，那麼麽這個中華文化必須要有一個具體明確的的價值系統。同時，華人社會也必須能理直氣壯講出為何這個中華文化必須維護下去。華人堅守的中華文化若無清晰的內容，那麼麽這樣的教學何來足夠的自信？
中文教學到底要教出什麼麽樣的公民子弟出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今的中文教學不但沒有遠大的目光，也沒有對自身的所處有任何足夠的覺察。中華文化價值何在？中華文化誠然不止於諸子中華群經之中，但中華群經必須是中文傳播的第一材料，而其傳授必須以文言文為主。中文教學必須明確中華群經的最高哲學和倫理內容，並以此作為教學基礎，否則形同無物。若不能以中華群經設定為教學內容的基石，就談不上維護中華文化了，充其量也只是保存了中文的日常使用而已。中文教學不單止要重新確定自己的根基，更加要確信中華文化應該有資格成為普世的精神力量。
華人至今都還有保持尋根和祭祖的活動，許多族譜的一世祖都無例外地上溯到姬姓黃帝軒轅氏。這種追宗認祖有多少意義？有幾個人能說出炎黃的價值觀或精神到底是什麼？「好漢不提當年勇」，後人不應一味依賴祖先遺產捍衛尊嚴，而應以發揚先祖的精神為使命。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提醒人民要自覺適度適中與世界共存，這樣簡單的道理並沒有在華人世界得到普遍認識。反之，對神州、中土、中州、中原觀念的眷戀卻系樂此不疲。
對華人而言，「中」不是中庸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中」，而是與蠻夷對立的種族偏見。華夷對立的觀念有違中庸精神，四書之一的《中庸》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敬」是中華精神很基本的要求，且不論能不能做到，究竟現在有幾個華人子弟能懂得這層意思也很值得懷疑。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華人社會維護的中華文化當屬跨越民族和血緣的，不應只局限於那本來就是先多後一的炎黃華夏。中華文化如果不能用以指揮國家的前進，那麼麽這樣中華文化就是死文化。現在世上已經沒有任何中華文化實質的國家體制，亞洲諸邦要麼麽是英美民主政制，要麼麽是社會主義政制，這也許就是余英時所說的「中華文化已成了遊魂」。
小學若能文白平均分配學時，參考唐代韓愈古文運動以降及至清代桐城三祖的所有重要原則諸如「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和「取法六經」，這樣的小學生經過六年的訓練之後，文言文的能力一定可以保證足夠，而中華文化之精神也會自然植根其心靈上。《尚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朱熹解釋曰「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易·蒙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中華文化很早就有了啟蒙的認知。清代陸桴亭的《論小學》曰「自十五以前，物慾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可見兒童時期是學習的重要年齡階段，前人早已深知。現在的教學僵化，過於重利輕義。算術、地理、物理等等過早讓兒童接觸其實並不會為國家育出什麼麽科學巨人。知識負載過度不但會破壞學生心智正常發育的規律，在日常生活也毫無應用價值。許多在校習得的數學知識例如三角學微積分等等，其實對大部分人而言出了校門再也不會有機會用上的了。這種僵腐的教育，除了浪費社會人力的時間和資源，根本不值得繼續。王陽明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並警告說「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王陽明還說「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余英時在其《現代儒學的困境》、《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以及《儒學思想與日常人生》等文中認為，儒學已成為一個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體的遊魂了。余英時認為儒學的出路不在於重新尋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線，也不是現代新儒家哲學化的努力，而在於下行路線即日常人生化。尚書曰「先知穡稼之艱，乃逸」，小學生應在勤習文言文之時，多參與社會實踐。尚書還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而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可見「學」在中華文化裡面，不只是知識的吸收，而是更高的哲學倫理和待人接物。中華經典若讓現今普羅大眾的華人子弟去解讀，相信十之八九是說不出其意思的。中華民族不一定就懂得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也不必限於中華民族。知識是末，精神道德才是根本。學校除了應減少書面上的冷硬知識吸收，更應使學生花時間走入社會例如巡察醫院、監獄、法院、博物館、劇院、音樂廰、農場、工廠、屠宰場、市場等等實地見聞和學習。學校務必讓小學生知道他們自己將來就是社會的當事人，而他們所學習的中華群經必須能和現實接軌與交流。如果在校學生與社會的距離不能拉近，從小錯過了培育出華夏先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文明建設精神的最佳時機，那就無法使學生的價值觀適時接受檢驗，他朝出來社會之後就為時已晚。
許多家長都很關心小孩的成長，家長都相信良好的環境能夠為孩子帶來良好的成長。這種孟母三遷的精神是不學而有的良知。如今，家長關心更多的是居住的安全、環境的優美、學校的排名等等實利考量，而鮮少意識到本身正在傳授的更重要的語文其實已經是一筆精神敗仗了。家長們會認為給孩子報讀一所名校是很負責的也很份內的事，但是自己民族語文受到漠視就竟然引不起這麼麽普遍的關註。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正常人都不願意讓孩子承受自己的不良遭遇。墨子也說過「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華人家庭極度關心孩子的長大後的「出路」，卻從不問孩子們最應有的「入門」。廢棄了文言文，中文成了一個沒有本色的語文。英語流行一句「I love you」，華語流行曲也會跟著一句「我愛你」。文言文是中華文化使用漢字的最天然方式，是這個文化表現精神美的最高和第一形式，否定了文言文無異於宣告中華文明等同植物狀態。子曰「鄭聲淫」，同樣是運用十二音律的樂理，作品就是能雅能俗。文字也應當如此，同樣是使用漢字，文言文和白話文就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場合。小學課本上零零碎碎的成語是不足以鑄造完整的中華品格的，中華群經的傳習要成為小學生中文課的主要材料方為合理。期望每個孩子都成為大師級人物是不現實的，但是孩子們接受文言文教學和透過中華群經的長期吸收，成人之後風骨必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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