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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遙維權路——余文生律師妻子許豔專訪

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艷近照。(大紀元)
圖為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豔近照。(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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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她接受採訪,不許她給丈夫維權,她被威脅說,如果再接受採訪,就要抓她。

記者:您以前意識到余文生律師所做的會有風險嗎?

許豔:一開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壓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個支持香港占中的當事人。因為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他堅持律師的會見權,就被抓了。

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他會有危險,包括他這次失去自由,我都沒有心理準備。因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範圍內盡力去幫助當事人。

《憲法》有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權,他從法律角度給出修改憲法的建議,如果得不到鼓勵與表揚,絕對不應該因此而被抓捕,更不應該以此作為定罪的證據。

記者: 2014年他被抓放回後,身體非常差?

許豔:對,他進看守所之前的體檢,身體很健康。被關了99天後,身體就非常差,後來幾天,他走路腿不會邁步,我扶著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隻手抬著那個腿一步一步地邁。結果回來12天後,他就要去醫院做手術。

那次他在裡面遭受了酷刑。坐審訊的椅子,椅子特別高大,還有稜角,他個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環繞不了那個椅子,他們就硬拉,給他戴上手銬,連續長時間審訊,手腫得非常厲害。

放回來的那個晚上,他一下就喝了兩壺水,晚上還必須要開燈才能睡覺。

後來他代理王全璋壓力就特別大,但他也一直盡力。石景山國保阻止他去天津見王全璋,樓下一層停的都是他們的車,國保坐車裡,不讓他出門。但他還是想辦法連夜到了天津,要求會見。

記者:他被抓後,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傳喚,原因是什麼?

許豔:我其實就是一個家屬啊,給丈夫維權而已。他們就連續三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我。

必須要有法律證據才可以刑事傳喚人的,但他們最後也沒有解釋出為什麼要傳喚我,他們說,就因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們威脅我,說如果我再接受採訪,就要抓我。他們不許我接受採訪,不讓我給余文生維權。

記者:那您平時也被監控跟蹤嗎?

許豔:現在樓下的平房裡一直有人,有時是社區的,有時是警察、有時是國保,有拍照的,有跟蹤的。有好幾次,他們限制我出門。

一次我出門,八角派出所警察,還有兩個居委會的、兩個便衣,就跟蹤我。我打出租車,警察直接對出租司機亮明身分,說他是警察,不讓他拉我,讓司機靠邊停車,司機只能靠邊,讓我下來。

我的手機是被監控的,我到哪兒,他們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說,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環?他們什麼都知道。

記者:您知道為什麼把余文生羈押在徐州嗎?

許豔: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從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這一年五個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遙遠讓我的維權路雪上加霜。

高鐵票還有吃飯、住宿等等其它消費,去一次花銷非常大。為節約開支,趕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錢,早上4點多我就要出發。冬天天還沒亮,我一個人出門,確實感覺特別淒涼,努力的過程很艱辛。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什麼效果嗎?

許豔:我每次去徐州,為他奔波維權,申請監督,儘可能跑很多部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監察委、人大這些監督部門,包括律協,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這些部門,沒有一處是能夠進大門的,這是最讓我傷心和無助的。我根本就找不著監督部門和人,因為大門我都進不去。

在江蘇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請監督,也是進不了大門。有時我就把材料郵寄過去,但是沒有任何回覆。

但我就要堅持為他去維權。我就是不放棄!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時候,我是大鬆心,什麼都不管,現在我得擔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過節時我還會哭,但是現在就不會哭了,哭解決不了問題。

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艷近照。(大紀元)
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豔近照。(大紀元)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什麼效果嗎?

許豔:我只能拿法律去爭取法律權利,還能怎麼辦?法律條文說得非常好,都有規定各種權利。

但余文生這個案件,我現在就是很無助,感覺到不公平、不正義,法律在各個部門找不到監督。我希望中國能夠有真正的法治,讓每一個人感受到公平正義。

記者:您覺得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最難的是什麼?

許豔:我從北京到徐州為余文生維權,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嚴重。

國內網絡上已經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師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帳號也已經被封,我的微博帳號也被封,我重新註冊也註冊不了;微信發個貼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發不岀去,在名字中間加上圖標才可以發岀去。經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發出去,發出個聲音都特別艱難。

記者:過程中您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許豔:以前我打電話給他,一顯示「無法接通」,我就非常緊張,擔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準備出去,剛和孩子走到車那兒,要打開車門,突然就衝出來一些人,不知道從哪衝出來那麼多人,其實他們就隱藏在附近,後來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傳喚我,審了我 9個小時。

所以後來我每次下樓,走到車上的過程中,總感覺他們潛伏在附近,就特別緊張,擔心他們衝出來抓我,這讓我非常恐懼。

是應該放棄為他維權?還是繼續努力?這個選擇有時很艱難。我確實腿經常發抖,有時候,就是一邊發著抖,一邊往前走。

有時我和孩子說:要堅強、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你要相信爸爸媽媽是愛你的。我覺得對於孩子,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現在只要出門,我就隨時做好失去自由的準備,我把手機拿在手裡,隨時準備把消息發出去。

記者:余文生律師的事情,對孩子影響很大嗎?

許豔:警察抄家五次,對我傳喚三次,都是在夜間,及週六、日孩子在家的時候,這對孩子傷害非常大。

2015年「709」開始抓捕時,警察敲我家門,余律師不開門,和他們要法律手續,結果他們就用電鋸鋸門,聲音很刺耳。鋸開鐵門後,警察一腳就踹開木門,幾十個人衝進屋子,當著孩子的面,他們把他爸爸推倒,然後把他爸爸雙手背銬帶走。警察走了以後,孩子嚇得一夜沒睡,嚇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這次余文生是在樓下被圍住帶走的,當時是早晨6點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學。有很多輛警車、特警車、很多警察,孩子見到了這個場面。

現在孩子一回家,馬上就把自己房間的門關上。以前不是這樣,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時都夜裡二、三點了,我發現他還沒睡,自己在房間裡走。

但每當我想和孩子說他爸爸的情況,孩子都會把話題岔開,或者不說話。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別痛苦、特別殘酷的事情,也不願意回想,我也這樣。

記者:孩子在學校也受影響了嗎?

許豔:有一次我去開家長會,班主任公開點名字罵我的孩子,說孩子有主意的樣子「特別不要臉」,如果這樣的話遲早會像他爸爸一樣被教訓。當時其他家長也都在。小孩調皮也是正常的,但我沒有想到班主任會這麼說。

以前這班主任對我們家長和孩子都非常好,非常尊重,為什麼突然變化這麼大?我想這都和國保有關吧。

我是想好好保護孩子,但是無能為力。

記者:您有特別無助的時候嗎?

許豔:我們家的習慣,就是每個週末都去野外玩,現在余文生不在家,孩子還想去。我想讓孩子感覺生活變化不大,就答應帶他去。以前都是余文生開車,我不敢開。山道上彎彎曲曲的,開始我就特別想哭,特別委屈、特別無助,特別恐懼,本來不敢走山路,但我不想讓孩子知道我不敢,為了孩子,我還是要挑戰自己。

作為母親,我沒法完全保護得了他,我只能儘量讓他少受傷害。

余文生律師和妻子兒子合照。(許艷提供)
余文生律師和妻子兒子合照。(許豔提供)

記者:看您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東西,感覺您時時刻刻都想著余文生律師?

許豔:是,除了我睡著了,每天剩下的時間,我都在想著他的事,想著怎麼為他維權,腦子裡一直在想著他。

過去生活大事小事都是余文生解決,家裡好像什麼事都不需要我去處理。他對我非常好,遇到危難,他都是第一時間保護我和孩子。坐地鐵他會給我讓座,給我背包。弟弟的問題、父母的問題,他都會安排好,包括怎麼教育孩子,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他都能照顧到。

但現在我也沒覺得自己命苦,我相信他,他現在遭遇不公平,是為了公益。

這一年多,遇到特別沒有辦法的時候,最後我也都能想辦法過去,天無絕人之路吧。未來也是一樣,也許很難,但我能做的,就是勇敢去面對。

記者:您和其他「709」家屬不經常在一起?

許豔:有一次我就覺得我好孤單,後來有朋友就對我說,你回想一下,這一年多,有幾次是你一個人在維權,一個人在努力?我仔細一想,確實是。我跑了那麼多的部門,幾乎是沒有一次是一個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幫我。

有人到車站接我,有人把我帶到住處,有人把我送到機場,下飛機後,有律師等著我接我,整個全程,都有人關心保護我。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個人在努力,實際上有很多人在關注和幫助我。

記者:您認為什麼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許豔:我認為不管是對誰,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人要真實、誠信,我不喜歡虛假的東西。

不管對方是什麼人,只要你善良地對他,他都會以善良回報你,在他的能力範圍去幫助你。我以我的善良、真誠去對待別人,我得到的經常也是對方的善意和真心幫助。也許對方很有社會閱歷什麼的,但也會以我的這種態度對待我。我很多的親身經歷就是這樣。

我不認識太多的人,包括余文生代理的當事人,幾乎我都不認識,但他出事以後,我就感覺有很多不認識的人在幫我。

那些人開始也許只想幫我一分,跟我接觸以後,他就可能會幫我六分、八分。得到那麼多人的關心和幫助,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善良和真誠。

記者:聽說您現在想考律師,為什麼呢?

許豔:其實我大學是學法學的,一畢業就進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飯,教育孩子,基本沒有工作經歷。

現在余文生的律師證被註銷了,以後可能就沒法做律師養家了,那以後的生活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最近一兩年,我很強烈地想去考律師。

余文生律師和妻子許艷。(許艷提供)
余文生律師和妻子許豔。(許豔提供)

余文生簡歷

余文生,1967年生,中國北京律師,曾代理多起法輪功信仰案,代理「709」王全璋等多位被捕律師案。

2018年1月,被註銷律師證。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時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提出刪除「憲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議,第二天即被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祕密開庭。

2018年11月,余文生獲得「德法人權獎」。

過去一年多,許豔四處奔忙,呼籲救助丈夫。但是,她聘請的律師一直沒有見到余文生,她向很多部門申請監督余文生案,沒有任何回覆。她屢遭中共威脅,三次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她和兒子出境也被限制。

採訪整理:孫天浩 責任編輯:蘇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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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0 2: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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