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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6日讯】1925年3月12日，鲁迅在致《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的公开信中写道：“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华盖集·通讯》）
在这番话中，鲁迅给正在存活着的“大多数的国民”戴上一顶“无特操”的罪名，并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还没有“养成”的“莫须有”的“‘思想革命’的战士”身上。
1926年7月2日，鲁迅又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写道：“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
比之于《华盖集·通讯》，这一次所网罗的人数少了一些，所定下的罪名却更加严重。到了1933年9月27日的《准风月谈·吃教》中，鲁迅再次运用“无特操”的字眼，所网罗到的国人已经延伸到1500多年前：“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
1934年4月24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一封私信中，终于为“无特操”的罪名找到了一个顶罪的肉身，说是“至于戴季陶者，还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
在鲁迅留下的文本中，“无特操”是一个颇为醒目的罪名，又是一个一再重复的话题，在这个罪名和话题之下，几乎网罗了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人。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给别人定下“无特操”罪名的鲁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特操”又是什么样子呢？
1925年6月23日，鲁迅在《补白》中专门交待了习惯于极权专制的中国人修练几千年的治人术与人治术：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已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谧，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亲戚类：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长类：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卑幼类：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鲁迅是一位从小就得到刀笔师爷真传的绍兴人，他给别人定下“无特操”的罪名时，所依照的正是“给对手起一个诨名”的“老手段”。揭穿了说，鲁迅自己的“特操”，也就是通过抢占和独占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权专制和道学精神的制高点，然后凭着替天行道的强势道学来实施“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人身攻击和精神强暴。关于这一点，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书信中曾经有所表白：
“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要求，大同人类中每一个精神生命体的个人，都毫无例外的是一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拥有自由生存权和自由思想权的有限责任人，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生长和迷失在传统中国社会既有的“天地君亲师”的神圣道统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圈套中的鲁迅，显然不明白这一点。他想要扮演的号称“‘思想革命’的战士”的“特操”人物，实际上是凌驾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理之上的反社会、反人道的专制角色与超人角色，而不是现代人道社会中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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