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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8日訊】前言：軍訓結束以後，我寫了一篇題爲《他們的世界》的文章來回憶那段歲月，那是一篇感性的文字。再後來，我讀到了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著作，福柯是爲數不多的讓我産生“戰慄”感的思想家。福柯的名著《規訓與懲罰》好像專門針對我剛剛經歷過的軍訓而寫的。於是，我明白了那些掌握權柄的人士爲什麽要對我們實施軍訓；於是，我寫下了這篇長文。可惜的是，在收入文集《鐵屋中的呐喊》的時候，這篇長達萬言的文章只剩下開頭的兩千字了——其他部分是“不適合”在大陸公開發表的。在這裏，我讓這篇文章第一次與讀者見面。
“每當我想到權力的結構，我便想到它的毛狀形態的存在，想到它滲進個人的表層，直入他們的軀體，滲透他們的手勢、姿勢、言談和相處之道的程度。”一九七五年，福柯在一次訪談中發出這樣一段警世之言。誰在行使權力?如何行使權力?對誰行使權力?誰替個人拿主意?誰禁止個人幹這件事又不讓個人幹那件事?誰安排個人的行動和時間?誰強迫個人住在這個地方而在另一個地方工作?解開這一系列謎團，是福柯後半生的主要工作。
如果說前期的福柯，人生取向傾向於“普遍的”知識份子，追求真理、以啓蒙爲已任；那麽中後期的福柯則將自己限定爲“特殊的知識份子”。在發現真理與權力的糾結之後，徹底的虔誠破滅了，沮喪之餘，他所做的便是對假說的探求。“我從來闊步在歷史的大道上，而總是在溝壑裏踟躅”，他不願充當宗教徒、教師或認知的主體，而願充當一無所知的禪師。他的理論是“灰色”的，但背後有“偉大思想”的“藍天”。他的著作中充滿了問號，行文不停地被“也許”、“大概”、“可能”、“仿佛”這類字眼所打斷。“一個人怎能在身體政治史的基礎上建構現代道德譜系呢?”這是他在《規訓與懲罰》的護封上的題辭。這是福柯後期最重要的權力學著作，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赤裸裸地揭示權力問題的著作。
翻開《規訓與懲罰》，首先看到的是一段詳細描述封建時代肉刑場面的文字。當時，路易十五對行刺者波•達米安處以慘不忍睹的肉刑。“他的胸脯、胳膊、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將被燒紅的鐵鉗撕裂，他那曾持刀弑君的右手將用硫磺焚炙，那些被撕去肌肉的部位將澆以熔化的鉛水、沸騰的熱油、滾燙的樹脂、蜂蠟和硫黃的熔融物，爾後將四馬分屍，他的四肢和軀體將在烈火中燒爲灰燼……”君主制度認爲，公開的，殘酷的肉刑將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然而，效果恰恰相反，以野蠻手段懲罰犯罪，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重復犯罪。
法國大革命取消肉刑後，卻祭起了新式的斷頭臺。斷頭臺安放在城市的廣場中心地帶，以吸引最大多數的目擊者。但是，斷頭臺的發明者卻把自己也送上了斷頭臺。平民的憤怒從罪犯移到懲罰執行者身上，殺戮成爲誘發民衆騷動的催化劑。以血止血的思路，換來的卻是更大的流血，這是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之一。
時至今日，中國的中小城鎮仍然可以見到對罪犯的“遊街”情形，。一般是幾輛警車開道，警笛長鳴，後面是龐大的解放牌軍車。車篷去掉，左右兩邊面向外排著兩行罪犯。罪犯頭髮已剃光，著囚服，胸前是標明其身分的木牌或紙牌，用毛筆大字寫著“搶劫殺人犯×××”、“強姦犯×××”等字樣。若是死刑犯，則在其名字上用紅筆畫上一個巨大的“×”，以示除名。我在小城曾無數次見到這樣壯觀的場面，觀看這些場面曾經是我和同齡人童年最大的樂趣之一。執行死刑一般在城外數裏的森林或者荒地裏進行，湧到那裏去圍觀的群衆如潮水一般，對此場面的津津有味的講述則是小城人發泄過剩精力的手段。
學者邁克爾•瓦爾澤在《米歇爾•福柯的政治觀點》中指出：“自由國家保留了它對紀律各種要素及監禁機構的限定，而這種保留就等於加強了這些要素和機構的內在規則。相比之下，獨裁主義國家和極權主義國家藐視這些限定，把教育變成說教，懲罰變成壓制，教管所變成監獄，監獄變成集中營。”在前兩年所謂的“嚴打”（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嘲弄）期間，我還見過一次盛大的遊街活動。其中，一名殺人犯是我童年的夥伴，他是個無業青年，一天喝醉了酒，在卡拉OK廳門前鬧事，與老闆發生爭執，一位元好心人上前來勸阻，他猛然拔刀把對方給殺了。這天，在他執行死刑前，被拉到鬧市區最後一次巡遊，遠遠地，我看見囚車上昂著頭的他，目光呆滯，一臉茫然。他眼角的餘光掃過人群，不知是否看見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敞開的壯觀場面跟罪犯，跟懲罰已經無關，它成了一次盛大的節日。這從一個側而說明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就“規訓制度”而言，某些方面我們已進入後工業化時代，某些方面我們卻還停留在前農業化時代。遺憾的是好學深思的福柯沒有機會到中國來走一走、看一看。
法國在革命的帷幕落下之後，公開的對身體的懲罰逐步消失。現代司法體制的建立，使懲罰降低到次要地位， 改造、感化成爲目標。“知識”大舉進入懲罰領域，以“文明”的名義宣佈自己爲主宰，福柯指出：“現代靈魂和新型審判權的相關史，現代科學——司法相結合的系譜學，而懲罰權從這種結合裏導出了它的基礎、理由和規範，擴大了它的影響，並通過這種結合掩飾了它那過分的奇異。”現代社會在對懲罰肉體漫不經心的同時，卻對控制靈魂樂此不彼。這一套思路、戴著啓蒙運動以來仁慈、博愛、人性的面具，骨子裏卻是更加陰險毒辣的“戰略”轉變。
在描述了驚心動魄的肉刑場面之後，福柯摘引了“爲巴黎青年囚犯監獄”制定的規則，例如：“當看守者打開牢門的時候，第一記鼓聲響了，犯人必須一聲不吭地起床和穿戴。第二記鼓聲響起時，他們必須穿戴完畢和收拾床鋪。第三記鼓聲響起時，他們必須排隊到小教堂作早禱。每記鼓聲間隔五分鐘。”讀到這段話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的那一年，那不是“鼓聲”而是銳利的哨聲，哨聲劃破北國高遠的黎明的天空。在哨聲響起之後的五分鐘之內，所有的學院必須整理好內務，穿戴整齊，來到樓前集合並準備出早操。那時，哨音將我們從美夢中驚醒，無情地催促我們在規定的時間之內完成所有的任務。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教官的面孔，但哨聲跟他們的面孔一樣嚴厲。
代表著某種意義的哨聲驅趕著身體，同時也控制了心靈，儘管我們並非囚徒。暴力缺席了，血腥氣也消失了，然而，統治者卻通過對他人思想的控制而達到其身體的屈從。如同福柯所說，“一種比酷刑有效得多的身體政治學的分析”，像魚網一樣網住了所有的罪犯和“非罪犯”。
塞爾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鐵鏈束縛他的奴隸，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則憑依他自己的(思想)鎖鏈更牢固地禁錮他們……而最明智的賢君的固若金湯的基礎便建立在大腦柔軟的神經纖維上。”十八世紀以來，深味此道的資產階級在他們已經掌權的荷蘭、英國、美國和法國陸續建立起“模範”監獄。囚犯在裏面不再受嚴刑拷打，而受嚴密的監視，服從清規戒律式的活動程式，接受一系列的嚴格操練：“強制性的運動、有規則活動、獨自反省、共同勞動、沈默、用功、尊敬、良好的習慣。”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儼然也充當“幫兇”的角色，而且對這一角色沾沾自喜。十八世紀以來歐美文學中，這樣的心態昭然若揭，如狄更斯的小說。
十八世紀末，主雷米•傑瑟姆發表了《圓形監獄》一書，此書一直遭到世人的忽視。福柯卻從歷史的垃圾堆裏將它發現出來，他稱這部著作爲“人類心靈中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倫布之蛋”，稱作者爲“警察社會的獵犬”。
“圓形監獄”使權力成爲一雙眼睛。“通過透明達成權力”，越是私人生活透明的地方，權力越暢通無阻。權力通過一個簡單的事實來得以實施，即在一種集體的、匿名的凝視中，人們被看見，事物被瞭解。福柯揭示出，“注視的目光”比發展軍備、增加暴力的作用更大。“只要有注視的目光就行了。一種監視的目光，每一個人都在這種目光的壓力之下，都會逐漸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這樣就可以實現自我監禁 。這個辦法真是妙極了：權力可以如水銀瀉地般得到具體而細微的實施，而又只需花費最小的價值。”路易絲•麥克尼論述說，在十八世紀出現的現代監獄體制中，用於犯人身體的“政治投入”的方法發展起來，並被加以精致化。在這些體制中，通過空間的控制，諸如個人的隔離、肉體的存在和活動動同化以及建立起永久而認真的監視，秩序得到了保證。約束技術也在另外一些新出現的機構體制中發展起來了，諸如學校、工廠、軍隊、醫院等等，所有這些機構體制形成了一個“監獄群島”（到了索爾仁尼琴的時代，則發展成爲龐大的“古拉格群島”）。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樣：“監獄類似於工廠、學校、兵營、醫院，而它們又類似於監獄，這令人驚訝嗎？”二十世紀以來，圓形監獄已經成爲一種全球化的政體。
法國人鮑若望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在中國蹲了七年的監獄。他寫了一本回憶監獄生活的書《毛澤東的囚徒》，裏面的很多細節，可以看作是福柯理論的印證。鮑若望發現：“在中國，思想與行動是同樣重要的，而鬥爭是使思想進入人的腦袋並控制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有一次，他所在的號子承擔了鬥爭一個偷吃東西的犯人的任務。每個人每天在從田裏收工以後的休息時間裏鬥他，連鬥了三天。“從下午五點半到九點熄燈爲止，我們又喊又叫，而其他號子裏的犯人則自在地休息或打牌。人人都筋疲力盡了。”
我也有過相同的經歷。有一次，同班的一個同學因爲觸犯了某項規章制度而在中隊會上被點了名，區隊長感到大丟面子，於是大發雷霆，責令我班全體對其進行“批評教育”。在訓練之後的休息時間裏，其他班都在讀書、聊天，我班十二個人卻不得不正襟危坐，圍成一圈，一個接一個地發言對他進行“同志式”的批評。時不時地區隊長在窗口看幾分鐘（我們宿舍大門的上部是一個透明的玻璃，長官隨時可以透過玻璃審視裏面的一切。這裏沒有私密的空間）。當發現有個批評者面上帶著笑容時，他沖進來將其訓斥了一番。我們提心吊膽，沒有比這樣的會議更令人痛苦的了。
大門上透明的窗戶是一種精心的設置。後來，我看到著名的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時候，不禁感到我自己也曾經有過與肖申克相似的經歷。學者莫裏斯•布朗肖在《我所想象的米歇爾•福柯》一文中突出了福柯對“全景監獄”的論述，全景監獄顯示了“完全可見性”所具有的絕對權力（這也是奧威爾小說的主題）。這種可觀性（雨果甚至讓該隱在墓中也受到這樣的懲罰）具有一種可悲的優點，即它將過度的身體暴力施加於人，而身體卻不得不屈服。“監視，受監視的狀態，指的不僅僅是警覺的監獄看守所執行的工作，還包括一切令人順從（遵守規章）並且具有生産力（因而有用）的行爲。”可以說，石家莊陸軍學院乃至於整個中國社會，都是一個全景監獄，如福柯所說：“在環形監獄式的社會裏，禁閉是無處不在的盔甲。”
鮑若望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中國監獄的一大特色就是犯人必須上交“思想總結”。這種思想總結每月上交一次，每次用兩個“學習時間”來寫，然後向全體人報告，若不獲通過則重寫。鮑將其歸納爲四條規則：一、思想的坦白應該是自覺自願，它應該像化學反應那樣，在每個公民犯了錯誤或違反規定的當時就自動地進行。二、如果不是這樣，其他人就應立即給犯罪者以“耐心的幫助”。三、如果耐心幫助無結果，接著應進行“由具有良好願望的人進行善意的批評”。四、再無效的話，則給予各種嚴厲處分——鬥爭，單獨監禁，等等。這套規則是如此的有效，人的靈魂像被除草機修剪過一樣，以致于鮑寫道：“當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對其被判的刑期向政府及他們的獄吏表示真誠感謝的人時，我是懷著驚訝和輕蔑來看待他們的。後來，當我在第一監獄進行思想總結時，我也這樣做了。不過有一點小小的內心保留。然而當我離開中國監獄之前，我也寫下這些話並且真心相信這些話了。”
福柯認爲，“圓形監獄”最神奇的功效就是讓人感到“暈眩”。鮑若望陷入了這種“眩暈”之中，軍訓中的我也陷入了這種“眩暈”之中。這套機制不放過任何人，這是一項連它的發明者也無法控制的發明。看守的處境其實與囚徒一樣，他們都得遵守“紀律”。而紀律是靈魂的天敵，“這是一台巨大的機器，在每個人，無論他是施展權力的，還是被權力控制的，都被套在裏面。”由此，權力由人的身體層面進入人的靈魂層面。
剛被捕時，警察按鮑若望的頭部，要他“低著頭”；出獄時警察要他把頭擡高一點，“你再也不是一個囚犯了，爲什麽還象犯人一樣低著頭呢”?”
“習慣了。”鮑若望說。
這段對話很有意思。頭已經不是鮑自己的頭了，而是監獄裏被注視的身體的一部分。頭低著，靈魂也就枯萎了。低頭，取消了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將人降低到“物”的層次上。這樣，對“物”的管理也就省事得多。
“低頭”是一種極富象徵意義的身體語言。早在福柯所謂的西方現代“人的科學”誕生之前，“低頭”就是人類社會對越軌者的懲罰，這種理論在中國發揮到極致，即“磕頭”。胡適之說中國樣樣比不上西方，其實中國還是有一樣比得上西方，那就是“磕頭”的本領和技巧。中國人的頭不是用來思考的，是用來與土地碰撞的，在碰撞中放棄人格的尊嚴和個體的獨立，以卑瑣和鄙下的方式換取生存的權利。
我們軍訓時最重要的課程便是佇列課。每天約有兩個小時的強體力訓練，持續半年，僅僅是爲第二年七月初的一次“結業閱兵式”。閱兵式時，一個方隊走過觀禮台只有不到半分鐘的時間，爲此卻需要付出半年苦役的代價。當時幼稚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閱兵有何意義?佇列有何意義?即便是觀賞佇列的領導，他真的就能夠從中獲得巨大的快樂嗎？殊不知，閱兵和佇列訓練意義，已然溢出“閱兵式”之外，它在無限地膨脹著，潛入參與者的每個毛孔。
我們一百四十四人排成十二列，每個頭戴大簷帽，細則上要求兩眼平視，收下巴，脖子緊繃，使軍帽完全保持水平。這樣，閱兵的將軍看到一個方隊時，整個方隊的軍帽聯成一片，宛如寧靜的水面，也像一面鏡子。演練時，中隊長時常站在臺上，手拿高音喇叭。當他看見誰的帽子有傾斜時，便高聲提醒：“第×排第×列注意了!頭部姿式不對!”那個位置所對應的人便膽戰心驚，趕緊自我調整，誰被中隊長點了名，每天都有值日生專門記錄。晚上開總結會時，班上便會拿出記錄來，對該生進行“和風細雨”式的批評。“身體”上的錯誤被昇華到“思想”的層面：出現錯誤，是因爲思想上沒有引起重視，沒有理解閱兵的重要性、缺乏集體榮譽感、個人主義泛濫、懶惰、耍小聰明……罪名可以一直羅列下去。每個罪名看起來都是冠冕堂皇、一針見血的。而被批評者必須表現出心悅誠服、痛心疾首的模樣來，才可以順利過關。
佇列的意義恰恰在此，它完成的不僅是對身體的壓抑、同化，更重要的是對靈魂的摧殘與整合，幾個月的佇列訓練，使人的名字也不存在了，人淪爲“第×排第×列”這個簡單的符號。這個符號容易識別，被訓斥、被苛責、被蔑視、被嘲弄——教官是不會憐憫誰、尊重“符號”的。當教官從佇列中剔出“第×排第×列”時，他絕不會考慮到這是一個活生生的、自尊的、敏感的青年人。對於被取消、被遮蓋、被侮辱的命運，長時間的佇列訓練會讓佇列中的每個人都安之若素。身體的疲憊，心靈的恐懼，這雙重壓力使人喪失所有的反思能力。
福柯的論述宛如擊穿烏雲的閃電：“我們不是置身於圓形競技場中，也不是在舞臺上，而是處於全景敞視機器中，受權力效應的干預。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爲我們是其機制的一部分。”當我在佇列中受表揚或受訓斥的時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與我一樣，沒有産生任何反省的思想。我們絕望地行走，直到一百四十四人的腳步聲完完全全地融合爲一個人的腳步聲爲止。
當懲罰由身體向靈魂突進的時候，懲罰便成爲一個學校而不是一個節日，成爲一本永遠打開的書而不是一種儀式。福柯細緻地闡述了規訓技術的四個方面：
首先，封閉的空間標示出一個與衆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一種整齊劃一的保護區。此前，軍隊是一支流浪犬軍；如今，軍隊卻被束縛在固定的場所。西元一七一九年，法王頒佈如下命令：“整個兵營應用十英尺高的圍牆圍住，圍牆應從各個角度與兵營內房屋相距三十英尺遠。這種佈局能使駐軍保持秩序和紀律，使軍官們能夠控制他們。”
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要想出校門，得經過門衛檢查一系證件——從學員證到出入證一應供全，才得以放行。整個學院內，什麽區域能去， 什麽區域不能去，都被劃分得清清禁禁。學院內人爲地設置了許多“禁區”，其實裏面並沒有值得保密的東西。對於我來說，感興趣的只有圖書館，然而，小的可憐的圖書館只有特殊時間才能進去，而且我想借的書永遠沒有。這樣，就只好整天呆在宿舍樓裏，對“籠中鳥”的狀態習以爲常。
其次，單元定位或分割的原則。確定在場者和缺席者，瞭解在何處和如何安置人員，建立有用的聯繫，打斷其他聯繫，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給予評估和裁決，統計其性質和功過。這是一種瞭解、駕馭和使用的程式。規訓能夠組織一個“可解析的空間”。路易絲•麥克尼概括出其中的一些關鍵的約束戰略：對一種“圈住”戰略的依賴，在這種戰略中，一個與所有其他空間都不同的空間被留出來，以使約束的運作變得更爲“單調”；在被圈起來的空間之內，對一種“分隔”戰略的依賴，在這種戰略中，每個人都被標明了他們自己所在的地方，以消除含糊不清的運作和避免可能的消失；對一種“功能性場所的規則”的依賴，在這中規則中，特別的活動被局限於特別的場所；最後，對一種不同活動的加以等級制度化的依賴，這種等級制度確保將身體和個人嵌入約束性關係的具體網路之內。
陸軍學院特別強調整理“內務”，比如在水房裏，所有人毛巾、臉盆、牙缸和牙刷都必須按照統一的模式擺放，連牙刷在牙缸中統統朝向北方都有明確的規定。某人刷完牙之後如果沒有將牙刷按此朝向放好，他將受到斥責。
我應當懺悔的是，在陸軍學院我參與了一件可恥的工作：幫助制訂“行爲細則”。雖然我僅僅充當“書記官”的角色，但這畢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我們區隊長的一個口頭禪是“量化管理”，這名剛剛畢業的軍校學生，扛著中尉的兩顆星，躊躇滿志。他希望把人人都“量化”，把個人的表現納入表格之中。每天，某人幹了什麽好事可以加一分，某人幹了什麽壞事則必須減一分，等到周末再綜合排列所有人的得分，得分最少的人將受到嚴厲的批評。
第三，在規訓機構中，關於職能場所的規則將逐漸把建築學通常認爲可以有幾種不同用途的空間加以分類。某些特殊的空間規定爲不僅可以用於滿足監督和割斷有害聯繫的需要，而且也可以用於創造一個有益的空間。
在陸軍學院也可以找到這樣的例證。比如，帶有電視的教室裏，我們所能看到的電視節目只有“新聞聯播”。在軍校裏，“新聞聯播”是例行公事，所有學員每日必看，據說這是總政的命令。電視機異化爲一種只能播“新聞聯播”的機器——在中國，“新聞聯播”究竟是個什麽玩意，則人人都心知肚明。
再比如，水房的意義不僅是梳洗的地方，更是評比“衛生”的地方。“衛生”在陸軍學院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衛生”意味著思想意識、戰鬥能力和管理水平。在每次大規模的“衛生檢查”中，中隊都要經歷“動員”、“戰鬥”和“總結”三個階段。中隊長會戴著雪白的手套，從一樓樓梯的扶手一直摸到四樓，如果手套還是雪白的，則通過了他的檢查，可以迎接上級的檢查了；如果手套上沾染了灰塵，他會命令所有人重新開始勞動。
第四，各種因素是可以互換的。因爲各個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種系列中所佔據的位置、由它與其他因素的間隔所規定的。構成一個單位的是“等級”。福柯揭示出，“時間滲透進肉體中，各種精心的權力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人在等級秩序中分佈和迴圈。
陸軍學院中，從學員中選拔的“幹部”全部都是臨時性的——長官會根據每個人的表現，隨時進行黜出和提升。在這種“不安定感”之中，人的反抗動力被無限度地消解了。沒有官職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官職，有官職的人小心翼翼地保持官職。這兩種生活態度其實是一種。
我的同伴中有一位來自河南貧困鄉村的孩子。表面上看，他有中原人士固有的憨厚乃是，然而，這絲毫沒有妨礙他比其他人更快地適應這套規訓制度。顯然，他上大學有著傳統的“光宗耀祖”的夢想，考上了北大部分地實現了這個夢想。那麽，在陸軍學院如何繼續這個夢想呢？換言之，如何在這群極其聰明的同伴中再次“出人頭地”呢？有一次，中隊廁所的馬桶堵塞了，隊長親自來視察。正在此刻，他走上前去，連工具也不用，直接將雙手伸到溢滿糞便的馬桶中疏通。隊長深受感動，對其讚不絕口，不僅在中隊例會上點名表揚，還命令負責黑板報的同學（我是其中之一）撰文歌頌，並要求所有同學向他學習。緊接著，這個同學升任班長，並成爲任期最長的班長。
軍訓的時候沒有讀到福柯的著作，對我來說，是幸運還是不幸，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在軍訓中，絕大多數同學都體驗到了痛苦和無聊，而我更多的是困惑。我自己解決不了困惑，只好等待福柯了。“靈魂是政治解剖學的結果和工具，靈魂是身體的樊籠。”這句話讓我明白了一切。
把人爲變成機器，這是軍訓的最終目的。在軍事體育課上，體重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十的巨人般的教官沖著動作不規範的我大罵、甚至把我拎起來的時候，我除了渾身發抖外，哪能像福柯那樣沈著地思考呢——“人是機器的偉大著作同時具有兩種記錄：第一種是由笛卡爾第一個落筆，許多內科醫生和哲學家繼續撰寫的解剖學——形而上學的記錄；第二種是由一套規則與經驗的和可計算的方法(這類方法與軍隊、學校、醫院有關，旨在控制和改造身體的作用)構成的技術——政治的記錄。”
當時，我們天天盼望著軍訓的終結，用兩部影片的名字可以形容我們當時的心態：《飛越瘋人院》與《勝利大逃亡》。我們秘密的舉行慶祝活動：慶祝離軍訓結束還有兩百天、一百天、八十天、五十天……每一次慶祝，希望都迫近了我們。我們天真地認爲，軍訓的結束便意味著自由的降臨。
結果，我們錯了，而且錯的很慘。到了北大之後，我們才發現：北大並非伊甸園。誠然，來到北大後我們享受到了夢寐以求的自由：可以睡懶覺，可以不疊被子，可以整天蹺課……但我依然感到強烈的不自由，這種感覺的強烈比軍訓時代毫不遜色。是什麽原因呢?是我太不知足，還是我的要求太苛刻?
早在福柯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以他那顆敏感的心靈感受了自由的虛妄。苦役結束後，在陀氏頭上已不是一小塊天空，而是整個天空。他是自由人，不受限制的人，和他帶著鐐銬時羡慕過的人一樣。但是，看來他越努力，他取得的成功就越少。“自由的生活越來越像苦役的生活。。”無限的、整個的天空像牢房的矮小棚項一樣，令人惑到窒息。理想，即被算作兇犯的陀氏生活在最渺小人們中間同他們共命時用以安慰自己疲憊不堪心靈的理想，並沒有變得崇高，沒有得到解放，而是像囚犯的鐐銬一樣，受到束縛和蔑視。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最形而上的領域凸現人類這一悲劇，那麽福柯則從最形而下的領域凸現人類這一悲劇。“規範的法官無處不在。我們正處於教師—法官，醫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會工作者’——法官的社會中；而規範的普遍統治正是以他們 爲基礎的；每個人，不論在哪里他都會發覺，他的身體、手勢、舉止、才能和成就都得受到規範的制約。監獄網路，以它嚴密或分散的形式，以它嵌入、分類、監督、監視的制度，已經成爲規範化權力在現代社會的最大載體。”國家建立在普遍的“被注視”的基礎上，“被注視的人”是國家金字塔的底座。一旦注視鬆懈下來，國家的垮臺也就迫在眉睫了。與其說是國家機器徵用了圓形監獄體系，倒不如說國家機器建立在小範圍的、局部的、散佈的圓形監獄體系之上。這是典型的“由小及大”的福柯式的思維方式。
鮑若望在《毛澤東的囚徒》中，有一段討論“罪犯”回到社會的內容。刑滿釋放人員重新回到社會意味著什麽?刑滿就業工人與罪犯一樣，也偏成幾個大隊，晚上同樣被鎖在小屋裏。統一時間起床，工作，開學習會，每周有自我檢討會，以及每季度的思想總結會。那些自動遵守，相互監視、控告和揭發的做法就更不用說了。
因此，鮑很困惑：“如果我們刑滿釋放後依然幹著同樣的事情了此一生，我們花這麽大的力氣來改造自己又有什麽用呢?僅僅是從一座樓搬到另一座樓。”
鮑不是思想家，與我一樣，他只觀察到表像，而未能進入事情的實質。不論是否像鮑所說的那樣對待獲釋者，獲釋者永遠只能是獲釋者而已，他的靈魂已丟失在監獄中了。“一切東西都可以用來懲罰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每個人都發覺自己陷入了一個該受懲罰的泛懲罰旋渦裏。”一個罪犯與非罪犯界限模糊的時代來臨了，所有人都是罪犯。我們能怎麽辦呢?在軍訓中，我曾想過這個問題：是誰給予教官這樣的權力，讓他們像牧羊人對羊群一樣對待我們?爲什麽我們的自由被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取走了?
我們中隊發生的爆炸性事件便是某夜一名學員A離隊出走，留下遺書一封。他是受到區隊長的痛駡之後，無法接受屈辱的現實，才寫下一封短信，表示將告別人世，然後潛出大樓。一小時後，各級教官緊張地起床，吆喝學員們組織搜尋隊。這些教官平時不可一世，此時卻驚慌失措，亂了分寸。陸軍學院後山極爲廣袤，要搜尋一個人無異於海底撈針。就連扛著將星的院長也起來了，“親自”佈置搜索。
爲什麽他們如此緊張?因爲兩年前發生了一起“已遂”的自殺，外電紛紛報道，搞得“上面”非常惱火，“下面”的各級官員不僅升職無望，還受了處分。這次再出一回事，豈不是幾年的勞苦全泡了湯?
後來，總算找到了躺在學院後面山地旁邊的草地上數星星的小A。原來，他在最後時刻又不想尋死了。這名“英雄”沒有受任何責怪，反倒被待爲座上嘉賓，好長一段時間裏所有的教官都對他和顔悅色，儘管軍訓結束前還是給了他一個處分。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中隊長蒼白的臉色。這位身高一米七八米，腰杆筆挺、雄姿英發的老山特等戰鬥英雄（有很多鄰隊的女學生暗戀他），沒有被前線的槍炮嚇倒，卻被一次事故給嚇倒了。他不停地掏出雪白的手絹來擦汗。在矮胖的、陰沈著臉的院長的面前，他大氣也不敢出。我終於發現：他們的命運跟我們的命運一樣。牧羊人跟羊沒有差別，都被一套制度、規則所戲弄。福柯如是說“支配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或者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有形的和普遍的支配，而是社會內部實施的各方面的支配。因此，不是國王在他的中心位置進行的支配，而是他的臣民在相互關係中的支配；不是單一的統治權的大廈，而是社會有機體內部發揮作用的多重形式的鎮壓。”權利的系統，法律的範圍，這些都是支配關係和壓制技術的多種形態的永恒代表。在它們的面前，鐵膽銅心的戰鬥英雄脆弱得像一隻螞蟻一樣。不僅僅是我自己脆弱，所有的人都脆弱。
導致脆弱的因素有面子、前途等等。當我們區隊在“大比武”中失利的時候，區隊長便暴跳如雷。把全區隊三十六人召集起來開會，他猛地把軍帽扔在桌子上，站起來走來走去，邊走邊罵，聲情並茂。剛開始的時候我懷疑他是在表演，後來仔細觀察，他確實是全身心投入的。我感到罵人者比被罵者更難受。好像受了委屈的是區隊長，是我們對不起他、辜負了他、毀了他的前程。我雖然與衆人一樣，坐在小板凳上，深深地埋著頭，大氣也不敢出，但從心底裏來說，我可憐這位血氣方剛的教官。
破口大駡的教官不過是可憐蟲，真正高高在上的是權力關係和知識關係。福柯指出，正是規範化的注視即監視才構成了限定、分類和懲罰。它在蕓蕓衆生頭上建立了一種可以區分他們和判斷他們的可見性。這便是在監督的所有機制中，考查被高度禮儀化的由來。我又想起每次排隊進飯堂時，教官命令四個區隊分別唱一支歌，哪一個區隊唱得宏亮、高昂，哪個隊便先進去吃飯，別的隊繼續唱，直到他滿意爲止。這是最惡毒的折磨，讓一群饑腸轆轆的小夥子拼命唱歌，並排出等級、先後次序來。這是非常極端化的例子。換言之，就是強迫人的心靈屈從於肚子。福柯大約最痛恨的就是這一類的權力，沒有比這樣的做法更能戕害靈魂的了。人被置換成爲了填飽肚子什麽都可以放棄的野獸。福柯有這樣一段極爲精采的分析：“權力的儀式和實驗的形式、力量的展開和真理的建構都在考查裏結合起來。在監督程度的中心，它呈現了那些被視作物件者的屈從地位和那些唯唯諾諾者的客觀表現。權力關係和知識關係的重疊在考查中確保了它那耀武揚威的氣派。”直到今天，那等待吃飯時，聞著飯菜香味唱歌的痛苦還時常侵襲我的心靈。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最後一屆軍訓過的北大生畢業了。而歷史，不像美酒 能封存在漆黑的酒窖裏。然而，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與梳理，卻被無限期的延宕了。這意味著，始作俑者獲得了他們所期待的部分的成功，對我們來說，則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我以福柯的思想作爲理論背景，重回那段傷痕累累的，自殘的時光隧道裏。我必須這樣做，必須直面權力的極端狀況、權力的最終歸宿和權力的微觀管道。這樣才能洞見權力在什麽地方超越了對它進行組織和限制的權利的規則，權力把自己擴展到這些規則之外，把自己付諸制度，具體化爲技術，用工具甚至暴力手段來裝備自己。
對於某些人而言，拯救也許是多餘的。但就我自己而言，必須完成對自己的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拯救。
我絕不做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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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福柯《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出版。
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福柯的面孔》，文化藝術出版社兩千零一年出版。
鮑若望《毛澤東的囚徒》，求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
阿蘭•謝裏登《求真意志——米歇爾•福柯的心路歷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9/27/2002 3:1)
——原載《觀察》本文網址：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9051&ad=9/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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