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追憶台灣經濟發展之父尹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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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4月21日訊】2020年初啟,「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就肆虐全球,在世人生命嚴重受到威脅之際,各國群起「防疫」。出乎意外的是,台灣竟成「防疫典範」,而對「口罩」的重視、管制、製造,以及分配,最受到注目。所謂的「口罩國家隊」更被凸顯、受到贊揚、甚至有「台灣奇蹟」美稱。製造口罩涉及紡織業和石化業,而這兩個產業在1950年代的台灣也有「國家隊」的影子,也不免讓人想到當時的靈魂人物——有「台灣經濟發展之父」稱呼的尹仲容

想起尹仲容

「尹仲容先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功臣」這種說法,相信少有人反對,尹先生的事蹟迄今仍為財經界人士所津津樂道。尹仲容雖從未擔任過政府最高行政官員,但他在1950年代後期及1960年代初期可以說是台灣財經決策的核心人物。不僅最高當局信任他,予以重用,他個人也勤於任事,具識人之明。尹仲容對台灣最深遠的影響是,在他主掌對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美援會」時,為台灣培養了一批傑出的財經決策接班人―李國鼎、陶聲洋、王作榮、孫震、王昭明、徐立德、陸潤康等。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長久而且深遠的。

在俞鴻鈞擔任行政院長的時代,尹仲容曾擔任過一年多的經濟部長,後來因為「揚子案」的牽連而下台,不過,最高當局還是十分賞識尹仲容的才華,兩年之後委以更重要的職務,使他成為1960年代前後的財經風雲人物。

1954年,俞鴻鈞因為兼職問題被監察院彈劾,俞院長在一氣之下向當時的總統蔣中正提出辭呈,於是行政院長一職就改由副總統陳誠兼任,使財經決策權力開始發生變化。陳誠邀請嚴家淦擔任財政部長,楊繼曾出掌經濟部長,但是其中最具意義的是撤銷「經濟安全委員會」,另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由行政院長陳誠兼任主委,當時尹仲容以經安會副主委的身分負實際責任,於是「尹仲容時代」就此來臨。

尹仲容將單純的美援機構,轉變成除了發展農業以外,負責推動全面經濟發展的實權機構,再加上尹仲容在1958年3月,兼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審查委員會主委,其後又身兼台灣銀行董事長,使他一時兼管外匯、貿易、金融等三項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務,將美援、外匯、金融、貿易、經濟設計及執行等權責集於一人,因此尹仲容得以大刀闊斧從事多項重大財經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的制度和基礎,成為開創1960年代高速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

開啟第一次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

1959年,尹仲容為了適應新的經濟情勢,以及預期美援可能在不久之後結束,因而判斷台灣必須及早自力更生,於是尹仲容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與美方多次磋商,產生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當時主要的政策方向是:第一,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使經濟體制自由化;第二,進行外匯貿易的多項改革,拓展貿易新局;第三,進行財經制度的變革,剷除經濟發展的障礙;第四,頒布《獎勵投資條例》,吸引國內外的投資,厚植經濟發展的根基。

這一階段的重大財經決策,是先由財政部長嚴家淦、經濟部長楊繼曾和尹仲容三人所共同討論決定,再呈行政院長陳誠做最後定奪,如遇特別重大的財經政策,陳誠會向蔣中正總統報告後才定案。

曾經擔任尹仲容祕書多年的王昭明,對這時期的決策模式有一段鮮明的回憶。王昭明說:「當時的行政院長兼美援會主任委員陳誠,遇到重大財經決策問題就召開會議商討,參加的有王雲五、嚴家淦、尹仲容、徐柏園、楊繼曾、李國鼎等等,會議多在晚間假信義路陳誠公館舉行。會議中如果出現不同意見的爭論,通常都是由嚴家淦加以綜合,而尹仲容則是會議中鋒頭最健的人。許多重大方案多由他提出報告,由於尹仲容在事前已對方案做過精深的研究,所以他報告的內容豐富紮實。可惜他有兩個壞習慣,一是他引用過多的專門術語,對不具財經理論基礎的人來說,有時會覺得陌生或了解不足,二是他常用英文名詞,對外語能力不強的人而言,接收訊息不易,因此有幾次陳誠聽取尹仲容報告時,面露不悅之色,遲遲不下結論。這時嚴家淦會照例發言,再加綜合複述一遍,內容和尹仲容的報告沒有任何出入,只因為嚴家淦口齒清晰,對專業問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表達,比較讓人容易聽得懂,所以馬上可以說服陳誠接受。尹仲容和嚴家淦的這種搭配,在當時的重大財經決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尹仲容最大的長處是尊重專家,以科學精神來擬定經濟政策,而且他知人善任,提拔後進,為國家培養了不少財經決策人才。

為什麼說尹仲容對台灣經濟奠基有很大貢獻,是1950年代主導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呢?

一生為國奉獻的尹仲容,字國傭,湖南邵陽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925年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因為成績優異,由學校保送進入交通部電政司任職。1930年,尹仲容升任科長,隨即被拔擢為幫辦,對電政革新貢獻良多,舉凡制定電政制度、開闢全國長途電話網、郵電機構合設等,都是出自尹仲容的規劃和設計。1936~38年,尹仲容出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協理,主持該公司水、電力投資、開發業務,像西安、南昌等大都市的水電業,都是經尹仲容之手創辦完成。1939~45年,尹仲容擔任資源委員會國際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負責抗戰時期國防物資的採購,而後調回中國物資供應公司,擔任通訊器材組組長,主辦通訊器材採購業務。1945年冬,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長,尹仲容應邀擔任行政院祕書、參事,襄贊樞機等職務,並協助策劃戰後生產和交通事業的恢復與興建。1947年到1949年,尹仲容重新回到中國建設銀公司擔任常務董事,再度主持該公司有關經濟建設的各項投資,同時兼任淮南礦路公司執行董事,對當時煤炭的供應和交通的維持貢獻很大。

實施市場經濟,扶植民營企業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將日治時代的重大產業加以整編重建,是當時最為浩大的工程。此時,尹仲容開始主導台灣經濟發展,他全力從事戰後經濟重建工作,迅速恢復生產。在生管會時代,通貨膨脹嚴重,並且外匯短缺,尹仲容運用有限資源,不分公營與民營企業,凡是有助於國計民生物資之生產及出口者,尹仲容均大力扶植,幫助他們迅速恢復生產。尤其是電力與交通運輸,因為是經濟運轉的樞紐,尹仲容更是全力以赴。當時,台灣銀行開出的信用狀,在國際上已有拒收的情況,而尹仲容竟然用光了台灣銀行不到二百萬的外匯存底購置發電機,供工業發展之用,由此可知尹仲容識見之遠,魄力之大。

而「耕者有其田」政策也是完成於尹仲容之手。政府在1949年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成功之後,隨即進一步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執行這個政策所需向地主收購土地的資金,一部分來自土地實物債券,另一部分來自台泥、台紙、工礦、農林四家公營公司移轉民營的股票配給。由於股票配給複雜,拖延難決,一直拖到1953年底還沒完成,尹仲容不只一次在會議中宣布,「1953這一年一定要完成這四家公司移轉民營的手續,絕不再拖延」。因此在尹仲容的堅持下,最後果然在該年完成了台泥等四家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化的手續,順利籌到購地資金,逐步完成耕者有其田政策。

在發展台灣領導部門工業方面,尹仲容選擇了電力、肥料和紡織這三個舉足輕重的經濟部門率先發展,以帶動全局,使台灣經濟起飛。尹仲容認為,電力關係到整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肥料關係民食;紡織關係民衣。而肥料和紡織在國內都有強烈需求,在未發展前須耗費大量稀有外匯從國外進口,於是尹仲容大力推動代紡代織政策,使紡織業者獲利豐厚,累積了很多資本,轉投資到其他工業,促成台灣經濟的全面發展。舉凡裕隆、遠東、新光、大和、台南幫等大財團,無一不是起家於紡織業,亦無一不起家於尹仲容的紡織政策,而尹仲容當時卻必須獨立承受外界對他「官商勾結」的批評。

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為實施市場經濟與扶植民營企業發展,而尹仲容在當時不斷運用他所主持的金融機構,如中信局和台灣銀行,以及他所掌握的資金來源,如美援資金,來扶植民營企業發展,有時並擔任發起人的角色。尹仲容運用金融機構或美援機構的力量,提出發展新工業的構想,並研擬出具體的投資計畫,然後再交由民間企業家承辦,台塑和新竹玻璃的創業即為典型的例證,這也就是今天所謂的「國家隊」。

工業發展、對外貿易雙管齊下

尹仲容的本行是電機,而不是經濟,但他卻從實際體驗與觀察中得知,出口貿易與工業發展對整體經濟繁榮有密切關係,於是尹仲容在致力於發展國內工業的同時,也致力於出口貿易的推動。尹仲容在1950年5月赴日,與盟軍總部談判中日貿易協定,歷時三月定稿,解決了當時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並且奠定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當年,第一次輸日貨物出口港為高雄港,尹仲容親自到高雄監督運裝船,使貨物得以如期運抵日本,之後對日貿易的政策,即由尹仲容主導負責。而後尹仲容入主外貿會,更傾全力於出口貿易的擴展,台灣對外貿易的發展,尹仲容貢獻良多。

1958年3月,尹仲容接掌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隨即自同年4月12日起至1959年8月止,尹仲容對外匯、貿易管理政策作過三次重大改革,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制度,取消數量管制和複式匯率,恢復價格機能,並調整匯率使其比較接近真實的程度,採取部分有彈性的匯率,以取消對進口物品不必要的變相補貼,和對出口物品的變相課稅;同時採取許多鼓勵出口的措施,使出口事業可以獲得足夠的誘因,刺激國內經濟發展。

此外,尹仲容所主持的美援會草擬了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制定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頒行〈獎勵投資條例〉,並與有關機構合作,解除了很大一部分在非常時期的經濟管制,使市場機能得以充分發揮,投資環境得以大幅改善,奠定了1960年代及後來台灣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

勇於開創的尹仲容精神

綜觀台灣經濟起飛的這關鍵性十年,尹仲容推動一期又一期的四年經建計畫,他以美援配合,鼓勵民間投資新興工業,培植玻璃業,水泥業、人造纖維等民間業者建廠投資,藏富於民。曾經在台灣排名前幾名的大企業,如台塑、台泥、新光、遠東、裕隆……等,幾乎部是得力於尹仲容的政策性扶植,才能建立起規模龐大的企業王國。而1950、60年代,正是台灣企業深賴政府政策的支持與輔導時期,尹仲容以與利為先的氣魄,打破「圖利他人」、「除弊為念」的傳統官僚氣息,這種勇於開創的精神,是至今工商界人士所深深懷念的「尹仲容精神」。

過去曾為尹仲容部屬的王作榮認為,尹仲容為政府所建立的新氣象,比對台灣經濟發展所作的實質貢獻更重要,因為尹仲容主導當時政府的財經決策時,不斷接受各種新觀念和新理論,不僅如此,他還對官員及社會大眾灌輸這些新觀念和新理論。尹仲容以他對政府整體的改革企圖,及勇於決斷、勇於負責的精神,為當時政府及民間注入一股活力,而那種競相求新求變,也競相推動新政的氣氛,使社會充滿了蓬勃向上的朝氣,造成一股中興的氣象。而尹仲容居於領導地位,他以身作則,率先作起。

為台灣經濟奇蹟奠定基礎的尹仲容,幾乎將他的一生都賣給了國家。尹仲容一向主張「做大事,不做大官」,他做事很少考慮到自己,只想著對國家社會有沒有好處。不過,當尹仲容抱持著強烈的使命感為國奉獻之時,他卻一度因為「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而招來瀆職舞弊、官商勾結的誣陷,當時尹仲容曾為了「揚子案」而氣得吐血,由此可知這個案子對他打擊之大。雖然很快還其清白,尹仲容還是毅然辭去官職,靜待司法調查,展現了他從政應有的風骨。

「揚子案」解甲歸田

這一段辭官風波,源起於1955年3月15日,那時立法委員郭紫峻在院會中向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質詢「揚子案」,此案涉及當時的中央信託局長兼經濟部長尹仲容,和揚子公司董事長胡光麃官商勾結。3月19日,行政院長俞鴻鈞將此案轉飭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同一天,尹仲容出席監察院報告胡光麃貸款案處理的經過,並向行政院呈辭中央信託局局長和經濟部長二職。這件喧騰一時的案子,經過七個多月的審理,台北地方法院終於在同年10月21日,宣判尹仲容無罪而曲終幕落。尹仲容光明磊落的胸襟和勇於任事的態度,最後還是贏得後人的尊敬與掌聲。

在尹仲容辭官的這兩年期間,表面上他賦閒在家、生活平靜,不過,尹仲容曾經對王昭明說:「郭嵩燾是個有世界知識的人,他的膽識才華遠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之上,可是他的抱負因為曲高和寡,並未能發揮。」「德國經濟復興之父歐哈德,要是生在中國,也許和八、九十年前的郭嵩燾一樣,也是沒有辦法。」尹仲容對發展國家經濟有一套完整的構想,突然遭到「揚子案」的挫折而歸隱山林,所以他很自然的想為湖南同鄉前輩郭嵩燾寫傳記,或許這正是一種心情的投射作用吧!

尹仲容一生忠勤謀國,他身兼外貿會、美援會和台銀三項要職,都是最繁重、對國計民生影響最大的工作,正是「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知我者謂我心憂」的最佳寫照。他在公務上所做的一切,不僅對政府負責,也對全國國民負責,對後世百代也能交代。他擇善固執,凡是他認為應該做的,他就只考慮國家利害,不計較個人毀譽得失就去做了。對於各就本位利益打算的工商業者,他當然不能盡如人意,甚至有時還會當面斥喝,給人難堪,但是他已經決定的,他就一定會負責到底,無論如何困難,再怎麼險惡的遭遇,他都以「鐵肩」一肩挑起。所以工商界縱然有少數人未必喜歡他,但是沒有一個人不敬佩他。以前尹仲容在中信局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副譚伯羽寫的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不正是尹仲容做為國家公僕,可以理直氣壯、不怕得罪人的憑藉所在。

剃刀嘴豆腐心,多做事不怕錯

在往日部屬的眼中,尹仲容是一個個性直強的長官,他討論問題時咄咄逼人,好像只有他能講的氣概。和尹仲容一起工作長達十二年之久的王昭明指出,其實尹仲容是熱心,所以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王昭明說他是「剃刀嘴,豆腐心」,嘴巴像剃刀一樣鋒利,心中卻充滿愛心,愛國家、愛社會、愛父兄、愛朋友,而且他是出了名的孝子。王昭明表示,尹仲容是一個性情中人,有時他在開會中會與人爭吵,但是爭吵過後拍拍肩膀又是好朋友,他會先示好說:「打橋牌去吧!」

尹仲容的昔日部屬,2001年去世的李國鼎也認為尹仲容為人剛直,對國家的意見能虛心接受。李國鼎記得1954年的時候,當時蔣碩傑和劉大中都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做事,他們向尹仲容建言,認為台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如果要經濟穩定發展,一定要採用「單一匯率」。當時尹仲容不但接納他們的意見,並且還以政策大力促成匯率單一化。

談到蔣碩傑對尹仲容的影響,不能不提1952年蔣碩傑由IMF返台休假拜會尹仲容的往事。蔣碩傑在IMF工作,待遇條件較為優渥,每三年可以休假一次,並且由IMF提供旅費來回美國與台灣。一九五二年蔣碩傑返台休假,由當時駐美技術團副主任李榦(曾任台灣中央銀行副總裁)介紹,前去拜會中央信託局長尹仲容,但兩人溝通不良,這場會面並不愉快。

尹仲容閱歷豐富,經驗過人,認為計劃經濟理所當然,不認為有何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見到「自由經濟學者」蔣碩傑,兩人自然話不投機。蔣碩傑回憶,他拿著李榦寫的介紹信去拜會尹仲容,但雙方談得不很愉快。他後來形容這場會面:「起初他(尹)好像對經濟學不很重視,所以我跟他說話,還沒有什麼東西談得攏。」蔣碩傑個性強且有學者自信,尹仲容是黨政精英出身,雙方難起共鳴,蔣更將尹仲容定位成技術官僚,覺得「沒什麼好談的」。

離開時,蔣碩傑將自己帶去的一本由英國經濟學家米德(J.E.Meade,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計畫與價格機能》(Planning and Price Mechanism),送給尹仲容。他特別對尹說:「James Meade這個人你可不能等閒看待他,以為他只是個書呆子,只是個大學裡的arm-chair economist(意指光會空想的經濟學家)。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全國的經濟政策都由戰時內閣制定,他身為內閣的經濟處副處長,戰後升成正處長,管的事情很多,經驗很豐富,看這本書你可以得到他真正的經驗之談。」

米德是自由經濟學派的倡導者之一,在該書序言中就強調,希望這本書可以推動自由社會主義的「中間路線」,用以闡明他對是否採行經濟計畫的立場。蔣碩傑推薦這本書,希望尹仲容注意到價格機能對於市場自由調節的機制,不需計畫者過度的干預。

尹仲容有個優點,只要真的能夠對國家有好處,他不因人廢事。尹仲容和蔣碩傑當時不歡而散,但他在兩週內讀完蔣碩傑的贈書,卻能吸收領會,立刻抓住價格機能的重點,更將書轉給當時他所在的工業委員會各處主管參考,積極的態度讓蔣碩傑印象深刻。一九五四年,尹仲容親自寫信向IMF「借將」,請IMF同意讓蔣碩傑和劉大中回國,就經濟政策提出建言。透過蔣碩傑和劉大中的建議,尹仲容主導台灣經濟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

尹仲容深切理解到價格機能將決定生產資源的配置,以及讓市場自由淘汰,才能發揮產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力。早年台灣輕工業常被稱為「搖頭工業」,說明工業產品的品質低落,「該搖頭的(如電風扇)不會搖頭,而不該搖頭的(如電燈泡)卻搖頭」,電燈泡可能一兩週後就不亮了,想要換燈泡時卻一碰又亮了,輕輕旋轉底下的銅座以為是接觸不良,結果掉下了上面的玻璃罩。大家看到這樣的品質,也不得不搖頭嘆氣。

尹仲容為了改良燈泡品質,規定品管不良的搖頭或劣質電燈泡一律沒收,

結果沒收了兩萬一千多個「搖頭」電燈泡,集中銷毀,大大引發了商家的怒火,但尹仲容依然照做。

為維持台灣產業生存,政府不降關稅、不願全面開放燈泡進口,又不設限

本地業者設廠,導致市場上電器商聯合壟斷,充滿讓消費者嘆氣的「搖頭電燈泡」,這種政府政策「看得見的手」保護產業,導致劣質產品充斥市面,如今由尹仲容「看得見的手」加以銷毀,他寫報告向上級特地說明此事,業者知道沒了保障,不得不加以改進。也因為必須重新製作品質較好的燈泡,業者必須向台灣的玻璃業者訂購原料,也使得台灣玻璃工業,透過此一事件,逐步成長。

在產業發展上,台灣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全球慣性模式的路線。經過多年戰

事,台灣經濟不振,國民黨遷台後將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力圖振衰起敝,此時開始有不同的聲音。一派是傳統路線,許多工程師都認為,戰後的建設要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工業的根本,從做重工業開始,未來工業一定成長茁壯。

不同的道路:重輕輕重

對這項說法,蔣碩傑深表反對。早在任教於北京大學時,蔣碩傑便開始探

討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問題。他認為這套說法是忽視了一項事實:戰後世界已經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無論是輕工業或是重工業,所生產的產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上經過貿易交換,成為各國民眾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各國只需要生產自己最適合的產品,不需要特別在意是否為重工業或輕工業。

蔣碩傑主張以「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反對過去「重重輕輕」的經

濟發展策略,讓台灣不走國際間計劃經濟路線、強調以重工業帶動其他產業的政策,採行以輕工業為基礎,配合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推進國內外工業合理分工的自由經濟政策。他覺得,經濟落後國家應該「先辦輕工業、再辦重工業」。輕工業可以很快地取得回報,提升所得,從而擴張有效需求。再配合政府正確的儲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儲蓄也會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長。等儲蓄提高、投資資金來源穩定之後,新的投資自然會選擇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如此循環下去,重工業也會逐步發展起來。

巧合的是,尹仲容也強調重視民生工業(輕工業)的發展。認為落後國家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特別偏重重工業,往往引起經濟的不平衡與脫節、通貨膨脹、過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等紊亂現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償失。這種觀念與蔣碩傑主張的重輕輕重,正互相對應。

1953年,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運用美援資源,發展國內化工、食品、交通、電訊,以及一般工業。之後先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與費驊,此時都在工業委員會服務,經濟安定委員會擬定出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據此向美方申請美援,並且協助國內企業申請融資貸款。

次年,尹仲容受副總統陳誠賞識,任命為中央信託局局長兼經濟部長,他

規劃執行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政策,改革外匯貿易措施。在進口替代信念下,他強調「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的主張,管制日本布料進口,改進口棉花,扶植國內紡織業的發展,台灣許多知名紡織事業就從此時開始站穩發展的腳步。另外,在外匯貿易措施下,他放寬外匯管制、鼓勵出口,迅速促進台灣塑膠、玻璃工業的成長。另外,他也配合「耕者有其田」落實自由經濟,將原本國營的水泥、紙業、農林、工礦四大產業轉由台泥、台紙等民間企業經營,以促進經營效率。

當工業委員會向美方申請聚氯乙烯塑(Polyvinyl Chloride, PVC)計畫時,尹仲容更主張不由政府主導,而交由民間企業經營。尹仲容透過台灣銀行放貸紀錄,發現王永慶是當時的存款大戶,他鼓勵王永慶投資產業,成就台灣塑膠公司的發端,更是台灣石化業的開始。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台塑從全世界最小的聚氯乙烯公司,躍升為世界龍頭。美援貸款支持的企業大都相當成功,不僅奠定民間經濟的活力,更提升全民生活水準。

形體雖遠、精神常在

尹仲容這位金融家、經濟專家,平日自奉甚為簡約,一襲咖啡色與藏青色的西服輪流穿著,而他腳上的一雙舊皮鞋,一穿就是兩年。他潔身自愛,兩袖清風,他因「揚子案」辭職後清廉自守,靠著夫人養雞貼補家用。他身後蕭條,家中僅存若干舊書籍而已。

根據尹仲容的胞弟尹叔明追憶,尹仲容自小天分高又勤奮好學,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每年寒暑假,他總是要將下學期的課程提前預習,而且絕非浮泛閱讀,是腳踏實地的將習題完全作出。尹仲容不但精通電機工程和數學,他對中西文學亦有獨到之處,他對舊文學的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無所不窺,並動於溫習四書五經,即使在三等火車裡也高聲朗誦,旁若無人,要是他讀完了帶來的書籍,就背誦四書五經中他認為最合適的段落子句。

尹仲容事親至孝,平時不願與他的母親分食一梨,因有「分離」之意,雖然迷信,但是他的孝思卻完全發自內心。為了博取父母兄弟姐妹的歡笑,尹仲容經常在家庭聚會中模仿各地方言,講各地故事,以取悅家人。

外表嚴肅、內心寬厚的尹仲容有一句座右銘:絕對不可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理,應抱持「多做事,不怕錯」的勇氣,只要不是存心犯錯!從這短短的幾句話中,就能看出一代財經巨擘尹仲容的器識與擔當。

哲人遠去,尹仲容已經去世五十七年了,他對台灣經濟發展所奠定的基礎,在他所培訓的一批財經決策接班人的努力下,締造了日後的台灣經濟奇蹟,使台灣這塊彈丸之地,能以她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一切,都可說是「台灣經濟發展之父」尹仲容的德澤。在1963年尹仲容去世之後,由於自由化開展處處掣肘,後來者紛紛趕上,台灣經濟逐漸陷入困境,讓人不禁更懷念尹仲容所領銜的那次轟轟烈烈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何時能重見此種大魄力呢?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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