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06日訊】鎮壓機器不停地運轉。1950年和1951年的運動於1952年或1953年被宣布結束，理由很充分：這些鎮壓是如此廣泛，以至幾乎沒有反對者剩下。然而，鎮壓仍繼續進行。1955年，黨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以消滅「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稱為肅反，尤其是針對知識分子，包括任何表現出一點點獨立性的前黨員及支持者。一個例子是才華橫溢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胡風。他是受尊敬的魯迅的弟子，於1954年7月譴責中央委員會用來攻擊作家的「5把刀子」，特別是一切創造性應遵從黨的路線的觀點。12月，針對他發起了一場巨大的運動。知名的知識分子輪流譴責他，大眾也給予致命一擊。胡發現自己完全被孤立，於1955年1月做出公開的懺悔舉動，但此行為未被接受。7月，他與130名「同夥」一起被捕，並在一個營地內度過了10年。他於1966年再次被捕，並在監獄系統中四處挪動，直到1980年被完全平反。在同時伴隨的清洗中，黨員首次被大規模波及：《人民日報》宣稱，10%的黨員是隱藏的叛徒，該數字似乎已被用作逮捕定額的指導方針。在估計肅反運動的受害者人數時，一個消息來源稱有81,000人被捕（這似乎相當保守），另一消息來源則稱有77萬人死亡。目前還無從查明真相。
1957年5月和6月眾所周知的百花運動也是大規模鎮壓和連續運動循環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粉碎「有毒雜草」就摧毀了在那幾週自由化期間所產生的樂觀情緒。這種自由化由毛宣布實行，隨後又撤銷。短暫的自由化有兩個目標。其一，正如在所有整頓運動中一樣，毛澤東最初鼓勵人們自由地談論他們的不滿，然後鎮壓那些顯露出「邪惡思想」的人。其二，面對嚴厲的批評，他試圖讓黨重新統一在蘇共二十大後他所採取的激進立場之下，從而讓毛本人的立場難以捉摸。蘇共這次代表大會強調，需要對鎮壓行為進行法律規範，以加強對安全部門活動和判決執行的司法控制。共產黨知識分子受到在延安經歷的驚嚇，多半謹慎地保持了沉默。但當殘酷的反右行動一開始，數十萬較為幼稚的人便落入了自己直言不諱的陷阱，特別是參加過1949年事件的人或共產黨允許生存的「民主黨派」的成員。總的來說，處決的人很少，但有40萬到70萬名幹部，包括至少10%的中國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工程師，被貼上令人反感的標籤「右派分子」，並被判在偏遠地區的監獄或營地進行20年的「懺悔」。那些未老死之人、未死於1959至1961年饑荒的人，或十年後紅衛兵以新的迫害肆虐全國時未絕望而死的人，仍然不得不等到1978年，才等來首次平反。此外，還有數百萬幹部和學生被遷往農村，僅河南就有10萬人，無論是暫時的還是最終的。將他們發配到農村是一種懲罰，但也是為主要集中於農村地區的大躍進而做準備。
在反右「鬥爭」期間，刑事拘留前通常要遭到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沒有人想認識「右派分子」，甚至沒有人會給他們熱水。他們仍不得不去上班，但在那裡他們不得不一再坦白，並參加一連串無休止的「批評和教育」會議。由於住房通常以就業為基礎，他們的鄰居和同事，甚至他們的子女，都不給他們喘息的機會，尖刻地奚落和侮辱他們，禁止他們走在道路左側，並吟唱著一首兒童歌曲，最後一句是「人民將與右派進行殊死戰鬥」。最明智的做法是默默接受，免得有人把事情弄得更糟。很容易理解為何自殺是如此常見。在無數的盤問和批判會之後，在波及每個工作單位5%成員（在大學裡是7%。在百花運動期間，大學被挑選出來給予特別的關注）的清洗之後，黨的官員被任命為主要文化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傑出的知識分子和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所見證的文化繁榮完全已死。紅衛兵甚至企圖扼殺對它的記憶。
這是毛主義社會走向成熟的時刻。甚至是後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也未動搖它超過片刻。其後，沒有出現任何轉捩點，直到鄧小平首次實行大型改革。它的依據可以用舵手的話來概括：「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實踐中，一切都取決於人們的標籤和分類，首先是土改時在農村地區和1951年大規模運動期間在城裡初成輪廓，但1955年才完成。在此過程中，勞動集體有其要扮演的角色，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警察有最終決定權。和以前一樣，社會分類相當荒誕，對數千萬人造成了惡毒的後果。1948年，長弓村一名官員宣稱，「人的謀生方式決定了其思維方式。」根據這種毛式邏輯，反過來也是如此。以相當隨意的方式劃分的社會群體，與政治群體混雜在一起，導致了「紅」類與「黑」類之間的二元劃分（binary division）。前者包括諸如工人、貧農、中農、黨員幹部、解放軍士兵和「革命烈士」等類別；後者包括諸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等類別。這兩類之間是一些「中間」類，如知識分子和資本家；但這些與社會邊緣群體一起，特別是「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黨領導人，都被逐漸轉向了「黑」類。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被正式列為「臭老九（屬黑類）」。無論此人以後做什麼，此標籤都保持不變。即使在正式平反之後，右派人士也依然會是群眾運動的目標，絕不會有返回城市的權利。該體制惡魔般的邏輯（infernal logic）是，總有要追捕和殺戮的敵人。如果敵人庫存不足，就可以通過擴大歸罪特徵（incriminating traits）或搜索退回老路的人來增加。因此，任何共產黨幹部都可能成為右派分子。
與其說這些分類與馬克思主義階級有共同之處，不如說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有共同之處，儘管中國傳統上並不知道這種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分類考慮到了1949年以前存在的社會制度，但未考慮到在此期間發生的巨大變化。它還涉及另一個被察覺的問題。傳統上是父親的姓氏自動傳給他的孩子（而女性則保留其娘家姓）。這種世襲制度有可能在一個據稱是革命的社會中引起僵化，並對那些沒有「好的出身」的人構成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對這些「黑」類及其子女的歧視是相當系統的，不僅是對進入大學和正常生活（根據1957年7月一項指令的規定）而言，也是對進入政治生活而言。他們很難獲准嫁給「紅色」配偶，社會往往會排斥他們，因為一般來說，人們擔心，如果與這樣的人交往，可能就會被當局找麻煩。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貼標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和最惡劣的效果，即使是對於該政權本身。（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