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
原則上,民主柬埔​​寨沒有監獄。據波爾布特在1978年8月的講話稱,「我們沒有監獄,我們甚至不使用『監獄』這個詞。我們社會中的壞分子只是被賦予了要完成的生產性任...
「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所有需要的就是100萬名好的革命者。僅此而已。我們寧願殺死10個朋友,也不讓一個敵人活著。」紅色高棉這樣的言論在合作社會議上司空見慣;其實,他們已將這種種族滅絕邏輯付諸實踐。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見得多。在別處所稱的「最高刑罰」,在這裡使用的頻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變得平淡無奇。
該政權中還有另一個固有而奇怪的矛盾:從理論上說,人們的生活和思想應該是絕對透明和公開的,而關於當權者則幾乎沒有什麼為人所知。共產主義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在該政權上台後,柬埔寨共產黨的存在被隱瞞了30個月;直到1977年9月27日,它才被正式宣布。
飢餓使人喪失了人性,導致一個人突然襲擊另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記了一切。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同類相食嗎?它或許不如中國大躍進期間那麼普遍,而且似乎僅限於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報告了兩個例子:一名曾經的教師吃了她的姐姐;一家醫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輕人。
柬共的經濟計劃造成了無法容忍的緊張局勢。本應監督工作的幹部的專橫無能,令這種局勢雪上加霜。灌溉是該計劃的基石。已做出巨大的努力來開發它,為將來而犧牲了現在。但工程的不良規劃和實施使得這種犧牲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徒勞。儘管一些堤壩、運河和水壩都經過了精心規劃且今天繼續使用,但許多都被第一場洪水沖走了。
人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們的新境遇。對於「75年代人」來說,這介於做一隻馱畜與做一名戰爭奴隸(根據吳哥的傳統)之間。如果看起來很強健,沒有太多「只吃不做的人」陪同,那麼進入一座農民村要容易得多。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個主要因素。根據斯利文斯基的說法,金邊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還活著(就是說,有100萬人死亡,約占死亡總數的一半),而磅湛(另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的居民中有71.2%倖存,北部奧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樣。在最後這個地區,死亡率僅上升了2.1%。
試圖從當地研究中得出總體數據很困難,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差異極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難遠遠小於「75年代人」,尤其是飢餓之苦,即使考慮到公布的大多數目擊者陳述是來自新人而不是農民這一事實所引起的失真。來自城裡的人中,死亡率極其高;今天,幾乎不可能找到一戶沒有失去一個或幾個成員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區一個村莊定居的200戶人家中,只有50戶活...
數字有時並不足以說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讓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產黨的真實本性。但數字確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如果沒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倖免,那麼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時受害?柬埔寨的悲劇如何與本世紀其它的悲劇以及其自身較長的歷史相關?各種方法(人口統計學、定量微觀研究、目擊者報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們組合起來,就能推動我們逐漸看到真相。
對社會不同成分進行分類和消滅的狂熱慢慢地達到了政治集團的最高層。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榮(Hou Youn),很早就被消滅了。「王國政府」的外交官於1975年12月被召回。並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產黨人。除了兩個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並處決。但由於柬共似乎從未有過任何有規律的行為模式,且由於不同地理區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斷存在相互猜疑的氣氛...
紅色高棉勝利後金邊的完全疏散,既讓該市的居民也讓世界其餘地區非常震驚,這些地區開始首次意識到,柬埔寨正在發生異常事件。該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釋。後者聲稱,疏散是一種安全措施,可確保免受美國可能的轟炸襲擊,且人們在其它地方會吃得更好。該政權無疑將因城市的疏散而永遠被銘記。
儘管有一種相當敏感的民族主義,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場純粹的本土悲劇的受害者,這場悲劇即一小群理想主義者轉向邪惡,且可悲的是,傳統的精英們無力做出反應來拯救國家或他們自己。這種組合在亞洲或其它地方遠非特例,但只是很少會導致革命。也應歸咎於其它因素,包括該國獨特的地理環境,特別是與老撾和越南的漫長邊界以及那個歷史時刻。自1964年以來一直...
從毛澤東到波爾布特的傳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使紅色高棉革命如此難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論之一。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無可置疑,他是富於想像力和老練的北京獨裁者的蒼白翻版。他在無外界幫助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政權。該政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持續蓬勃發展。波爾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讓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場社會轉型的試驗或預備草圖,而這場轉型可能是最激進的...
人人都聽說過越南船民的戲劇性事件,但在越南1975年事件後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老撾,已經見證了人口中比例較大一部分的逃亡。無可否認,老撾人為了逃亡必須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穿越湄公河進入泰國。由於大多數老撾人口住在河谷或附近,也由於鎮壓相對有限,離開相當容易。約30萬人(10%的人口)逃離了該國,包括山區大大超過30%的赫蒙(Hmong)少數民族(約10萬人)以及約9...
這場所謂的美國戰爭,僅以美軍最終撤退而告終。撤退是繼1973年1月巴黎和平條約簽署及南越政權隨後於1975年4月30日垮台之後進行的。許多人擔心的、的確在鄰國柬埔寨發生的大屠殺,實際上並沒有繼這場戰爭之後來臨。但共產黨軍隊的越南囚犯,包括來自他們自己隊伍的「叛徒」,都受到嚴重的虐待,且往往直接被清除而不是被遷移。
軍隊是最先組織「整風」的。1951年,在軍中,「整風」與其說是壓制性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性的。從1952年到1956年,「整頓」一直未變。一些再教育營氣氛高度緊張,以至於刮鬍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沒收,且通宵都亮著燈,以防止囚犯中發生自殺事件。然而,正是軍隊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衝擊了它自己的幹部,以致於很多人開小差逃到南方。這一趨勢使當局感到憂心忡忡。他們...
二戰後,共產黨人的壓制性暴力重新部署為對法國殖民者的武裝抵抗。關於法國遠征軍士兵被關押的監獄營地,有許多目擊者的證詞。許多人在那裡遭難並死亡;在1954年簽署日內瓦和平協議時,兩萬人中僅9,000人還活著,有待獲釋。印度支那山區特有的可怕疾病奪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承認共產主義在越南造成的傷害,今天仍是許多西方人厭惡的事情。他們反對該地區法國的殖民主義和美國的「帝國主義」,並與越南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營。當時,想當然地認為,黨是人們建立友愛和平等社會的希望及願望的一種表達,似乎是相當合乎邏輯的。其吸引力因胡志明(胡志明創建了黨,並領導它直到1969年)的個人魅力、黨員不尋常的堅持以及黨對海外宣傳狡猾的操縱而得以增強。
儘管邊境戒備森嚴,一些朝鮮人仍成功地逃脫。自戰爭以來,已有約700人穿行到南方,估計有數千人去了中國。自1993年以來,抵達南方的人數增加了4倍,並繼續增長;1997年,約100人到達那裡。他們中大多數人要麼正逃避某種懲罰,要麼已經有了一些關於外部世界的經驗。一些外交官和黨內高官都在逃亡者之列。
在朝鮮,甚至是營地以外,都幾乎不存在個人選擇的自由。根據1996年1月3日一位電台評論員的說法,「應該將整個社會融合成一支堅固的政治力量。這支力量在一個人的領導下,作為一體去呼吸、行動和思考。」該國當代一句口號稱:「像金日成和金正日(Kim Jong II)那樣思考、交談和行動。」
現在可得的另一份不尋常的證詞,是中國邊境附近會寧區一名營地看守的證詞。此人於1994年先逃往中國,然後逃往首爾。多虧了他,我們現在對朝鮮集中營世界的了解才大大增加。據這位名叫安明哲(An Myung Chul,音譯)的證人說,「壞臣民」被挑出來處決:「反叛分子、罪魁、殺人犯、孕婦(所有囚犯被禁止發生性關係)以及宰殺牛隻、家畜或破壞生產用材料的人,在小小的牢房...
李舜玉(Li Sun Ok,音譯)太太是勞動黨成員,負責一個專供幹部使用的供應中心。她淪為一場清洗的犧牲品,並與她的一些同志一道被捕。她長時間遭受水和電的折磨,被毆打並被剝奪了睡眠,最終對她被問到的任何事情供認不諱,包括特別是侵吞國家財物。然後,她被判處13年徒刑。
朝鮮與斯大林的蘇聯一樣,黨內清洗的受害者名單將會極其冗長。一個人權組織統計,首屆朝鮮政府的22名成員中,有17名被暗殺、處決或清除。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於1948年9月9日在朝鮮半島38度緯線以北成立。根據1945年8月與美國簽署的協議,蘇聯暫時負責監管該區域,美國則在38度緯線以下監管韓國。
西藏是鄧小平時代一些最嚴重暴行的發生地,毛澤東的長期影響比在任何地方都感受得更強烈。雖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但政府賦予了少數民族特殊權利,並賦予較大的少數民族一定的行政自治權。但400萬至600萬名西藏人在其歷史地區被分成西藏自治區之前,就已很明確地表示,他們不樂意成為中國國家的一部分,渴望回到他們曾經掌握自己國家的日子。
當毛澤東最終於1976年9月去世時,他在政治上已經過氣一段時間了。對於他的死亡,大眾反應默默無聲,足以證明了這一點,他明顯無法確保自己政策的連續性,也是如此。與他在意識形態上非常接近的四人幫,在他去世後的一個月內均遭到監禁。
天一亮,士兵們就開始搜查房屋並抓人,與此同時,通過擴音器大聲喊出指示。此前,他們擬定了一份包含10項罪行的清單。這些罪行包括攻占監獄、劫掠銀行、襲擊軍事設施、強行進入安全部門設施、突襲火車、參與武裝鬥爭。
該運動的第二階段始於1967年1月初,當時權力問題浮上檯面。毛氏中央知道,與前領導人劉氏的對抗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後者在北京處於困境,但在大多數省份仍然能依靠強大的盟友。為了決定性地將它消滅,造反派不得不奪取政權。由於作為比賽主要參與者的軍隊堅決拒絕介入,顯然主席的新部隊將擁有所需的一切迴旋餘地。上海在1月份發出了第一個信號。很快,所有市政當局和黨委都被...
長期以來,西方有一個頗受推崇的傳說:紅衛兵只不過是1968年法國革命者的一個稍微更狂熱的版本。四人幫倒臺之後,一種說法在中國流傳:紅衛兵是一群政治投機者的地下法西斯主義幫手。但這種傳奇式的說法遠非事實真相。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年輕的紅衛兵於1966年和1967年在社會其它階層中盟友相對較少,而對他們來說,在北京的體育館內抨擊和批評黨的領導人,甚至將他們折磨致死,卻是何等容易。天津黨的領導人和上海市長的案例也一樣。後者被繫在有軌電車搶修車的吊車上,並遭到毒打,同時宣布他寧死也不願坦白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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