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拚經濟不是政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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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12月22日訊】當前「萬物齊漲」的「通貨膨脹」,受到世人高度關切,而要求政府負起消弭責任的聲音非常響亮,於是政府「查價」、「打房」諸種政策也紛紛出籠。這樣的情境早已司空見慣,但經濟問題還是此起彼落,特別是政府「振興經濟」、「拚經濟」更已成口頭禪,而且果真各國政府都一肩挑起振興經濟的任務。但見各項振興方案一再出籠,尤其「印鈔救市」貨幣政策的劑量愈下愈重。然而,全球經濟依然難有起色,甚至還向下沉淪,原因何在?這本成功企業家愛德華・康諾(Edward Conard)早在2012年出版的《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提出了問題所在,並點出了一條明路。

錯誤經濟觀念需掃除

作者清楚指出「錯誤經濟觀念的灌輸」就是問題所在,這真是一針見血,畢竟「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是受觀念帶動的。而由政府擔當「拚經濟、救經濟」主角的觀念,自一九三○年代以來,就不斷被灌輸到地球人的腦中,如今可說已是根深柢固。哲人曾告誡我們:「根植一個觀念不容易,但觀念一旦形成,要將之刨根更不簡單,何況我們沒有知識麻醉藥。」說得真是鞭辟入裡,不過,雖然說萬般困難,為了人類的永續發展,錯誤的觀念還是得導正。如果本書抓對病根,且提供正確觀念和化解之道,還真是功德無量!那麼,本書指出了哪些錯誤觀念,又指引了如何正確認知?

本書先回顧歷史上做對的時期之關鍵因素,其次找出當前的真正問題,最後再提出化解之道,亦即,全球經濟今後應該怎麼做、如何走才好?

作者是以世界首強美國2012年以前的二十五年繁榮為例,找出維持這麼長期繁榮的主因,亦即,做對了什麼?作者認為「生產力的提升」最為關鍵,而美國靠的是網路的發明,拉大它和其他先進國家的距離,「投資於創新」就是祕訣,必須把稀有資源(指有才幹的勞工)從生產當下的消費品,移轉到蒐尋與執行創新點子上,除了一般大眾了解的(有形)人力資本外,將無形資本包括在內的「智慧」資本更重要,作者特別強調「過時的會計方法將創新的投資費用化而不是資本化,掩蓋了投資和創新之間的連結,尤其是失敗的成本。這會讓人誤以為創新不需要大量投資,會從規律的業務流程隨機產生。」

累積智慧資本提升生產力

所謂的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結構(組織)資本和關係資本,結構資本又可分為基礎結構資本(組織運作機制、知識庫)和創新資本。作者指出,為什麼美國利用網路提高生產力的效果,比歐洲和日本更好?這些國家也都具備相同的科技、擁有教育程度相當的勞工和投資所需的資金,卻只有美國創造出谷歌、臉書、微軟、英特爾、蘋果、思科、推特、亞馬遜、eBay、You-Tube等企業,歐洲和日本幾乎沒有貢獻。

答案就是「網路的發明拉大了它和其他先進國的距離」,這是「靠企業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風險性投資,來找出未經證實的創新;必須靠有才幹的員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貴職涯,冒險投入這些努力當中;要靠投資人延遲消費來擔保風險。」亦即,企業與經濟體把資源從「生產消費品」轉到「投資於創新」。美國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資訊科技同時提高了最有才幹員工的生產力與無形投資的價值。由於勞力重置成本與邊際稅率較低,讓已經很高的投資報酬率更加擴大。這增加了成功的機率,也加深了他們的恐懼──沒有承擔風險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們承擔風險的誘因。

勇於承擔風險,讓一些企業裡成了營造出寶貴的人才訓練場地,例如微軟、谷歌、臉書等公司,他們在不斷增加的創新之後再強化這些成功。這些企業不但訓練出國家需要的人才大軍,也刺激投資人和有才幹的創新人才複製、擴大他們的成就。缺少類似成功經驗的歐洲和日本在這些新興機會上被判出局,讓他們的投資人與有才幹的員工因此蒙受損失。

拚經濟是企業的事

作者提出的「創新救經濟」,看似稀鬆平常,其實是將重責大任置於企業而非政府,要企業提升智慧資本、勇於承擔風險、終而創新,至於政府的印鈔救市、量化寬鬆,作者認為只會引發通貨膨脹,不能增加投資,而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更只會留下天文數字的帳單,政府大興公共工程,是舉債消費,不是舉債投資,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辦法,不是經濟對策,政府幫助窮人應是投資而不是慈善,應讓窮人找回尊嚴、厚植人力資本。

作者以個人投資和經營企業多年的經驗,率直地指出,當前各國的復甦經濟手段,往往摻雜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團體的介入,加上不盡責的公務員(監管機構以及執政者),誤信了不再適用的經濟學理論,或是見樹不見林的經濟分析,導致善意卻得到惡果。

作者是成功企業家,而臺灣本土的成功企業家許文龍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更明言「政府常常在喊『拚經濟』這句話,完全是在騙百姓的。」許文龍指出,訂單、原料、技術都和政府無關,政府要拚什麼經濟?公司的訂單也不是政府替他們爭取的,低價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談來的,技術也不是政府幫忙研發的,政府能拚什麼經濟?

許文龍舉回歸中國之前的香港為例,當時英國政府只規定你不能犯規而已。有關經濟的事,政府一句話都不曾說。「我給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這樣,香港經濟就自然發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許文龍又說,對於經濟,政府老是愛講「輔導」。不過,政府有能力輔導嗎?他說:「一個賣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麼包肉粽嗎?」

許文龍甚至認為,所有的企業,沒有一家是靠政府輔導成功的。這些企業人才,也不是政府培養出來的。政府不去「輔導」張忠謀,臺灣照樣會有現在的發展,因為臺灣的條件已經成熟。但官員們為了讓人民覺得政府「大有為」,不斷灌輸人民這種觀念,再透過教育跟媒體不斷放送。

就因為這樣子的「洗腦」,到現在,很多人的觀念還停留在舊時代,以為企業一定是政府去輔導、去培養人才,然後才有的。

在許文龍眼裡,政府力拚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在幾個看起來漂亮的數據背後,往往只會淪於救股市、救房市而已。一般人往往質疑,股市跌、房價落,消費者就會信心不足,企業也不敢投資。

政府拚經濟的觀念宜徹底清除

但許文龍並不這樣想。「不動產跌一半,正是買房子的好時機,為什麼沒有人覺得高興?假如股價這麼低,本來買不起的人,剛好可以買啊!這樣的聲音都沒有出來……這些應該高興的人沒在高興,反而產生不安,覺得自己可能失去工作、調薪的機會降低」。

當前流行的看法是,景氣好等於股票漲,股票漲等於好,股票跌就是不好。在許文龍看來,這種邏輯根本忽略了每項產業本身的發展、競爭力和股價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只要碰到股價大跌,政府就得如臨大敵,國安基金進場護盤儼然成了必要的救命丸。許文龍痛斥:「這不是拿多數人的稅金、退休金、勞保金來保護少數投資者的利益嗎?……臺灣股民忘記要自負投資風險的事,整個社會變形,就是政府鼓勵出來的。」

許文龍揭穿了國王的新衣,他早就曾聲嘶力竭表示過同樣的看法,十多年後再重提,可見問題還在。其實,問題是愈來愈嚴重,錯誤的政策變本加厲,全球經濟每下愈況!關鍵就在「印鈔救市」屢見不鮮,說白了就是凱因斯一九三○年代提供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政策,或者「政府能精密調節經濟景氣」的觀念深植人心,政府當局且屢屢化為行動,許文龍以「吃興奮劑」形容這種政策,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則以「酗酒」稱之,而有專家學者更以「毒癮」來比喻。

讓政府做對的事

不過,由於該政策與「權、錢」緊密結合,又有諸多專家學者背書,因此很難說清,也更難去除,必須回歸一九三○年代大恐慌時期凱因斯和海耶克之論辯,或者臺灣一九八○年代初蔣碩傑和王作榮的論戰。而未來主人翁的年輕人,更應該好好去接觸這些論辯,並作根本性思考,畢竟觀念左右人的行為、錯誤的觀念危害甚大,但觀念浸淫灌輸而生根固然不易,一旦生根再要挖根、刨根更是難上加難。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說是最關鍵的觀念,政府的職責不在於管控經濟,應在創造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和諧的大環境,在國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個公正無私的裁判,許文龍所舉的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就是個好例子。前美國總統雷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說的真好!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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