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5月29日訊】這些年，網上最火的「平」一直是習近平，不過最近有另外兩個「平」搶了風頭，一個就是剛剛去世的袁隆平，再一個就是現在網上熱炒的「躺平」。尤其是這個「躺平」，更是讓中共著急上火，因為，自從習近平提出要內循環之後，中共經濟就要靠內需來拉動了，現在韭菜們要「躺平」，這鐮刀也就不好割了，那這經濟還怎麼拉動呢？
何況，就算沒有這個「躺平」運動，中共也已經很著急地高喊要擴大消費了，原因自然是因為消費低迷。今年是中共「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在去年底的時候，中共就已經把擴大內需列為今年的重要任務之一，還提出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並且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可見這消費疲弱的問題已經是火燒眉毛了。
而且，去年，中國的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22%，這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負增長。更嚴重的是，專家們認為，去年的消費疲弱，並不是疫情衝擊下的意外下滑，而是原有趨勢在外部衝擊下的加速下滑，也就是說，消費疲弱不僅之前就存在，還可能要長期面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重點談談，中國的消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居民消費傾向下降 儲蓄傾向提高
首先，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但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多年來都持續呈現下滑狀態，2012年是10.6%，而到了2019年，已經下降到了5.8%，2020年更放緩到2.1%。從絕對數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元，如果用前兩年的名義增速的平均值來估算，去年整體居民收入少增加大約1.7萬億元。
而在收入增速嚴重放緩的同時，居民的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則在提高。
相關的數據表明，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人均消費支出/可支配收入）已經從1990年的0.85以上，下降到疫情爆發前的0.7左右，而到了2020年疫情期間，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不足0.62，再創歷史低點。
而經濟學家鍾正生的研究顯示，2020年城鎮儲戶儲蓄傾向在急速攀升，2019年年底時是45.7%，到了2020年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51.4%。央行公布的人民幣存款數據也顯示，2020年住戶存款新增了11.3萬億元，比2019年多增加了1.6萬億元。
我們看到，一方面，居民收入少增加1.7萬億元，而另一方面，住戶儲蓄多增加了1.6萬億元，這對2020年的消費構成了雙重打擊。
那麼，中國的消費疲弱，只是受到疫情衝擊的短期現象嗎？恐怕不是。《第一財經》今年刊發的一篇文章，就透露了一個真相：中國的消費水平，在世界範圍內處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說的。
中國的消費處於什麼水平？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中國的居民消費在全世界處於什麼水平」，是蘇寧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他們發現，2020年中國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接近55%，但是一般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是80%左右。
即使是跟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國家相比，比如俄羅斯、巴西、波蘭這些國家，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也要低25個百分點左右；甚至和印度、泰國、越南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也要低10個百分點以上。
如果把最終消費中的政府消費部分扣除，只是計算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中國和其它國家相比，也要低20個百分點左右，在剛才提到的這些國家中仍然是最低的。
也就是說，無論怎麼比較，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都很低。
其實，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早就開始下降了，有資料顯示，從2012年到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從78.3%降低到66.3%，減少了整整12個百分點。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是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
蘇寧研究院的研究發現，中國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從總體趨勢上看是下降的，收入分配整體向政府傾斜。也就是說，相比過去，同樣是獲得一萬元的國民收入，但是，居民分配到的收入變少了，從而影響了消費。
這個研究，也和東北財經大學教授周天勇的研究非常吻合。周天勇曾經在2019年表示，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關鍵在於提高居民收入和擴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但是在GDP中，政府和金融部門的分配過多。政府占GDP比重高達36%左右，而金融體系有250萬億元債務，按6%的利率每年要付15萬億元的利息。通俗點說，就是中共通過政府攫取了越來越多的財富。
根據周天勇的測算，2018年的時候，中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是43.67%，而國際上一般在60～70%，中國至少低了16個百分點。另外，中國消費占GDP的比例是30.94%，國際上一般是在50～60%，中國也至少低了19個百分點。他還表示，居民收入一定要快於GDP 1.8個百分點，直到2035年才能把結構扭轉到標準結構上。
其次，中國收入差距大幅高過其它國家，也導致消費率的降低。因為個人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消費所占的比重就會逐漸降低，所以在國民收入相同的國家中，收入差距越大，消費率就會越低。
而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處於高位波動狀態，堅尼係數在2008年達到高峰0.491之後開始下降，2016年的時候又開始反彈，2019年的堅尼係數是0.465，堅尼係數越大，意味著收入差距越大。
也就是說，中共不但攫取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同時還製造了貧富懸殊，使中國人的消費遠低於正常水平。
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過去幾年中，財產性收入的升值幅度高於工資漲幅。所謂財產性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比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加上不動產，比如房屋、車輛、土地等所獲得的收入。而這場疫情，也加劇了財富的進一步分化。例如在2021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12.4%，人均財產淨收入同比增長了17%，兩者的差距是4.6個百分點，而這一差距在2019年末的時候僅有1.5個百分點。
另外，高房價也是擠壓消費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居民住房按揭款占總負債的比重達到了75.9%。研究表明，居民槓桿率水平每上升1個百分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速會下降0.3個百分點左右。而在2020年末，居民部門負債率達到了62.2%，相比於2003年，上漲了47.2個百分點。其中，按揭是居民負債上行的主要原因。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數據顯示，居民住按揭款占總負債的比重達到了75.9%。
此外，還有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也會導致收入分配不均。這些都是中國提高消費面臨的長期挑戰。
虛幻的4億中產階級消費能力
從2019年起，中共官媒就報導過，中國有近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到了今年5月，又有中國經濟學家說，到了2035年，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可能會達到8億人。
那麼，中國的消費前景真的這樣好嗎？我們來看看，中國是怎麼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的？
2019年，中共國家統計局按照世界銀行「年收入2.5萬至25萬元人民幣」的標準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照這個換算下來，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得上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了。
大家可能都會很驚訝，這個定義是不是也太低了？這其實也就是在說，中國人真的太窮了。
去年5月，李克強率先曝出了一個真相，就是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隨後，北京師範大學的課題組做了個調研，結論是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是6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是42.8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總人口是9.63億人，占到14億人口的69%。
而中共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也給出了一個中等收入的定義標準，就是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如果換算成每人每月的收入，大約是下限2,780元到上限13,900元之間，我們看到，上限竟然是下限的5倍之多。
今年5月，中國經濟學者李實、楊修娜又給出了最新研究，認為如果基於歐盟28個國家收入中位數的60～200%作為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的上下限，按2018年價格，相應的年收入下限是56,575元，上限則是188,340元。
如果按照這個上下限來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僅為24.7%，而西歐的英德法、北歐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的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亞洲的韓國、日本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美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是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就連中共宣傳的窮鄰居俄羅斯，也達到49.3%。
研究還顯示，在中等收入下限標準的附近，分布著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們屬於底層的中等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可能因為受到工作變動、失業、家庭變故、自然災害等不確定因素的衝擊而受到嚴重影響，甚至跌落成低收入者。
也就是說，中國的中產階層有很大的水分。難怪總有人說，摧毀中國的中產階級，只要一場大病就可以。
收入差距擴大 中共造成的
不管怎麼說，中國的消費水平低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當前「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戰略下，中國的消費真能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動力嗎？
我們看到，前景並不樂觀。因為從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下降，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其實都是中共自己造成的，是因為中共政府攫取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同時又製造了貧富懸殊，才使中國人的消費遠低於正常水平。
央行調查統計司在3月份發表的論文中提到，「十四五」期間的潛在GDP增速可能只有5.1～5.7%。我們已經提到，在過去經濟快速增長的幾十年裡，中國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還一直在持續下降，那麼在目前GDP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居民收入還會有大幅度提高嗎？我覺得有些難以想像。
策劃：宇文銘
主播：蔚然
撰文：李松筠、財商經濟研究所
剪輯：曲歌
監製：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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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