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ichard A. Bitzinger撰文／信宇編譯）最近以來，全球輿論關於中國的發展定位討論，出現了兩個相當有趣且頗有爭議的思想流派。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已經達到頂峰，並且已經進入一個緩慢的、看似不可逆轉的衰落過程；另一派則持相反立場，認為中國的崛起仍在繼續，尚未達到其巔峰。
然而，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點是，從長遠來看，這兩種趨勢，即使是真的，也不太重要，特別是當涉及到中國（中共）因素對全球穩定的影響時。更為重要的是，北京如何看待自己與美國等世界其它大國的關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如果中共繼續認為自己是全球事務中的受害方，那麼無論客觀上是上升還是下降，它都可能採取不負責任的行為，危及全球安全。
中國的崛起已經結束，目前屬於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這個觀點由來自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在2021年發表於總部位於紐約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的一篇題為「中國崛起的落幕：北京重塑世界的時間已經不多了」（The End of China’s Rise: Beijing Is Running Out of Time to Remake the World）的文章中首次提出。
在這篇文章中，他們認為中國在擴大其權力和影響力等方面正面臨著幾個主要的和不斷增長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明顯的經濟放緩，人口同時萎縮和老齡化，以及不斷惡化的環境污染了整個國家的空氣和水等自然資源。
更為糟糕的是，北京在南海和台灣海峽表現出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好戰行為，已經引起了區域內相關國家相當大的反擊，無論地理距離遠近，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對中共抱有敵意，並努力尋求在經濟和技術上與中共「脫鉤」。
毫不奇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巔峰大國」的說法遭到了強力的反對。《外交事務》發表了另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尚未達到實力頂峰：為什麼北京能夠不懼等待？」（China Hasn』t Reached the Peak of Its Power: Why Beijing Can Afford to Bide Its Time），由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奧里亞納‧斯凱勒‧馬斯特羅（Oriana Skylar Mastro）和美國企業研究院（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德里克‧西塞（Derek Scissors）撰寫。
文章認為，中國還沒有完成崛起，北京仍有相當多的時間和資源可以用來擴大其全球權力基礎，尤其是軍事力量。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認為，「2035年中國的軍事能力將比現在更強。」
客觀而言，這兩種說法都不應該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感到絲毫安慰。要麼中國認為自己是一個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主張其在全球事務中的「適當」地位；要麼它認為還是一個不安全的、正在衰落的國家，可能在勢力變弱之前惱羞成怒過早地對外採取侵略行動。從亞洲或世界其它國家的角度來看，這兩種結果都是不可取的。
究其原因，這是因為真正的問題與中國是否是一個處於鼎盛時期或已過巔峰時期的民族國家關係並不大，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自我定位，它一直宣稱自己是一個受害者，被非法剝奪了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真正地位。
其實，中共作為全球秩序受害者的這個自我認同並不新鮮，然而這個認知已經經歷了幾個歷史時期的變化。
新澤西州的塞頓霍爾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和國際關係學院的副教授汪錚（Zheng Wang，音譯），他於2012年出版了《勿忘國恥：中國政治和外交關係中的歷史記憶》（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一書。
該書指出，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官方對中國受害者身分的歷史敘述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強調「中國是勝利者」。1949年，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告別了過去的屈辱歷史，創造了一個全新且自信的國家。這種勝利主義實際上在共產主義政權中頗為常見，至少在他們眼中，政權的建立通常意味著「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註：其政治制度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後的形式）。例如，位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很少有專門介紹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的展覽，當然也不包括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或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等對於中共而言頗不光彩的歷史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立場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發生變化。據汪錚在書中披露，中共高層對中國青年被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等外國思想所「污染」的情況越來越感到震驚，越來越無法容忍。因此，「中國是受害者」的主題越來越成為中共對內對外宣傳的基本腔調，從而激起對民族主義的無恥呼籲和隨後對歷史記憶的無情操縱。
這種「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宣傳主題隨處可見，例如擴大新的紀念碑和博物館，紀念中國人在二戰期間在日本侵略者手中遭受的苦難，以及在陰謀論中聲稱美國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故意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等事件。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迎合中共的宣傳伎倆，然而這種受害者敘事一旦開始影響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時，就會出現更加黑暗的轉變。可以產生共識的一點就是：國際關係是關於國與國之間的相處之道；換而言之，它是一個談判、妥協和讓步的過程。然而根據受害者理論，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傷害，所以覺得他們不應該讓步或妥協，無論這種傷害是真實存在還是杜撰出來的。相反，受害者有權獲得縱容和特權待遇。
這種由「民粹民族主義」驅動的、並由「（西方）羞辱的官方敘事」助長的「獲得承認的受害者身分」，意味著中共可能越來越不願意支持維持現狀或尋求和平途徑來解決亞太爭端。相反，這意味著一個地區大國越來越願意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來支持其國家利益。無論北京是否已經達到頂峰或正在崛起，這種受害者意識將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中共的決策。
作者簡介：
理查德‧比津格（Richard A. Bitzinger）是一名獨立的國際安全分析家。他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RSIS）擔任軍事轉型項目的高級研究員，還曾在美國政府和各種智庫中任職。他的研究重點是與亞太地區有關的安全和防禦問題，包括中共作為一個軍事勢力的崛起，以及該地區的軍事現代化和武器擴散問題。
原文：Is Communist China a ‘Victi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