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只要是極權者，眼中就只有權力，再無其他，「一切向權看」便成為其信條。他就是權力，權力就是他，統治邏輯和做人邏輯合一，公共行為和私人行為不分，吃山珍海味、衣綾羅綢緞、住深府毫宅、玩成群妻妾，既是個人生活的享受，更是絕對權力的炫耀，與造核彈、放衛星、大閱兵、搞運動的廣場式炫耀，本質上毫無區別。
極權者是人類中最貪婪最自私的個人，因為他把最大的公益資源——統治權力——據為己有，不讓任何人與之分享，而對絕對權力的貪婪必然製造出難以滅絕的敵人。如果說，在限權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對手而沒有敵人；那麼在濫權的極權制度中，就只有敵人而沒有對手，或者說，為了權力的獲取和擴張，極權者會把所有的對手視為敵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滅之，既可以翻雲覆雨、心口不一、背信棄義、落井下石，也可以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粗暴地踐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計後果地濫用暴力。
本來，權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極權者徹底顛倒了二者的關係，把權力當作至高無上的目的，把公益當作維護權力的手段。至少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義，也不是完美人性，而僅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權力！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才是毛的動力，「一切向權看」才是毛澤東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奪取全國政權，首先就要奪取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力。所以，在延安時期，他為保存實力而向國民黨妥協，口頭高喊抗日而實際上儘量避免抗日；他讓在國統區的中共喉舌，盡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而在中共統治的所有地區卻實施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通過整風運動進行黨內清洗和樹立個人極權；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一面高喊「反內戰，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銳部隊搶佔地盤；戰局不利時他就和談並簽訂停戰協議，有利時他就「宜將剩勇追窮寇」，最後終於奪得了全國政權，成為萬眾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後，他的全部言行都是為了滿足其權力擴張的野心，他要統治中國乃至世界的絕對權力，所以，他對內不斷地發動清除異己的運動，寧錯殺一千也決不放過一個「敵人」；寧冒著天下大亂的危險，也要發動文革來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絆腳石。他對外要充當世界領袖，寧冒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領袖，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並大慷國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無賴政權輸血。他還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權力虛榮，讓民眾學習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舉他的語錄，無數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向他朝拜；他讓所有的高級奴僕（黨內高官和社會名流）為向他爭寵而進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間的殘酷競爭，不厭其煩地玩弄貓捉老鼠的遊戲，對劉少奇的羞辱和對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為毛澤東的開心遊戲的代表。
毛為實現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而濫用權力的結果，不僅是國家在物質上的貧困，更是整個民族的人性墮落，無論是三呼萬歲還是兇狠整人，毛時代的人際關係，縱向是主奴，橫向是狼羊，每個人都參與向毛的獻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極為自私而冷酷的：或為了個人的政治進步，或為了個人的自保，理想高調不過是自私動機的遮羞布而已。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一面是意識形態的高調偽理想，是雷鋒式新人輩出的宣傳灌輸，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廝咬的殘忍現實，是揭發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無法無天。這種全民的人性墮落使毛澤東開心，更覺自己的英明偉大。
2003年12月24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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