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公投和制憲﹐成為台灣明年總統大選以前的熱門話題﹐也是最重要的話題﹐因為它事關台灣民主運動的深入發展﹐也事關國家的前景﹐這是台灣民眾最大的福祉問題。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必須給台灣民眾一個願景﹐才能贏得民心。
有人說﹐這是個“選舉語言”。這當然是爭取民心的選舉語言﹐但是又不完全是﹐因為這些事情﹐有的政黨和政治人物也提出多時了﹐只是不在選舉時期﹐很容易被封殺﹐但是在總統選舉前夕﹐那些政治人物就得考慮民意。因此最明顯的情況就是﹐本來反對公投的國親兩黨﹐由於民調顯示出來的危機﹐最後也被迫贊成公投﹐但是他們到底同民進黨和台聯不同﹐所以版本相對溫和﹐對公投施加了許多限制﹐並且把“發動”的權力留給他們佔多數席位的立法會﹐而不是在民眾手裡。在把住這一關後﹐他們才“放開”﹐允許本黨籍立委自由投票﹐結果在多數親民黨立委投反對票的情況下﹐行政院版本﹑也就是執政黨版本的“防禦性公投條款”得以通過﹐那就是在外力威脅和主權受到侵犯下﹐總統得就國家安全問題提出公投。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是黨的紀律約束而可以自由投票﹐也可能是行政院版本的公投法可以通過而不是國親版本﹐因為國親版本對人民的權利有太多的限制﹐被民進黨稱為“鳥籠公投”。但是即使是“鳥籠公投”﹐同以前完全沒有有關公投的法源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何況這是在中共百般打壓下取得的成就。這是台灣民主進程上的一個重要步驟。由此也顯示﹐只要台灣朝野團結﹐而不是把一黨和個人利益放在國家之上﹐是可以打破中共的圍堵和打壓﹐開創台灣民主的新局面和走進國際。
公投以後﹐是制憲還是修憲﹐也會成為爭論的話題。台灣現在的憲法﹐是1946年在中國大陸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期間國家的面積﹑人口乃至體制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修改過多次﹐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可以說﹐這是目前台灣所存在的亂源﹐因為國家認同的混亂而出現一系列的亂象。正如《呂氏春秋??正名》中所說﹕“名正則治﹐名喪則亂。”意思是說﹐名份與實際相符﹐國家就能安定﹔名份不符合實際﹐國家就會混亂。
中共建政半個世紀﹐維持“一黨專政”的體制不變﹐都制訂了三部憲法﹐之前還有一個“共同綱領”﹐台灣有什麼理由抱殘守缺而阻礙自己的進步和發展﹖中共更憑什麼可以干涉台灣的內政﹖例如有關疆域的問題﹐一個解放軍的研究室主任羅援居然說﹐如果中華民國憲法的疆域改成台澎金馬﹐就是台獨﹐中共就要打。這不是 练撕土髅サ恼Z言嗎﹖中共早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中國政府在二○○○年二月公佈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就明確的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地位。”國家都結束了﹐怎麼憲法還生效﹖真是天方夜譚。如果中共承認中華民國的疆域還包含中國大陸和外蒙古﹐那就請江澤民和胡錦濤向陳水扁俯首稱臣﹐台灣立刻廢除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制度﹐然後全民公投統一問題。
對制憲還是修憲問題﹐台灣泛藍陣營的國親兩黨同泛綠陣營的民進黨﹑台聯也有不同看法。泛藍開始反對﹐但是也因為民意問題﹐後來有所改變﹐但是泛藍仍主張小修小補﹐泛綠主張根本修憲。這同對公投的取態相似﹐因為原來屬反對陣營﹐在勉強同意之後﹐仍然缺乏改革的心力。
泛藍和泛綠在這兩個根本問題上為何有不同的取態呢﹖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泛綠原來是造反派﹐態度當然比較激進﹔泛藍原來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比較保守﹑穩重。
第二﹐台灣的民主化同本土化伴隨而行﹐因此本土派也贏得民主派的稱號﹐代表舊政權的泛藍在道德高地上就處於劣勢﹐因此常常處於被動挨打局面。
第三﹐泛綠多出身本土草根﹐眼光局限在本土多﹔泛藍多來自過去跟隨蔣家的外省人﹐或同舊威權體制有利益上的牽連﹐因此有中國情結﹐從而要考慮中共的態度。
第四﹐泛綠以本土利益為主﹐自然極力擺脫同中國的關係﹔泛藍在失去政權以後﹐有些工商界人士到大陸發展﹐一些政治人物則希望利用大陸的勢力﹐包括經濟勢力和軍事勢力來恐嚇本土派﹐但是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輕易被戴上“紅帽子”﹐而且可能進一步惡化族群關係。
因此台灣民主化的進一步發展﹐除了訂立公投法﹐制訂一部符合實際的憲法﹐以區隔同專制中國的關係外﹐還應該提升民主的政治文化﹐以包容的心態增強內部的凝聚力﹐才能真正抵制中共的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才能更好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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