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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1日訊】在全球范圍內，每一個世紀都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在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后，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迅速擴張，公元八世紀，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公 元十一世紀，基督教東西方教會大分裂，把俄羅斯摒除于羅馬教會外，也使俄羅斯与西 歐和拉丁文化分道揚鑣。十二至十三世紀，“十字”對“新月”的“圣戰”漫延兩百年 ，緊接著是“蒙古旋風”席卷了歐亞廣大地區。十五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隨著 歐洲國家的對外殖民，西方文明擴展到大西洋彼岸。十九世紀可以視為殖民主義和資本 主義大擴展的世紀，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殖民主義闖進了中國的大門。
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二十世紀的獨特并不在于發生了世界大戰，而在于人類第一次企圖用暴力革命、按一個頭腦設想去全面改造社會，如同一個人企圖按頭腦的想 法改造自己的內臟器官一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就是憑借革命暴力和國家政權 ，建立公有制和計划經濟社會的“主義”。當我們拉長時間尺度觀察時，我們會看到， 共產主義的出現是公元后第二千紀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擴展過程中， 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貿易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護”反應，公有 制、計划經濟和一党專政就成了自我保護的“無形圍牆”，“柏林牆”不過是這一圍牆 的可見實體。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后五個月倒塌。“六四沖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后三 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万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 “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万東德人涌進西德。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党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党政權主動放棄計划經濟，并為公有制的 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与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 弱。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表明，用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全社會公有化”并實行“計 划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在這一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种模式，一是由“非共 政權”推動“非共化”，一是由共產党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沖擊波從蘇 聯、東歐傳回中國后，中國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有人把“八九民運”稱為“六四民運”，事實上，“八九民運”与“六四”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運”，而是一場對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學生、 工人、市民的大屠殺。“八九民運”是學生為主體的偉大民主運動。如果說“八九民運 ”屬于中國的話，那么可以說，正是“六四事件”影響了全球。“六四”也是當代中國 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六四”后的中國發生了巨變。在這一“巨變”中，有著趙紫陽、 鮑彤受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价，也滲透了丁子霖的儿子和“六四”所有死難者的鮮血。
北京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我与社科院的欒文華、李惠國、劉長林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陳小雅則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還 被官方認定為“反革命事件”時，我把當時寫成的書稿送到人民出版社，但當時未獲出 版。一九七九年三月，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三周年時，我們由六人合寫的《四五運動紀實》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發行達八万冊。我深知記錄一件歷史事件的困難。第二 次天安門事件在規模、涉及人和事的复雜性以及其他方面遠遠超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一些事情的真相還被掩蓋著，沒有想到，陳小雅竟然能在北京、在“八九民運”被視為 “動亂”、“六四屠殺”硬被說成是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及其艱難的情況下，寫出了《八九民運史》。作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我們書出后的命運也不相同。《四五運動紀實》出版后，我開始參加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并擔任了籌備組負責人和所長。而陳小雅，為了記錄震撼中國和世界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竟遭到了社 科院和政治學所實際上的“開除”。這就是為“歷史”，為信念，為正義而付出的代价。
陳小雅說她是“蘭克的信徒”。我讀到王晴佳在《西方的歷史觀念》中談到蘭克“如實直言”格言時所說的一句話，“有一個信念卻始終存在于他們心中：歷史真相是存在的，它的全貌的揭露，也是指日可待。”這句話，看來正是《八九民運史》和《“八九 —六四”研究文集》作者陳小雅的寫照。
2003年3月8日 寫于紐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現為自由撰稿人）
（觀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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