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報紙角色分析之三:

曹長青:撒謊机制——謊言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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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謊言是專制集權統治的基因,也是這种統治的外顯形成。索爾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在揭示,蘇維埃制度的內涵即御用謊言。他提醒人們,“蘇聯是謊言的國度;謊言獨占一切,謊言無所不包。”謊言是蘇維埃制度的軸心。“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一九五六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達佩斯大街上最響亮的口號之一是:“廣播即謊言”。喬治‧烏班認為﹕“人們抗議官方廣播電台的欺騙,在某种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匈牙利革命是一次反對強奸辭意、反對破坏一個古老歐洲國家“身心健康”的全民抗議運動。”

在同樣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國民運”中,北京新聞記者游行隊伍喊出最響亮的口號是:“不要再逼我們撒謊”、“我們要說真話”。它是對中共撒謊机器几十年來把中國語言謊言化的揭露和抗議。

戈培爾博士稱,“謊言愈大,愈易成真”。在共產國家,謊言不僅大,而且制度化了,它無所不在,滲透在生活、生命的所有細節中。

因而我們說“党文化=謊言”,看似簡單,但并不失准确。毛澤東和他的大大小小臣民動輒撒謊,習慣性的撒謊已成為他們的生命方式和唯一的語言。人們就生活在大謊套中謊,中謊套小謊,謊謊疊印交叉的謊言世界中,久之,已喪失了對說謊的感覺,更談不上內疚和不安。他們把謊言當成了一种“真實”,并不認為自己在撒謊,因為當一切都是謊言時,就沒有謊言。如索爾忍尼琴所說:“當謊言成為准則,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袁木同志”為什么那么坦然自若地面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學生”。要求袁木說真話,如同要求“謊言机器”上的一個零件放射出真實。(阿侖‧貝森松)

為什么共產國家,尤其中共政權一定要用制度化的謊言來維系呢?

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党從不是按照現實世界的真實來思維、判斷、決策的;相反,他們有一整套“唯意志論”的東西,一整套意識形態,凡事皆用這套官方意識形態來解釋。當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与他們的“解釋”相悖時,他們不是按常理調整、改變自己的思維和理論,而是動用宣傳机器,對真實世界進行“偽造”,使之适合于他們的意識形態,這种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維持党統治的合法性、正确性、永久性和永不可挑戰的權力。

對真實世界進行“偽造”的過程,就是不斷撒謊的過程。從字義上看,撒謊,意味著撒謊者知道事實真相,他明知故犯地歪曲這個真相。而中共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种過程,“它是將真實自身分裂,讓真實分化、腐爛成兩重真實–真實和偽真實:一個能看見,听到和触摸到的真實,和一個存在于表述、言辭和宣傳中的真實。”

中共意識形態制作的這种偽真實,完全緣于統治集團把無說成有的統治需要。報紙上不斷公布的党領導各行各業取得偉大成績的統計數字,從來都是被夸大的;廣播說中國人民已當家做主,更是子烏虛有;憲法上寫明的行使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實際只是“橡皮圖章”;人民軍隊愛人民,實際是党的軍隊殺人民;那些獻身革命、熱愛領袖的“榜樣”、“標兵”們,如同寺廟里的泥菩薩,是党的宣傳机器用意識形態的泥水堆塑的。意識形態粉飾的這一切,要人民把并不存在的東西當做“有”來看待,把偽真實當做真實。

為了編織這种偽真實,他們不惜剪裁歷史、假造現實、偽設將來。

剪裁歷史,隨心所欲

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党隨意解釋并剪裁歷史。

“文革”中,為了印證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親密無間、共有輝煌的革命歷史,本來是毛澤東和朱德一九二七年在井崗山會師,在党報上變成了毛与林彪在井崗山會師,共建“革命搖籃”,并把這种“偽真實”印成巨幅宣傳畫,到處張貼。

更為滑稽的是,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与劉少奇等一幫党政要員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隨后一位畫家根据當時真實場景畫了一幅毛、劉、周、朱“大團結”的巨幅油畫“開國大典”,一時成為政治“名畫”,人人知曉。然而,“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党找到這位畫家,讓他修改這幅畫,去掉劉少奇等坏人,以說明在那個時刻,劉就沒与毛“站在一起”。結果,去掉了劉少奇的“開國大典”刊登在党報上。

喬治‧奧威爾在他的著名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中早就預言這种“偽真實”的荒誕,在他筆下,一群印刷工人要時刻守在印刷厂的排版車間,如果党對哪段歷史重新有解釋,他們馬上按照党的需要把歷史書重新排版,用党的說法把過去的說法或歷史本來的真實調換掉。因為党不斷按自己的意識形態修改歷史,所以他們必須日夜守在印刷厂改版車間。

謊言机器就這樣認認真真地制造著荒誕。

*假造現在,肆無忌憚

剪裁歷史,對党來說還有些便利之處,畢竟親眼目睹毛、朱在井崗山會師的人活在現世的屈指可數,而在“開國大典”与毛站在一起的党內大老也被“文革”革得所剩無几。令人震惊的是,党面對人人都可目睹的活生生現實,假造起來也毫不畏懼。

最典型的恐怕是“大躍進”年代党報對高產田的報導。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公布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偉大的十年》中記錄的當時糧食平均畝產量,小麥是每畝一百一十四斤,稻谷三百五十九斤,雜糧一百三十九斤,薯類一千一百一十二斤。

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年代,《人民日報》報導的糧食畝產竟一下子高于一九五七年公布的數十倍,有的高達數百倍。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麻城縣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畝產早稻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竟高達于一九五七年公布的畝產量一百倍。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報導:甘肅康縣窯坪鄉和平農業社畝產馬鈴薯十万六千三百七十八斤,也是高出一百倍。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十三万零四百一十四點一四斤,竟高出一九五七年公布的畝產量達三百六十三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為了證明這种“真實”,《人民日報》在同年八月十五日還刊出一幅新聞照片,畫面是四個小孩站在生長著的茂密稻穗上歡呼。圖片說明是:“這塊高產田里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

各級党報不僅都以大字標題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躍進口號,而且紛紛在報紙顯著位置辟出“丰產榜”專欄,專門報導各地“火箭騰飛”般的丰產消息。

在這謊言互相碰撞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似乎這种“偽真實”經報紙報導出來了,就是存在的。“謊言自身也被欺騙”。連被中共稱為最精明的大管家周恩來,也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

然而,在紙寫的謊言背后,卻是餓魂呼嚎,連續三年大飢荒,餓死兩千万人的悲劇。

到了“文革”時代,謊言更加有恃無恐。明明是一場“浩劫”,報紙上卻到處稱頌它是“保證社會主義江山千秋万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明明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報紙上卻是“政治穩定,市場繁榮,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顯示出無比的优越性”。反正,“党有多大膽,報有多大謊”。

時間的流逝并沒有使謊言机器老化。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四十周年。《人民日報》在四月份就辟出“西藏的變化-慶祝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專欄,每天刊登至少兩篇文章,歌頌西藏在党的領導下各個領域取得的惊人成就和歷史巨變。通過這些頌文,党編織出一個西藏人民歡欣鼓舞接受中共軍隊占領,四十年經濟騰飛、生活富裕、族泰民安的天堂圖畫。而實情卻是,藏人的基本人權被剝奪,經濟落后,民怨沸騰,藏民与中共的矛盾空前激化,几次藏民反抗事件都被中共軍隊血腥鎮壓,僅一九八九年春一次,就有至少五百名藏民示威者被槍殺。

本年度最大國際事件是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以一百小時地面戰擊敗伊拉克軍隊,解放了被伊拉克占領的科威特。面對這樣重大新聞,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卻把它放在第六版中部位置,每次以不到八百字的篇幅輕描淡寫,而且多采用伊拉克革命通訊社的消息,連伊拉克軍隊在科境內被美軍擊敗,也變成了伊軍主動撤退科境。

去年,蘇聯物理學家、著名世界人權捍衛者薩哈羅夫逝世,世界各大報均詳細報導他在人權上的貢獻。而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卻只在第八版以几十個字報導蘇科學院院士薩哈羅夫逝世,享年多少,只字不提他在捍衛基本人權上的貢獻和世界性的哀悼。

至于“六四”事件,更為典型。明明是上百万學生、市民要求民主、自由的非暴力的抗議運動,報紙卻根据党意將它說成“動亂”、是“一小撮坏人、暴徒”在“暴亂”。即使上百万北京人目睹了真實,海外億万觀眾通過傳媒和電視畫面看到了屠殺,几億中國老百姓通過“嘴巴告訴嘴巴”的原始民間傳播方式得知了事實真相,中共仍然通過文件、報紙、廣播、電視等一切手段來編織他們所指定的“真實”。

千百万中國人被迫寫檢查、寫認識、講“平暴”體會。沒人相信這些寫認識的人是發自內心深處的,連當局恐怕也了解這一點。但是為什么明知道人們不認同官方說法,非要讓他們作假,重复報紙上的謊言呢?中共費了那么大力气讓人們口是心非值得嗎?這里的關鍵在于,中共的宣傳机器和它的党語言,意味著權力。當男男女女們重复那套謊言,把它用檢查、認識的方式再一次寫在紙上、說在嘴上,就意味著人們屈服于這种“儀式”,認可了自己的奴隸地位。重复《人民日報》上的語言,即證明:你們被征服了,我們仍掌握著權力。在這里,語言就是權力。

編織未來,信口開河

對于人們生活周圍能夠看到、听到、触摸到的現實,党都敢歪曲、假造,對遙遠不可企及的將來,党更敢信口開河,按“需”編制。

早在五十年代,報紙就連篇累牘刊出党的宏偉目標:十五年超英赶美。十五年過去了,無人敢質問、檢驗党的諾言的落實情況。華國鋒上台,提出“三年大見成效”,沒到三年,他在政治舞台的角斗中已毫無“成效”,一敗涂地。鄧小平上台,提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收入創一千美元,達小康水平”。“一國兩制”對香港“五十年不變”。但誰保證鄧小平再活五十年?

党號召人民“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更是一個“彌天大謊”。因為誰也活不到共產主義,誰也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它無法證偽。党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富裕到可以“按”需“分配”。這一“神圣謊言”的目的在于:既然將來是那么美好無比,今天人們就要忍受种种貧窮、痛苦、災難。犧牲現世,是為了共產主義來世。而且,只有跟著党走,才能進入天堂。米蘭ܯ昆德拉說:共產主義運動是用棍子將人們赶向天堂。党以天堂的發現者、擁有者自居,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謊言騙,反正一切都是“革命”需要,手段的卑鄙并不意味目的卑鄙。

這种謊言机器每分鐘都不停止地全方位地灌輸、輻射的結果,使每個人都無可奈何地成為它的接受者和受害者。每個人都成為“帶菌的人”。從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虛偽,真實人人畏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摧殘,不僅僅在于經濟的崩潰,更主要的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制度化的謊言摧殘了億万人的心靈世界。

轉載《看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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