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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欺世盜各地以“人民領袖”自居，喊出了欺世盜名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他的意思不過是：“中國人民從此都給我趴下做奴隸”；
二、在全國范圍內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政協會議上大罵提意見的梁漱冥，大抓“胡風反党集團”，評“海瑞罷官”，“打退左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揪出鄧拓、吳、廖沫沙的“三家村”，進而發動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哪怕一次這樣的“文字獄”，都是對于人的思想的肆無忌憚的蔑視与污辱，都是對于人之為人的自由權利的毫無道理的剝奪与圍剿，都是把文明拉向倒退、把歷史送入野蠻的可恥做為。可是，毛澤東竟會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這么為所欲為、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強奸民意，無所不用其極地宰殺人民的思想、封閉人民的言論，從而使所有其他形式的意識形態不允許有生存的哪怕是微小的空間。思想的被剝奪，是毛澤東思想及其外化的國家意志對人民思想的強奸，是為了維護毛澤東長官意志或曰皇權意志的必然表現。
專制的思想是与自由的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是格格不入的，也是決不可以調和的。自主自立自為的自由思想，是對于專制思想的極其巨大的威懾力量，是對于極權的獨裁專制進行病理診斷并宣布其不日死亡的法醫證書，自由思想是對于各种形式的專制社會的卓有成效的和具有偉大力量的最高審判。毛澤東通過剝奪人民的自由思想而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通過剝奪人民的言論而听任他“一句頂一万句”的金口玉言，并在使人們喪失了自我思想的情況下盲目地崇信作為小農思想集大成的毛澤東思想，盲目地崇信作為反現代化的爾虞我詐和謊言充斥的毛澤東的言論——即所謂“雄文四卷”的《毛澤東選集》。由于人們喪失了自我思想，因而只剩下了皇權思想，于是只能唯皇權的思想——–亦即圣旨或曰“最高指示”而馬首是瞻，而卑躬曲膝地頂禮膜拜，而跳忠字舞，并早請示、晚匯報地搞所謂的千古奇觀的“三忠于”“四無限”，等等。
三、五十年代中下葉通過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和城市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再通過后來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和“割資本主義尾巴”，把本來就所剩無几的人民群眾自發的經濟自主經營扼殺在萌芽狀態，而使之胎死腹中，在“宁要社會主義草，也不要資本主義苗”的荒唐透頂的政策下，民生凋蔽，衣不飽暖、食不果腹，普遍的貧困也就頗合邏輯地成為中國大陸的触目皆是的現實。通過剝奪人民的經濟自主權，而剝奪人民的政治自主權，并把所有人的命運都捆綁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戰車上。原先稍微丰富多彩的經濟自主權讓位于全方位的國家計划的緊約束机制。經濟不自主，政治上也就難以完全地自主。中國共產党的君主毛澤東是深諳此道的。因此，他以他卑視金錢的習慣性動作把中國人民拖入到飢寒交迫的水深火熱之中，拖入到貧困的普遍化和普遍的貧困化這一可恥的境遇之中。如果沒有搶劫性的“公私合營”，如果沒有哄搶性質的“土改”革命，也許中國人民還不至于貧困到像現在這樣可悲的程度，也許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決不會像現在這樣無足輕重。
四、軍事上窮兵賭武，熱衷于搞所謂“人民戰爭”的人海戰術。把人的生命，棄之如蔽履，絲毫也不知道珍惜，從來就不把人當作人。相反，倒把人當作赫赫皇權的無足輕重的祀奠之物，當作可恥政治的并不光彩的犧牲品。無論是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還是六十年代初的對印戰爭，抑或是支持越南的軍事行動；無論是六十年代末的“保衛珍寶島”戰役，或是在蘇聯邊境陳兵百万、几成一触即發的戰爭之勢，都在在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熱衷于以槍杆子說話的人物，是一個不打仗、不死人就如坐針氈的人物，是一個可以把別人的生命隨時隨地送入死亡之地的人物，因此，說這樣的一個人物是歷史上偉大的窮兵贖武者，也許倒是那么貼切，那么恰如其分的。
五、在“七億人民七億兵”的震耳欲聾的喧囂里，到處操練著長予、大刀屠殺一切假想敵的滑稽劇。革命京劇樣板戲，七、八個而已，竟成為人們對文化藝術的几乎全部的欣賞內容，此外無他，其他都被指斥為“封、資、修”的黑貨而扔進了歷史垃圾堆。文學除了歌功頌德、鶯歌燕舞的宮庭之作而外，就剩下為政治而作的圖解似的高、大、全人物了。文學荒涼得十分可以，藝術也荒涼得十分可以，沒有什么不是荒涼的了，只要它被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所占領、所控制、所脅迫。即使是焚書坑儒的秦王贏政始皇帝也未見得搞得這么厲害，即使是大興“文字獄”的清帝康熙、乾隆、雍正，也必定對此望塵莫及，望其項背。
六、如果說一個國家有內政和外交這么兩個主要部分的話，那么，就內政來說，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搞得是一塌糊涂，糟糕得很，甚至可以說，糟糕透頂。就外交而言，也是失敗的，也是毫無任何值得夸耀的所謂成績的，更談不止什么“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
甲、由于中共是蘇聯一手扶持誕生、成長、壯大的政党，其實也就是蘇聯的儿子党，因此听命于蘇聯就成為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長期的乃至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三十年代初當日寇的鐵蹄野蠻地踐踏我國廣大的東北地區之時，毛澤東及其領導的蘇聯的儿党——中國共產党竟与中國人民的普遍意志相違背，十分荒謬地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更有甚者，后來又把中國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無償地白白地送給了蘇聯，允諾外蒙獨立，允諾蘇聯可隨意駐軍我國海港，例如旅順港等等，采取毛澤東所講的所謂“向蘇聯一邊倒”的賣國求榮的可恥政策；
乙、肆意揮霍中國人民的錢財，大量地支援所謂“亞、非、拉”的革命斗爭。中國人民自身由于毛的流氓政治的嚴重干擾和破坏尚且不能自給自足，還要拿出上百万、上千万、上百億的資金和財富無償地為別的國家作貢獻。當中國人民食不飽腹時，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竟支援越南200億，北朝鮮200億，阿爾巴尼亞200億，還有北洲的一些窮困僚倒的小國，只要喊上“毛主席万歲”，“毛主席是非洲人民的大救星”，便可以立即獲得几百万元的無償援助和各种物質的封賞。也許有內部資料解密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給中國民族敗掉了多少百億、多少千億的家產，真相就會大白于天下了。毛澤東，真乃一個偉大的敗家子也？！
丙、一九七二年中日重新修好，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到北京与當時任中共總理的周恩來談判建交事宜。也談到日本在三、四十年代對中國的侵略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中國人民的財產損失等問題。田中角榮提出要對中國人民進行戰爭賠償并通過戰爭賠償而向中國人民謝罪。但田中角榮的建議卻被毛澤東和周恩來所拒絕。毛澤東揮揮手說，不必啦。我們感謝你們日本人還來不及呢。如果沒有你們日本人的進攻，我們說不定還被消滅了呢。你們是我們共產党的救命恩人。可見，毛的這番話說出了積瘀他几十年的肺腑之思。由于拒絕了日本的戰爭賠款，我們就喪失了追索正義的可能性，我們就不可能討回什么公道，哪怕中華民族在那場曠日持久的八年抗戰中損失了几千万的生命和几千万億的財產，更不用說“九一八”事變，使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淪落成日本的殖民地。于是，日本教科書在隨后的修定中自然地把侵略中國改寫成“進入中國”，我們又發什么抗議了等等，這，又有何用？由于拒絕了日本 的戰爭賠款，使得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和各种邪惡勢力沉渣泛起。這應了一個道理：沒有付出代价的罪惡理所當然地會自我認定罪惡的合理性、可能性与現實性。由于拒絕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那些長眠于地下的民族英雄們、与日軍在正面戰場上浴血奮戰而壯烈犧牲的那些無數的國軍將士們，那些在日寇的鐵蹄下備受凌辱、備受欺壓的百姓們便統統地默默無語。死了的白死了，損失了的白損失，誰讓你們跟皇軍對抗？誰讓你們不像毛澤東那樣采取与皇軍回避的戰略戰術？不討回血債、不追還公道、不找回正義，也就必然地為以后連綿不絕地發生著的不公正開辟了極端惡劣的先例，也就使公正和正義成為不公正和非正義所嘲弄、所打擊、所圍剿、所滅殺的手中之玩物了。問題是，誰讓毛澤東竟能大口一開、恬不知恥地把几千万中國人民的鮮血和淚水統統地付之東流而竟得不到哪怕是些微的補償？毛澤東竟是代表誰——是否代表人民無商量地——把中國人民積壓在心頭几十年而揮之不去的苦難通過大言不慚的一句話而消解于無形？而無影無蹤？什么中日友好二十年，什么面向未來跨世紀地發展中日友好關系，這种种毛澤東的冠冕堂皇的托辭由于不要分文的戰爭賠款而化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及其支持者所嘲弄并視之為滑稽可笑之舉。
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的對日政策已經給不僅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里的臣民，即官方稱之為“人民”的政權奴隸們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而且也給本應良好的中日關系蒙上了不平等、不公正的黑沉沉的裹尸布。毛澤東的此种罪惡，實乃不可饒恕也。當然，執行毛澤東的這种罪惡并促成了這一罪惡行徑的完成的、當時任中共總理的周恩來，也理所當然地不能推托對這一重大罪行的責任，也不能不擔當這一罪行的同謀犯的角色。對于這种罪惡，中國人民倘若不能進行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大規模的歷史清算，那也必須首先進行道義上的現實譴責。我們必須如此去做，必須還歷史以公正。
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個新的王朝——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王朝在亞洲的東方正式誕生之日。從那一天始至到一九七二年給封閉已久的大門開啟了一條縫為止，共有二十二、三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七億人民生活在与世界主流文明相隔絕、相背离的暗無天日的漫長歲月里。對內，一方面全國上下遵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去占領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去指揮并占領一切部門、一切行業、一切領域，一切生產單位、一切事業單位，甚至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對外，則是不計成本、不計條件、全方位地支援“亞、非、拉”的革命斗爭，盡到所謂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信誓旦旦地、呼天搶地地和大言不慚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
無論內政還是外交，中國大陸都陷入了難以自拔的、万劫不复的困境。毛澤東閉關鎖國的反動政治，給本來業已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加重了更大程度的災難。使中國人民實現自我价值的夢想，統統地落空。漫長的二十多年的封閉、二十多年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窩里斗”，其責任由誰來承擔？難道是由毛澤東所豢養的所謂的“四人幫”來替人受過嗎？毛夫人江青在審判她与她的同伙的“特別法庭”上直言不諱地供認：“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讓我咬誰，我就咬誰”。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中國大陸所發生的一切傷天害理、一切非人道的丑惡、凶惡、罪惡、邪惡行徑的罪魁禍首，是一切殺戮、一切迫害所由發生的總根子，也毫無穎問，他必須為遲滯中國大陸的歷史進步而与世界先進文明背道而馳的一切罪惡承擔其不可推諉也推諉不了的重大的和首要的歷史責任。
為什么對先進文明的發達國家實行封閉政策而對落后蒙昧非文明的國家實行開放？其口口聲聲所強調的“國家利益”究竟何在？其動机究竟是什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這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任何好處了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然只能是負面的。
所謂的“國家利益”，是毛澤東的山大王的心理在作祟，是他想成為貧弱國家的草頭王。此外無他。
其動机，就是率領所謂“第三世界”里的國家和人民与文明的歷史潮流相抗衡，就是想以螳臂擋車的可笑之舉試圖阻礙作為現代化固有內容的世界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其目的就是搞它個“天下大亂”。既与他人無利，也從中混不了什么油水，總之几乎是毫無任何良好目的性的荒唐之舉。
中華民族自我封閉的歷史已有几千年之久，發展到毛澤東時代，此种表現尤其惡劣，這不能不造成中華民族普遍的貧困、落后、愚昧、無知，這不能不說是作為中國人固有的悲哀。凡是懂得一點外語的，都有里通國外的嫌疑；凡是与外國人接触的，都要受到非法的盤問、指斥、關押；凡是“偷”听外國電台的，都要以“偷听敵台”論處，動輒打入大牢，要不就處以極刑；凡有海外關系的，都無端地受到排斥、污辱、誹謗，都要帶有原罪意識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苟且偷生。什么人的尊嚴、什么人的權利，什么人的自由，都被統統地、毫不客气地同時也毫無保留地剝奪淨盡。
用种种殺人不見血的和潛移默化的方式把人毫無道理地分成三、六、九等，國營的、大集體的、個體的，一級一級地從上到下成秩序地排列。國營的优越于大集體，大集體优越于個體，個體的也就根本不能當人來看待；無限期地擴大城鄉差別的戶口制度，糧食關系制度，使城里人与廣大農民人為地畫地為牢并且呈現出永遠不可更改和不可位移之勢；檔案制度，以其非公開的極其秘密的和具有恐怖意味的運行方式緊緊地鉗制住人的一切行為，甚至言論，甚至思想。人不但沒有行動自由，更談不上遷徙自由，而且沒有也不允許有言論自由；人不但沒有言論自由，更談不上出版自由，而且也沒有任何哪怕是些微的思想自由。思想的不自由并且為种种人為的划定而泯滅的所謂的“思想”，只能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匪夷所思的和荒謬絕論的指導，只能是在喪失了自主思想之后而形成的亦步亦趨的和奴性十足的思想。因而由于思想的被閹割、被蹂躪、被剝奪，人就象喪失了大腦功能的植物人一樣，是不能稱之為自主、自立、自為的、具有獨立意義的人格之人的。而這种喪失了自主自立自為的人格的人，說到底也不過是一個奴隸而已。現時代大量的層出不窮的奴隸，作為毛澤東思想這种皇權意志的追隨者，作為社會主義封建制度的追隨者，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王朝的當之無愧的臣民，成為無惡不作的專制極權主義賴以生成和賴以苟活的范圍廣大的社會基礎。嗚呼！惡惡相環，相得益毒，此之謂也！此乃我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后半葉血肉橫溢、淚水飄飛的活生生的現實圖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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