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尊敬的庇护官:
我叫吴为,请允许我用以下的方式来书写我的庇护声明。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将军之家,本该享受一番幸福的人生。可生不逢时,一出世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原因是在我出生的前三天，中国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以至于无所不能的毛泽东也只有发出:“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ö的哀叹了。那就是当年红色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的座机在逃出中国进入蒙古领空温都尔汉被导弹击落的事件。
但生活在“革命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得空气骤然地更加紧张起来。这位法定继承人林副统帅个人的失败，迅速地改变着他的新旧部下的命运。秘密处决、大肆逮捕、关押与集中审查的行动在全国各地造成了空前的恐慌。整个国家其实已经进入了未经公布的紧急状态，而我偏在这时来到了人间。
由于父母亲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因此我在北京仅出生了几天就和父母突然被军用大卡车罩在漆黑的帆布蓬里，押送到了千里之遥的黑龙江建设兵团。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父母也从不允许提及。可我却清楚地记得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常常牵着我的手在明亮寒冷的雪夜中去找妈妈的往事。十多年后我才从姐姐那儿得知当年父母因被隔离审查，几年都不允许见面。所以当审查爸爸时我姐弟俩就随着妈妈；而审查妈妈时，就只得跟着爸爸了。因当时太小不懂事，每到傍晚就哭闹着要妈妈，见不着就拼着命地哭，闹得四邻无法入睡，影响他们交代问题。所以“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请示上级后特许每晚由姐姐单独把我送到关押妈妈的房间去呆上一阵子。专案组组长是一位师政委，他“发现”我的父母之所以安排我在林彪死后出生，是要以此来证明林彪的反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是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思想”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罪证。
在我六岁那年一家人终于欢天喜地回到了北京城，因为父母获得了平反，我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当年的老师大多都是靠造反起家的，我的老师也不例外。因此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上课时别的同学是坐着上，我们俩却得站着，一站就是45分钟，而且还不许动，哪里敢动一下就用教鞭抽哪里。还不许哭，越哭就打得越重。有时甚至连午饭都不许去吃，叫我俩好好地想问题。可只有六岁的我们哪里想得出什么问题来，只想得肚子越来越饿。记得那时我已很懂事，从不把在学校里受欺负的事告诉父母，怕父母听了难过。后来那位老师终于被抓走了，我们两个也就被“解放”了。
不幸的童年使我过早地领教了人类的不平等。我立志要当兵，不，要当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十七岁那年我幸运地成了一名北京军区的汽车兵。由于刻苦勤奋，当兵还没到一年部队就给提干了，并保送进了军校。正当我踌躇滿志地踏上军官的第一步台阶时，伟大的时刻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终于波及到了我们军事院校。我们满怀着对民主自由的激情投身到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之中。这种激情是纯洁而高尚的，是超越自我且相互感染的。由于同学们穿的是军服，故所到之处也起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作用，我们年轻的心为此而感到特别的自豪！
想不到前一天还带着我们整车的同学去广场声援学生的郑教官，在例行训话时竟宣布说：“服从命令才是军人的天职，在当前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知错就改的仍然还是好同学，校方决不搞秋后算账。不过从今天起谁也不许离开学校半步，谁擅自离校去参加动乱，谁就是违抗军令，必以军法处置，后果自负。”郑教官的训诫与广场上热血青年的诉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自私善变灵魂丑恶，后者无私无畏真正爱国！当晚我和五名最要好的同学作出了逃出学校回到广场的决定，没想到这竟成了改变我们一生的决定，我们从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变成了捍卫民主的卫士。为了减小目标我们脱下上装勇敢地回到了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之中。我们告诉那些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戒严军人，自己也是军人，上级也有命令，但我们还是决定与同学们坚持到底！
6月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罪行发生了。人民的“子弟兵”向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人民成了自己的儿子“子弟兵”枪杀镇压–建立功勋的对象！古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难道共产党养兵就是为了用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一时”吗？动用训练有素的野战军，驾着坦克来对付在全球最大的广场上讴歌民主自由的书生们，实在是旷世之恶，不赦之罪！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抵御侵略保卫领土完整，可眼前军人们丧心病狂地罪恶行径彻底地粉碎了我对军旅生涯的崇高梦想！随着越来越惊恐的人流，我的思绪回到了血腥的现实之中。冒着密集的枪声与坦克的咆哮我狼狈地逃离了广场一带，我的同学们也生死不明。这是一场比真正的战争更为冷酷的屠杀，因人们手中没有任何可以用作自卫的武器，除了逃命就是死亡。也是一场没有一个俘虏的战争，这次屠杀使共产党赢得了仍然还是很强大的声威。热血青年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逃命的我们却输掉了伟大的理想与美好的前程！
当我逃回家时母亲正在哭泣，父亲竟开口说：“赶快逃命去吧，既然已经开了枪，性质就完全变了。”父亲说出这种话实在是很意外，因为他向来都是最拥护党的。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当时的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及交通要道均已被军队封锁。这是父亲估计的），穿小道一口气跑到了一百公里以外的远亲家。两个多月的亡命生涯仿佛使我长大了十几岁。共产党到底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广场上全都是非常爱国、非常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哪一个不是父母和老师的骄傲与希望，母亲们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才把他们培养成人，而共产党罪恶的子弹及坦克只用一秒钟就夺去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两个多月后母亲终于来电话说我可以回家了，因为已经被开除了军籍和学籍，就是说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在当地公安局里有父亲的一个老部下，他说只要回去后不乱说乱动就不会有事了。因为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人实在太多，根本不可能抓完。于是我立刻就回到了家。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作为“六四”动乱份子的我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体户也不敢用我们，学校更是将我们拒之门外。当初与我同去广场的同学此时都有了下落：一个进了精神病院成了疯子，两个谴回原籍当了农夫，我与杜军因为是城市户口才没被赶出北京市。白白地呆在家里熬时间，天天盼着形势的好转。焦急、失望和茫然控制着我们年轻的心。
我们不禁要问千百万学生用热血和生命究竟换来了什么？李鹏们仍然是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太上皇，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及政治分析家们都在他那一张阴森的、不屑于伪装的脸皮上追踪揣测着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过去枪杆子里面出过政权，而今在坦克的履带之下竟碾出了一个强权，鲜活的学生们转眼间成了肉酱。随着坦克的铁蹄在广场上碾出的道道血迹，不仅民主与自由本身在中国境内全军覆没，连企求和谈论她也成了对中共的挑舋。失败的我们将怎么办？
曾几何时，站在运动最前列的几位学生领袖早已成功地逃离了危险，到了象征着安全、美好与理想的西方世界。因为在死难者中找不到他们，当局才开始了通缉。他们是民主的火种，自由的明星，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爱护，而我们这些被扫地出门的军校学生在思考着什么呢？我们认为领袖人物不但要在看到成功时才坚定地站在台前，在面对暴力与毁灭时也应该将自己的血肉之躯置于民主阵营的最前沿。以不争的事实来体现身为领袖的“人格力量”！领袖人物的生命远不及人格来得值价！在我们中间出了那么多的领袖，却没出一个像王维林那样孤身抵挡坦克的英雄！他是我们中国人种永远的骄傲，是全人类反抗暴政的楷模！他所显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面对英雄人物的气概，谈什么军籍、学籍实在是太小气。我们这些逃兵一直在探讨，争论我们自己为什么没能成为站在坦克前面的人？哦，原来我们是真正的“龙的传人”。尽管在我们体内也确实存在着向往民主与自由的冲动。可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龙种的求生本能就开始自动地发挥作用，那就是抱头鼠窜，立刻抛弃了伟大的理想，回到了现实当中，恢复了所谓的“理性”。这种真是可耻的“理性”基因代代相传，成了解释贪生怕死的高尚理由。这种所谓的“理性”，更是历代统治集团都要大力提倡的，专门用来维护其罪恶秩序的一大法宝。所以我敢断言中国永远也不会废除死刑。贪生怕死成了中国人丧失人格尊严的总祸根，只有从我们骨子里彻底地杀死了这种基因，中国人才有资格获得西方人民每天都在享受的人权、民主与自由。但怎样才能杀死这种至少活了五千年的“可耻基因”呢？不知道，我只是冒天下华人之大不韪，把它给抖了出来。
工厂不要我们，学校不收我们，整个社会都抛弃了我们。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无愧于时代的、正直而且勇敢的青年，我们有着远大的理想，有着迎接新世纪的牺牲精神！我们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光活着，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地活着，不该给一点所谓的人权（吃饭权）就活好一点，不给就活赖一点，那么人就真的还不如动物有种了。老虎吃光了肉，决不会为了活命而改成吃草。我们将傲视生命的存在，跳出现实环境与五千年文化及当今潮流的羁绊，实行自我净化、自尊自修及自我完善的生存原则，挺起年青的胸膛，决不再当天安门前的逃兵！
我们开始常年呆在图书馆里查阅和讨论争执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秩序、历史、宗教、人种、民族、习俗、道德与罪恶、高尚与下贱的原始起因及后果等一切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问题。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绝对不许涉及的知识，并形成了一个专门探讨“行为与后果”的小文化圈子。因而得出在中国社会急需开辟一个一目了然的新学科，那就是“后果学”。即以显而易见的“后果”来阐明罪恶及其滋生的根本原因，以及铲除的办法。毫无疑问，在这个星球上中华民族已经异化成了共产党人犯罪的温床及堡垒。
文化圈是由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教授及我和杜军两位自修，及组织者等多人组成的。由于“后果学”的敏感性，我们在保密的前提下每周轮流在有条件的成员家里聚会。曾专题讨论了个人、单位、党及其政府的行为与后果，特别是法律后果的问题。其实所谓单位及“政府行为”只不过是个人行为的恶性膨胀。举例说：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敢跑到天安门去公开的杀人，原因是有必被处死的法律后果。可是党和政府任何时候只要是杀了人，非但不存在什么法律的后果，反而总是宣称“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来越经得起考验，越来越强大了”。这是什么逻辑？活生生的事实一再证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句特别可耻的谎言。共产党一旦感到其肌体病入膏肓时就开始以杀人来代替“强心针”。也就是说任何人杀了人都必须承担法律后果，而党却要靠着杀人来“起死回生”。
这个于1921年组建的党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垂死老人了，常常会有深感不适病入膏肓之虑，不靠杀人来打个“强心针”是活不下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仗着其烂命一条及其光棍式的玩命精神，不仅夺取了政权，且靠着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政绩”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强盗利益集团”。该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巨款将光棍们的儿孙们派往所有的发达国家去留学深造。等于用无数个下岗工人家庭的苦难、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光棍子孙们的博士头衔，然后便以其镀过金的资历及权威之身价再返回祖国去现身说法。大谈：“还是咱中国好啊！”（言下之意“还是共产党好”因为党会赏给他们在国外只能是“干瞪眼”的东西）。殊不知这帮“爱国者”个个都花大价钱雇大律师搞定了外国身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早就不动声色地回到其“第二祖国”去了。
试问：连共产党的最高层都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没有底！唯恐殃及其子孙后代，纷纷以各种借口溜到西方法制国家去安排了后路，那么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后路在哪里呢？如今为党辛苦了一辈子的那一代人的公费医疗已被“改革”掉了，住房、退休工资以及过去一再鼓吹骗人的“养老送终”也被“深化”得“不合理”了。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从身外之物到生命本体，从嘴上说的到心里想的，甚至连灵魂深处也完全被共产党给牢牢地控制住了。
党的高层一面在国内拼命地玩弄法律，践踏人权，疯狂地榨取民脂民膏；一面却可耻地在国外为其子孙后代们寻求法律保护。因为他们个个已腰缠万贯，坏事做绝，没有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价值观及其法律的双重保护是十分危险的。老外并不管巨额财产是从何而来，只知道它们都“显示”在私人的名下。如今国家的巨额资产就是借着国企改造、股份制及境外投资等五花八门的“新词”顺理成章地“登记”到了革命后代的名下。
93年10月20日我们在杜军家开会时便衣突然冲了进去，所有人都被关进了警察局，罪名是“非法集会”，罪状是“别有用心地恶毒诽谤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煽动人心，破坏安定团结，企图动摇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依恋，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
原来我们的会议记录还没有国安局战士手里的详细。这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几个人已经相处了四年之久，不单是志同道合，且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除了那个特务，其余的人在人类的情感上都遭到了重创，这比被捕本身的打击还大。我们统统被关在一个大号子里，人人都表示肯定有特务，且作面面相觑状，最后还是不知道究竟谁是特务。共产党的特务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伪装、永不知悔改，压根就不相信人类还有什么良心、善意、慈悲和高尚，更不相信还有一个上帝和天理最终一定会惩罚他们的罪恶！公义的剑必将报应在其子孙后代的身上！他们有学识，有抱负，却无理想；想成功，却不高尚。他们不但是人格低下，细看之下连长相都有些畜生化了，他们吃定了厚颜无耻是成功的钥匙，心狠手辣乃前途无量的根本，肮脏的灵魂、下流的行为才是革命事业的可靠保障。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讯及秘密审判，九人中的六人被判刑，三人缓刑和免于刑法处罚。免刑者居然是发言最多、观点最新、看问题最尖锐的周教授。当局称他“坦白”得好，故免于处罚。据说早在审讯一开始他们就自由了。我和杜军被各判五年，因违反监规又加了一年。至此我从一个“后果学”的畅想者，经过两千一百九十天的铁窗生涯而炼就成了一个具有发言权的实践者。这实践是度日如年的、痛苦的、寂寞的、被置于死地的，是一种对肉体及精神的双重、轮番的摧残与毁灭！不过，一旦你挺过了这一切，你就无愧地成了咱中国人里的一条汉子。
首先你得学会专门去想那些人类最黑暗、最残酷和最倒霉的事来稳住自己，并且从中挖掘出我们当代青年的“幸运与喜悦”来！比起四百年前哥白尼的追随者布鲁诺时代，今日的中国不是要文明得多吗。毕竟还没有一个学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刽子手们用火活活地烧死的。而火焰喷射器我军是有的，但我们没有用，只是被迫使用了“常规”的枪械及坦克而已。因为党中央已经注意到自建立新中国以来，我党不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揭露，而且痛批、声讨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政府暴行及其野蛮行径！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真正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和胜利之师”，是必须与一切罪行区别开来的。遵照这一原则，“军委主席”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叫全世界都亲眼看到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一切反动武装力量的根本区别，看到了钢铁长城的“文明与军威”！
难道不是吗？根据“战争法则”在这种场所使用常规武器本身就明显地体现出了人道主义色彩！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到《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说的那样。那实在是太肉麻了，居然出现了：“休息和闲暇的权力”，还要“维护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已经都“免于失业”了，竟然要“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胡说“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分明是镇压的起因）。并要求通过普选来达到“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而且还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宪章》、《国际人权公约》及《日内瓦公约》等人权文件中，对世界各国政府的权力及军队行为搞出了诸多明确的限制和叫人笑掉大牙的内容。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一九四一年）美国有个叫罗斯福的总统就异想天开地发表过一个有名的“四大自由”的演说（我们中国人民只知道“四项基本原则”）。他说要建立“一个有四项基本人类自由基础的世界”，即所谓“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不仅仅要“免于恐惧”，而且还得“免于匮乏”。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篇教唆刁民们向政府勒索的“思想指南”和一份使人“愤怒的菜单”。幸亏我们的宣传覆盖工作一向做得扎实，才成功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唯恐天下不乱的罪恶图谋。当然，任何一个还没有丧失理智的中国人决不会去相信那些洋人的鬼话。那些东西根本就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况且，根据我军最权威的“死亡学家”的报告指出，“一个被子弹击中要害或被坦克大面积碾过的人是绝对来不及痛苦的”。因此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我军首先要突破的是一个异常关键的技术性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确保“击中要害及大面积碾过”的问题。我们人民军队吃的是国家的“皇粮”，体现的当然是“当家的”意志，决不不是联合国里的什么“人权文件”。所有人权条款除了使我军感到幼稚可笑之外，不具有任何的约束力。减轻死者的痛苦、增加活人的幸福不正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及其最高境界吗？至于那些对此硬是要大呼小叫、说三道四的人，纯粹是蜀犬吠日，平日所见甚稀了。
在监狱阴暗潮湿的、弥漫着尿臊和霉味的空气中，我常常会想象那几位把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关在牢里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们此时此刻都在干些什么？在日理万机的搞“江山设计”，还是在弥漫着“熊猫牌”的烟雾中悠闲地打着桥牌呢？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奴化与异化担懮，还是恰恰相反，嫌奴化的还不够呢？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奴化我中华民族”的事业呢？哦，原来还是没有跳出中国人的老传统，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那么他们的孩子们是不是比一般人及我们这些被“他爹”关在牢里的人更爱这个国家呢？当然不是，他们只爱党。因为国家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国家”，只不过是连一声“芝麻开门”也用不着去喊的“宝库”而已。这可是一个绝对货真价实的、永远也吃不完用不尽的“宝库”！而党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家里办的。尽管国是可以任意操纵的，但由于人性的贪婪，危险还是蛮大的，因此家不能光安在国家里面，万一国一乱，这家也就泡汤了。兔崽子们还知道给自己多打几个窟窿，何况人呢。看来至少也得有几手准备，趁老爷子还在先颁一道诏书下去，“稳定压倒一切”！然后把老百姓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巨额外币存进瑞士那种依法为存款人保密的银行里去，再到国外去找几个安全的地方多搞几个家，最后把那些最贵重、最能增值的古董也带点出去，这样就基本上万无一失了。因为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长久的安全保障可言。绝对没有一家人的财产是可以保留几代人的。这恰好刺激了中国人梦想把自己的产业留给后人的强烈愿望。当一切都搞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尽着性子踏踏实实地来享受一番人生了。当然“稳定”一定要一直压倒一切才对，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子实在是“没得说”了。
那么党与国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一伙手持武器的光棍冲进了一个富裕的村庄，并枪杀了所有的富人及其反抗者，将全村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再把用不着和不想要的部分来个“重新分配”。当村民们终于发现这伙强盗比先前的富人还要狠毒百倍时，就联合周边的村民们一起来攻打，无奈怎么打也打不过他们。原来他们有两个非常玩命的口号叫：“活着要享受，死了去个球”（这是光棍们内部的口号），对外的则是“解放全人类，建立新中国”！因此打起仗来根本就不顾死活，非常勇敢。村民们一看惹不起他们，只好投降认输了，承认了光棍的统治地位。于是乎光棍们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庄主”，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村庄毕竟——终究不是他们的，总有一天会被愤怒的村民们夺回去的。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视和惧怕人民，坚持“奴化我中华民族”的政策，拚命地把持着国家权力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垄断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腐败、最残酷和最反动的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垄断无论是从本质上、现象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以社会的角度、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残酷地垄断并剥夺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一切！甚至生命权。
我被遗忘在牢房的黑暗里，父母因为生了我这样的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而脸上无光，唯一的姐姐在托人送东西进来时还特别强调“那是老同学的一个兄弟”。
我们的“行为与后果”的小文化圈变成了中国青年探索者的陷阱，成为大教授为党再立新功的机遇。我们在中国最大的图书馆里，在高水准的讨论会上，在无数个思考的不眠之夜中所获得的全部知识，都无法合乎情理地解释周教授所扮演的无耻角色！周教授本人对我们心灵的打击与伤害远远地超过了专政机器本身。因为你们瞧：“堂堂大教授们也只得乖乖地替我党卖命，何谈你们这等无名之辈呢。”所以中国的教授权威们比照西方的又多出了一种特殊的使命及职能，这是西方的专家学者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的。
如今我来到西方近一年了，跑过几十所大学，了解分析过了一些大陆背景的学子、学人、学者之所想所为。结果悲哀地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使命感及职能作用非但毫无削弱，反而自觉地强化了，大有凭借在美国都没有“变心”的忠诚向祖国（其实是向‘主子’）讨个说法之概，来一个锦上添花，名利双收，这就是“知识”的妙用。在美国知识只可以换几个美元，而且还不多；在中国不仅可以换到钱，还可以得到党的赏赐和头衔，可以光宗耀祖，可以品足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及女学生们的美貌与无知，总之他们在各种头衔包装之下的那个丑恶的灵魂，那颗贪婪的心实在是太需要一个这样的“祖国”了！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可他没打个招呼，说明一下他的“爱和恨”都是经过精心伪装后才公诸于世的，而且绝对是来反的。举例说：他爱好“和平”，热爱老百姓，而事实上他一生都在打仗斗争，践踏和平，天天都在杀老百姓。他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那就是说不要只有那点一针一线的眼光，气魄要大一点，来个彻底拿走“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妇女是半边天调戏不得，要是看上了干脆把她男的拿去枪毙算了，她一个女流之辈找不到着落自然就跟着党走了，何必要去搞那些低级趣味的事情呢。
要记住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我们来了哪一天没有杀过人(如果哪一位专家学者能够证明，在半个多世纪腥风血雨的中华大地上，确实出现过某一天没整死人的日子，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比袁木还要能干的同志，无愧于载入史册的爱国学者了)。全世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我们可以任意处置的孬种。放心!不要以为他们人多势众的就会团结起来，只要“钱”和“刀”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里，孬种们必然会自己去找理由不起来反抗。我们的新老干部一直都在违背妇女们的意愿，天天都在强奸她们，但是并没有罪，有罪的是她们，那些贱女人！如今我们泥巴腿子已经站起来了，杀死了她们那些胆小如鼠的孬种丈夫和兄弟，她们却时刻还在妄想复辟，幻想着重新躺到反革命、地主资本家的怀里去，实在是该杀！如今时过境迁，她们已为我党生儿育女，从血统上改良了土里土气的革命接班人，当视为革命的功臣，给予医疗等福利照顾。这充分的说明：时间不但可以淡化，而且还可以改变一切。这就是一个例证，就是革命的法则。
而龙种的无耻与贪婪则是革命的原动力，是与生俱来、与生命共存的，恰如人体的私处，既是天生的又是绝对要加以掩盖的。即便是穷到极点的人只要他们还没有失去理智，就必然会弄到一两寸布把私处给遮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性。那一两寸布片的名字叫着遮羞布，而用什么样的布来遮羞这学问可就大了。生活中的小人们总是用“君子”来遮羞；孬种们则一向以“好汉不吃眼前亏，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遮羞；强盗们便以“深化改革，国企改造，股份制”等等来遮羞；共产党虽然已经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但始终以“为人民服务”来遮羞。横直是百年老店招牌不能倒。
因此当党欲利用海外学者来欺骗老百姓，作政治宣传的“标本”时，各路的专家学者们便到了抓住这个机遇,兑现其在美国只能是望梅止渴之宏愿的时刻。这便是他们为什么始终不忘要“报效祖国”的根本原因。至于什么人权，什么下岗，什么正义感等与“学问”无关的东西，作为独立的正派学者是向来不过问肮脏政治的。我们被仅仅是“坦白”得好的大教授献给了他“亲爱的妈妈”。所以我立志要以这铁的事实，并运用“后果学”的观点及方法来揭穿显现出那些“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他们到底有没有中国人的“脊梁”？并以这首篇的揭露来申请政治庇护。
当人类历史不可逆转地必将跨入更加文明与进步的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些中国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在党的怀抱里究竟充当扮演过什么角色。这群软体动物们除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帮闲们，就是以袁木为首的帮凶们，剩下的便是失落，而且怀才不遇了。他们从来没有人格，根本就不想做自己的主人，只陶醉在能够为其主子当奴才的得意之中。厚颜无耻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停地向主子摇着尾巴，对老百姓们却拼命的狂吠。“六四”使中共的本质再一次大暴露后，我以为大小知识分子们再也不好意思去为恶棍们奋笔疾书、卖狗皮膏药了。可事实呢？事实是这些狗娘养的眼看着共产党还是垮不了，主子到底还是主子，就都摇着尾巴跑到主子脚前卖乖去了。由于“六四”，知识分子们及其家属子女得到了八、九万张美国绿卡，有的已经成为热爱共产党的“美国公民”（尽管他们在星条旗下含着热泪，并亲口说出了效忠美国的誓言）。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任何形式的活动中，都无法找到那些六四屠杀的“受益人”。然而，在中共使馆的欢宴上，在迎送江泽民、李鹏们的“幸福时刻”，他们却是冲在镜头最前面的一群。仿佛“亲爱的母亲”亲赴美帝国主义的巢穴来拯救可怜的孩子了，某些“海外学者”甚至还禁不住落下了“幸福的眼泪”！这与“六四泪”是很不一样的。“六四泪”使“母亲”不悦，而“幸福的泪”则可以摄入镜头，拍成照片引起“母亲”的注意，乃政治资本，从而换来赚钱的机遇，因此，这泪绝不会白流！
上述种种，难道都是个别和偶然的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长不出脊梁骨，良心也被狗啃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太聪明，太理智，太识时务而且善变了；以至于忘记了作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丧失了最为神圣的人格，良心和正义，出卖了灵魂。我只想提醒美国政府和善良的美国人民注意一下这种平常的、似乎看不见的，但确实就发生在我们眼皮之下的惊人事实。这些从来都不以背信弃义为耻，反而为荣的“美国公民”对你们的“国家利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希望移民局根据共产党历来不惜动用一切阴谋手段来铲除异己，利用其活跃在美国各个领域的走卒在海外搜集民运人士情报的事实核准我的庇护申请。
吴 为
2000年7月1日
附注：本案与2000年7月中旬呈移民局，8月下旬问话，9月上旬获最终批准。因安全考虑﹐本文名字为化名﹐其它为真实情况。由律师提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