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在一次關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講座上，一位北大教授說：“我們都希望再出個蔡元培”（6月30日“中新网”、《中國青年報》報道）。這是一個多么美麗的希望，希望終究只是希望，但他所提出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這個時代還能出現蔡元培嗎？要回答這個問號首先要回答兩個問題，蔡元培在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珍貴的遺產？這個時代与蔡元培那個時代到底有什么不同？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時的中國，軍閥混戰，烽煙四起，袁世凱稱帝的陰謀剛被挫敗不久，張勛复辟的鬧劇即將拉開帷幕，權力舞台上的爭斗如同走馬燈燈似的，那當然不是一個好的時代，但是帝制崩潰之后，大一統的集權體制尚沒有重新建立起來，沒有一個軍閥擁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絕對權力，他們的目光只盯住內閣、議會、軍隊、地盤、錢糧，沒有來得及制造出一种用來統馭万民的意識形態，沒有過多地插手他們并不熟悉、也不放在眼里的思想、文化、教育領域。總之，權力這只黑手還沒有伸進大學校園。
正是在那樣一個時代，北大才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自主性，蔡元培才能為北大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向，并迅速把北大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民主与科學的搖籃。蔡元培所留下的珍貴精神遺產首先是他的辦學理念，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個字下，他既容納了陳獨秀、胡适、魯迅等一大批新文化的猛將，也容忍了保守的林琴南、辜鴻銘等。他可以不拘一格引進教師，沒有學歷的梁漱溟可以到北大教印度哲學，胡适、劉半農以及更年輕的新聞學教授徐寶璜等登上北大講壇時，都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支持學生組織“新潮社”、“國民社”，創辦《國民》《新潮》等期刊，曾親自為《國民》撰寫發刊詞。也難怪守舊的勢力要把北大視為洪水猛獸。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今天的北大都沒有有產生蔡元培的可能性。在無所不在的一元化權力下，北大只不過是龐大權力机器上的一個零件，包括北大在內的所有大學，其存在目的無非都是為權力服務，培養效忠權力的奴才，而不是塑造有尊嚴的人。因權力的需要不斷炮制出來的意識形態覆蓋了人們所有的視野，大學更不例外。在這樣一個不容許獨立思想的時代，蔡元培倡導的“思想自由”乃是絕對的异端，是權力机器封殺、打擊的對象，更遑論作為辦校方針。
在這樣一個党同伐异、容不得一點不同聲音的時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更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一切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學術標准也只是政治標准的延伸和附屬品，沒有什么獨立的价值，沒有學位、連大學文憑也沒有的梁漱溟又怎么有可能進北大。蔡元培的出現需要一個現實的環境，在權力已滲透到所有領域、把持了包括人的思想之內的一切之一切之后，就算蔡元培再世，他也不可能重鑄北大昔日的輝煌。
俱往矣，今天的大學校長只是一個飯碗，一個官位，一個進身之階，不需要思想，只要緊跟權力即可，不需要良知，越糟蹋良知的越能游刃有余，甚至不需要什么真學問，只要有韋小寶式的馬屁功夫，因緣際會，就可飛黃騰達。而且大學本身也無尊嚴可言，大學校長的第一特征就是依附權力，除了臣服在權力之下，苟且討一杯殘羹冷炙，沒有其他出路。
這是与蔡元培的保持獨立性截然相反的。要言之，只要政治體制沒有什么改變，北大不可能再有蔡元培，北大教授所謂“我們都希望再出個蔡元培”也只能是白日說夢、痴人幻想罷了。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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