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1998年12月28日 讀《水滸的災難》
這篇文章（《讀書》12期）面對眼下的“水滸熱”公開宣布：《水滸》是一部坏書。作者對几十年來的“革命論”大張撻伐。譴責了始作俑者吳趼人和陳獨秀，順便也小心翼翼地燒了一下后來的偉大領袖。文章否定“農民革命”之說，首先分析了一百零八將的成分，說他們：“沒有一個是地道農民”；行動呢，更說不上什么“革命”，只不過是一伙純粹為了“金磚”而燒殺擄虐的“好亂之徒”罷了。又引了許多金圣嘆封殺此書的判詞，尤其譴責宋江罪魁禍首的作用。說他以“忠義”之名欺騙了一百零七將，而后世的好亂之徒們又用這“忠義”反過來美化他。其實他們既無一點忠亦無一點義。現在這些掀起“水滸熱”的人，“他們都是后世的好亂之徒”。
這個提法還是算比較惹眼的，文章用了繼批判義和團以來最為激烈的措辭，從宋江的“替天行道”，一直批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很有煽動性。
這才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水滸》是張什么皮？如此多災多難？如此讓古今“配合中心工作”的時論家垂青？金圣嘆罵《水滸》，我想，可能是認剛入主的滿族為亂臣賊子篡位而指桑罵槐；陳獨秀、毛澤東夸《水滸》，是因為那時正被人罵作匪，建國之后也不便立即就改口；“文革”中“四人幫”罵《水滸》，据說是想批“現代大儒”周恩來，生怕紅衛兵造反不徹底；“文革”后“四人幫”落馬，《水滸》順便得平反；現在又批它，大概是嫌誰在“不安定”，在“發雜音”吧？著名作家邵燕祥語出惊人：“一直都稱‘革命群眾’的嘛，怎么一下變成了‘車匪路霸’？”反正，要造反，被人罵作匪時，梁山自是好漢；輪到罵別人為匪，要穩定時，宋江當然就成了蟊賊。《水滸》，一張皮也。
梁山人愛殺人，似乎的确有點亂殺人，但給人的總體印象還是殺坏官府的人、殺強人惡人。李逵劫法場、武松血濺鴛鴦樓、大鬧飛云浦确也有“殺得興起，猶如砍瓜切菜”，濫殺無辜、野性太濃之嫌。但，凡看過《水滸》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主流，至多算個“防衛過當”罷了。一般都是官逼在前，民反在后；先被惡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前，鋌而走險怒殺惡人而后生在后。
王靜、林沖、解珍、解寶……這些人的冤屈當作典型看，而不應當按書中比例去計算。高俅、毛太公、曾頭市、祝家庄……這些惡勢力想來亦屬尋常。官民矛盾、霸民矛盾普遍而尖銳，大至宋江、方腊，小至剪徑的李鬼，遍地都是，即為明證。象林沖者流，被人逼到那步田地還不殺人，還要去求助于什么“王法”，是不是反而有點既“不懂法”且不通人性？手中玩著別人生殺予奪大權的那時的官，以及養尊處优的現代書呆子，是沒有資格譴責林沖之流不遵法的，他要打要殺的就是你這個混帳法！往天看羅清河的《方腦殼演義》，專寫六十年代初大飢荒時期，“刁民”們行偷雞摸狗詐騙之事。抽象的護法者們當然看不順眼，當然覺得“別人再無義，我也不能無禮”，應該守法，應該依法辦事。這是因為這些小白臉們從來就沒有連樹皮草根都吃盡的經歷，根本沒法體會那是一种什么日子，生人啃死人肉是什么景象。在這种前提下講王法，講規矩，連毛澤東都不屑。《封神演義》中有個“聞太師”，《悲慘世界》中有個“沙威”，一臉的護法庄嚴，其實不過助紂為虐罷了。本文作者不去找高俅、童貫出气，卻來尋李逵、武松擦痒；不敢找發動、領導“文革”的人算帳，卻來罵紅衛兵野蠻恐怖，罵四類分子保命拼命。
這“理論”豈是一句“欺軟怕硬”了得。
2000年3月4日 關于“減負”
近年教育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減負”。本來，這話一直就有人說，說歸說，听歸听，大家還是各行其是。往天，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殺了母親，報上不說忤逆子殺母，不說儿殺母，而大
書特書“學生殺母”，于是把減負的鬧劇演得怒潮澎湃、有聲有色，連我們敬愛的總書也聲淚俱下地寫了批評教育界的信。而教育界的罪魁當然不可能是大大小小的決策人，肯定也不可能是學生及其家長，挨炮火的自然就剩下站講台、布置作業的人了。我輩自知罪孽深重，埋頭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的同時，心里也真盼著減負成功，少上課少改作業，多溜達多拿錢，早日由溫飽進入小康。
過了許多日子，從報紙上倒是不斷傳來減負大獲全胜的捷報，可我們的教學生活卻仍然与慈悲的教育部對著干。不叫減負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耍星期六，每天按老傳統上七節課。自減負以來，增為八節，周末上半天課，高三的夜自習增加一個小時，連星期天都不准休息。一打听外邊各地名校經驗，我期，而且現在仍然紋絲不動。看來好學校，好教書匠就是有工作狂，耍不住，仇恨減負。
再說另一“負”學費。我輩兩元錢讀一學期的“窮過度”干法當然不能提了，那時是原始“社會主義”，而現在是豪華型“有特色的”，你一提，人家說你憶甜思苦。就說說大叫減負之前吧，几年來，一個高中生的學雜費從三四百一期直漲到今年的八百多。學生、家長、社會指著教師鼻子罵，可教師也不知哪來的這么多項目，用往何處，或明知有車匪路霸搭了車也不敢說。大學就更“超導”了，前一屆我的學生上重點，一年交一千多點 ，接下來是四千左右，今年一路飆升到五六千、六七千，如果還有點什么特殊要求，可以收到五六万。報上的“理論”
說，還要“每年遞增”。因為据說老百姓存款有六万多個億，增收費用可以“帶動內需，搞活經濟”。我曾有個學生姓何，住校，一周生活費僅兩毛錢。米從家中背來，一年四季只吃床下
罐子里的泡菜，常吃得流鼻血，那兩角錢不到万不得已不敢用。還有個姓王的，獨自一人進原始森林打筍子，然后蹬個破自行車跑几百里把筍子馱到成都荷花池賣，以湊學費。比他們景況好不了多少的這類學生，班上就有四五個(老板卻一個也沒有)，他們家存了几個億可想而知。
今晨，從初中一年級教室門前過，听見學童們齊誦數學定義：“減負等于加正。”我恍然大悟，原來是這么回事！
2000年4月27日 罰唱國歌
高一五班有個不學好的學生叫任濤，多次陰陽怪气逗我班女生楊某，楊告到我這里。我把任叫來審問，看他一副鄉壩佬相，并無什么街痞流气，承認錯誤也很誠懇，心中甚疑，放了他。打听他的同寢室學生蘭進，一听，把我逗樂了。說是任濤遠住山鄉，家境貧寒，初來時的确老好。可有一次學友數人逛河堤，撞上一伙街痞，街痞們欺負他們的方式很別致，罰他們列隊舉手齊唱國歌。不唱，或唱不好就打。要命是最后一句：自那以后，任濤由萎靡不振轉而常搞惡作劇。
我一想到這事就忍不住笑，赶緊講給同事們听，哪知反而被一同事恥笑，說我久泡書齋，不懂縣情，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街皮罰唱國歌的事早不新鮮，東方公園熱鬧處時有發生。
我怀慚而歸，忍住笑仔細想，這些街痞們的心理實在值得分析。打一頓吧，太簡單，何況對方的冒犯程度還沒達到該打的地步；辱罵一頓吧，覺得既費口水又不新鮮，看來罰唱歌有趣。
罰唱什么呢？罰他們愛听愛唱的“黃歌”吧，他們舍不得“褻瀆”。想呀想，于是拿他們認為最沒味、可能在校時覺得倍受折磨、心有余寒的國歌來報复“小弟弟小妹妹們”。在他們心中，唱國歌絕對比挨罵，甚至比挨打更惱火，更侮辱人。當然，也有可能他們曾被比他們更老的一批街皮罰唱過國歌，這次也只是報复而已。不管怎么說，這玩笑也開得實在太刻薄、太惡毒了，是不是？但又不得不承認的确有點儿藝術性，比趙本山的全部小品和馮鞏、牛群的油嘴滑舌更黑、更幽默。
回頭再說任濤也奇怪。按理說這种事對學生不應形成什么“污辱”，更不應該成為他從此走向墮落的轉折點。他應該是越唱越自豪，越唱越精神，唱完歸來之后紅光滿面，從此更加健康豁達才順理成章。可怜他不能用多年受的意識形態教育來捍衛自己的心靈，而居然對那些壯烈的歌詞，豪邁的旋律麻木不仁，有權不用，卻一心只計較“被人強迫”這點身外小事，讓這小事凝聚、發酵成不可克服的焦慮，最終落得身心兩損，蔫頭蔫腦的。加之他性格內向，惡气得不到發泄，于是轉而對他人施行惡作劇、報复，成了個不成軍器的家伙。（听說后來終于退了學。）他會不會也去罰別人唱國歌呢？不敢想。
這事的一方可惡，一方可怜，一個學生就這么夭折了，不能不叫人唏噓再三。進而想到我們神圣的國歌，偉大的國體，完美的教育受到如此褻瀆与戲弄，作為子民，我悲憤不已。
2000年4月20日 讀《漢語史稿》打岔
今天，文字學里的一些問題解決不了，必須求助于音韻學，于是去复習王力的《漢語史稿》。這是他的力作，十年前讀時曾獲益非淺，可這回剛讀完緒論思想就發了岔，他的時代政治語太讓人受不了。一句一個斯大林，斯大林簡直成了串。兩句一個馬列主義指導一切，漢語史成了《聯共布党史》。只要一提到高本漢，前邊必須加個“資產階級語言學家”，討厭之極！
前一向讀陳寅恪、唐蘭，就沒有這种混帳話。我在書上批道：“剛讀陳寅恪、唐蘭之后來讀王力，如告別處士來听党衛軍訓話。”這种“假積極”話，緒論之后進入專業話題雖很少了，但仍不時出現。或許，他本身就信蘇俄那一套，不是假積極，相信漢語言學必須接受蘇俄語言學的指導才有出路。中國几十年來受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流毒甚深，語言學方面所受的災害不亞于政治、經濟方面，在這點上，我認為王力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當然，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信，只是時風叫他做這种姿態罷了。無論屬于哪一种情況，都證明了他的局限性。
相反，同是大學者的陳寅恪就卓爾不群，在拒絕周恩來請他出任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長的信中，他明說：搞研究不要只講政治，只講政治研究豈能不難?研究生不能是党團員。那信寫得傲骨錚錚，叫人替他捏一把汗。不管他說得對不對，敢如此說，就真不得了。現在，有些風把胡風吹過了頭，實際上，胡風沒有公開說過一個頂撞毛圣的字（最凶的一句就是不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背著說的“其實處處有生活”），相反，他發表的長詩《毛澤東》寫得肉麻之致。另一巨人梁漱溟，站在政協台上不下來，“今天一定要考驗一下主席和執政党有沒有這個听我說完的雅量”，但總給人一個“特別像比干”的印象，象陳先生那樣的話是絕對不敢說的。“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獨立精神終不如陳先生。也有一類人如唐蘭、錢鐘書，學問做得純之又純，表面上不問政治，實際上不知抵抗了多少政治騷擾脅迫，才保存了這份清醇，其難能可貴在彼時彼地也是可想而知的。至于想到學問政治一齊上的郭沫若，恐怕王力也只有佩服的勁，他常常自覺自愿舍學問以補政治（包括傾軋陳寅恪），實在辜負了他那絕世的天才。
2001年2月12日 爭取“不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太奢侈，我們是消受不起的，我常常心惊膽戰爭取的是“不言論”自由。比如今天，勒令全校師生員工必須匯入全縣浩浩蕩蕩的“万人簽名”，我就又一次用我耍賴的方式捍衛了我的“不言論自由”。
簽名干什么呢，譴責法輪功。從前年四月就一直疲勞轟炸到今天，輿論一天天升級，敵情一天天嚴重，各种各樣表態形式使我們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從前年到今天，我一個法輪功的人也沒見過，一頁法輪功的書也沒讀過（這小縣城里根本就沒有）。我猜想，即使碰上一個法老，讀了一本法書，我也不會去練什么功，就好象他們遇見我，讀了我的文章，不跟我走一樣自然。對一個我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想了解的東西譴什么責呢？我于是裝病。下午，學生、同事喜气洋洋回來譴責我：“何必那么認真！我們簽些什么克林頓呀、秦始皇呀、李洪志的，很好耍的。”我只有自卑，嘆息自己的确赶不上這代年輕人那种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豁達胸襟。
上個學期，天天听講“几個代表”，听完之后又听什么“代表們回頭看”，一直沒注意它們是什么東西。期末的一天，突然校長宣布：“必須寫好三千字的‘心得體會’才發獎金。”期末獎那么多，我可沒有效伯夷、叔齊公開去吃蕨雞苔的勇气，可也不愿硬編根本沒有的什么心得。大概當時我的臉色很難看，同事賴師知道我牛脾气又犯了，慢慢走過來，遞給我几頁紙，悄悄對我說：“我已經為你打印了一份。”我再鐵石心腸也被他的大慈大悲所感化，一迭連聲的說謝謝。回家展讀，我的大名赫然其上！虧他賴師想得出，說我如何如何認真學習了從總書記、省書記、市書記、縣書記直到校書記的重要講話，認識到什么什么，將要做什么什么……，看得我耳熱心跳。雖有作弊之嫌，還是決定明天鄭重其事的遞交上去。哪知第二天，校長突然又宣布：“打印的一律不要，必須手寫的。”一打听緣由，原來是那賴師的大作太出色，被大量盜版，打印室排起了串。几十份心得除了署名不同，個個長得如兵馬俑似的一致。我這下進退維谷，橫了心又裝病。可能被學生們太多的“心想事成”賀年卡祝福靈了，剛心想感冒，嗓子就真疼起來，然后是一身真疼起來，然后是打針、吃藥、臥床。惊動了校長，跑來看望（不敢怀疑?)
我敢這樣做，一是基于對人性惻隱之心的信賴，鄉諺云：雷公都不打吃飯人，何況病人！二是這搞法淵源已久，屢屢得手，放大了膽。第一次是在“文革”時，我們被編成“戰斗連”去魚鰍頂修路，我們這個排晚上擠在一間小屋里被一個姓殷的排長用竹棍指著挨一挨二地表決心。輪到我，我雙手抱頭放膝蓋上，死不開腔。最后，那殷排長說：“他實在頭疼就算了。”我的天窗就這樣被這位貧下中農給開了。真是點石成金啊！冥頑不化的我自學得這一手，厚著臉屢試不爽。
八九年學生在天安門鬧事，鬧得遠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我校也凶猛表態，凡識得字的人必須過關。學校新領導對我又有成見，巴不得把我弄成個什么好看的角色。可我仗著貧下中農所傳法寶，又順利過關。
去年大使館挨炸，大會總表態之后又細分到各班再表。大家正說：“表都表累了，休息一下。”哪知局里來了一串官員，扛著攝象机到我的“樣板班”攝象。我料想我那風燭般的特立獨行這回死定了，哪知老天爺怜鑒，那校長要親自導演，又讓我起死回生。被他指定的那班干部在台上接連擂了好几次桌子，慷慨陳詞還未過關（他總忍不住笑），台下學生奉命馬著臉憨盯著他。几個繃不住的女生實在熬不住，一下子趴在桌上全身笑得發抖。我本站攝象机背后，見有机可乘，說去端杯水，又溜了。
我教《正气歌》時就反复聲明過我不配，我是懦夫，我只能學學軟骨頭稱病不朝。大概從趙高指鹿為馬時，這种“表態文化”就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派殺气騰騰、鉤魂奪魄之勢。我還爭取什么言論自由呢？能夠有不言論的自由就算命大福大，可以偷著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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