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1998年12月28日 读《水浒的灾难》
这篇文章（《读书》12期）面对眼下的“水浒热”公开宣布：《水浒》是一部坏书。作者对几十年来的“革命论”大张挞伐。谴责了始作俑者吴趼人和陈独秀，顺便也小心翼翼地烧了一下后来的伟大领袖。文章否定“农民革命”之说，首先分析了一百零八将的成分，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地道农民”；行动呢，更说不上什么“革命”，只不过是一伙纯粹为了“金砖”而烧杀掳虐的“好乱之徒”罢了。又引了许多金圣叹封杀此书的判词，尤其谴责宋江罪魁祸首的作用。说他以“忠义”之名欺骗了一百零七将，而后世的好乱之徒们又用这“忠义”反过来美化他。其实他们既无一点忠亦无一点义。现在这些掀起“水浒热”的人，“他们都是后世的好乱之徒”。
这个提法还是算比较惹眼的，文章用了继批判义和团以来最为激烈的措辞，从宋江的“替天行道”，一直批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很有煽动性。
这才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水浒》是张什么皮？如此多灾多难？如此让古今“配合中心工作”的时论家垂青？金圣叹骂《水浒》，我想，可能是认刚入主的满族为乱臣贼子篡位而指桑骂槐；陈独秀、毛泽东夸《水浒》，是因为那时正被人骂作匪，建国之后也不便立即就改口；“文革”中“四人帮”骂《水浒》，据说是想批“现代大儒”周恩来，生怕红卫兵造反不彻底；“文革”后“四人帮”落马，《水浒》顺便得平反；现在又批它，大概是嫌谁在“不安定”，在“发杂音”吧？著名作家邵燕祥语出惊人：“一直都称‘革命群众’的嘛，怎么一下变成了‘车匪路霸’？”反正，要造反，被人骂作匪时，梁山自是好汉；轮到骂别人为匪，要稳定时，宋江当然就成了蟊贼。《水浒》，一张皮也。
梁山人爱杀人，似乎的确有点乱杀人，但给人的总体印象还是杀坏官府的人、杀强人恶人。李逵劫法场、武松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确也有“杀得兴起，犹如砍瓜切菜”，滥杀无辜、野性太浓之嫌。但，凡看过《水浒》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主流，至多算个“防卫过当”罢了。一般都是官逼在前，民反在后；先被恶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前，铤而走险怒杀恶人而后生在后。
王静、林冲、解珍、解宝……这些人的冤屈当作典型看，而不应当按书中比例去计算。高俅、毛太公、曾头市、祝家庄……这些恶势力想来亦属寻常。官民矛盾、霸民矛盾普遍而尖锐，大至宋江、方腊，小至剪径的李鬼，遍地都是，即为明证。象林冲者流，被人逼到那步田地还不杀人，还要去求助于什么“王法”，是不是反而有点既“不懂法”且不通人性？手中玩着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那时的官，以及养尊处优的现代书呆子，是没有资格谴责林冲之流不遵法的，他要打要杀的就是你这个混账法！往天看罗清河的《方脑壳演义》，专写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刁民”们行偷鸡摸狗诈骗之事。抽象的护法者们当然看不顺眼，当然觉得“别人再无义，我也不能无礼”，应该守法，应该依法办事。这是因为这些小白脸们从来就没有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的经历，根本没法体会那是一种什么日子，生人啃死人肉是什么景象。在这种前提下讲王法，讲规矩，连毛泽东都不屑。《封神演义》中有个“闻太师”，《悲惨世界》中有个“沙威”，一脸的护法庄严，其实不过助纣为虐罢了。本文作者不去找高俅、童贯出气，却来寻李逵、武松擦痒；不敢找发动、领导“文革”的人算账，却来骂红卫兵野蛮恐怖，骂四类分子保命拼命。
这“理论”岂是一句“欺软怕硬”了得。
2000年3月4日 关于“减负”
近年教育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减负”。本来，这话一直就有人说，说归说，听归听，大家还是各行其是。往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杀了母亲，报上不说忤逆子杀母，不说儿杀母，而大
书特书“学生杀母”，于是把减负的闹剧演得怒潮澎湃、有声有色，连我们敬爱的总书也声泪俱下地写了批评教育界的信。而教育界的罪魁当然不可能是大大小小的决策人，肯定也不可能是学生及其家长，挨炮火的自然就剩下站讲台、布置作业的人了。我辈自知罪孽深重，埋头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的同时，心里也真盼着减负成功，少上课少改作业，多溜达多拿钱，早日由温饱进入小康。
过了许多日子，从报纸上倒是不断传来减负大获全胜的捷报，可我们的教学生活却仍然与慈悲的教育部对着干。不叫减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耍星期六，每天按老传统上七节课。自减负以来，增为八节，周末上半天课，高三的夜自习增加一个小时，连星期天都不准休息。一打听外边各地名校经验，我期，而且现在仍然纹丝不动。看来好学校，好教书匠就是有工作狂，耍不住，仇恨减负。
再说另一“负”学费。我辈两元钱读一学期的“穷过度”干法当然不能提了，那时是原始“社会主义”，而现在是豪华型“有特色的”，你一提，人家说你忆甜思苦。就说说大叫减负之前吧，几年来，一个高中生的学杂费从三四百一期直涨到今年的八百多。学生、家长、社会指着教师鼻子骂，可教师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项目，用往何处，或明知有车匪路霸搭了车也不敢说。大学就更“超导”了，前一届我的学生上重点，一年交一千多点 ，接下来是四千左右，今年一路飙升到五六千、六七千，如果还有点什么特殊要求，可以收到五六万。报上的“理论”
说，还要“每年递增”。因为据说老百姓存款有六万多个亿，增收费用可以“带动内需，搞活经济”。我曾有个学生姓何，住校，一周生活费仅两毛钱。米从家中背来，一年四季只吃床下
罐子里的泡菜，常吃得流鼻血，那两角钱不到万不得已不敢用。还有个姓王的，独自一人进原始森林打笋子，然后蹬个破自行车跑几百里把笋子驮到成都荷花池卖，以凑学费。比他们景况好不了多少的这类学生，班上就有四五个(老板却一个也没有)，他们家存了几个亿可想而知。
今晨，从初中一年级教室门前过，听见学童们齐诵数学定义：“减负等于加正。”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2000年4月27日 罚唱国歌
高一五班有个不学好的学生叫任涛，多次阴阳怪气逗我班女生杨某，杨告到我这里。我把任叫来审问，看他一副乡坝佬相，并无什么街痞流气，承认错误也很诚恳，心中甚疑，放了他。打听他的同寝室学生兰进，一听，把我逗乐了。说是任涛远住山乡，家境贫寒，初来时的确老好。可有一次学友数人逛河堤，撞上一伙街痞，街痞们欺负他们的方式很别致，罚他们列队举手齐唱国歌。不唱，或唱不好就打。要命是最后一句：自那以后，任涛由萎靡不振转而常搞恶作剧。
我一想到这事就忍不住笑，赶紧讲给同事们听，哪知反而被一同事耻笑，说我久泡书斋，不懂县情，少所见而多所怪也，街皮罚唱国歌的事早不新鲜，东方公园热闹处时有发生。
我怀惭而归，忍住笑仔细想，这些街痞们的心理实在值得分析。打一顿吧，太简单，何况对方的冒犯程度还没达到该打的地步；辱骂一顿吧，觉得既费口水又不新鲜，看来罚唱歌有趣。
罚唱什么呢？罚他们爱听爱唱的“黄歌”吧，他们舍不得“亵渎”。想呀想，于是拿他们认为最没味、可能在校时觉得倍受折磨、心有余寒的国歌来报复“小弟弟小妹妹们”。在他们心中，唱国歌绝对比挨骂，甚至比挨打更恼火，更侮辱人。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曾被比他们更老的一批街皮罚唱过国歌，这次也只是报复而已。不管怎么说，这玩笑也开得实在太刻薄、太恶毒了，是不是？但又不得不承认的确有点儿艺术性，比赵本山的全部小品和冯巩、牛群的油嘴滑舌更黑、更幽默。
回头再说任涛也奇怪。按理说这种事对学生不应形成什么“污辱”，更不应该成为他从此走向堕落的转折点。他应该是越唱越自豪，越唱越精神，唱完归来之后红光满面，从此更加健康豁达才顺理成章。可怜他不能用多年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捍卫自己的心灵，而居然对那些壮烈的歌词，豪迈的旋律麻木不仁，有权不用，却一心只计较“被人强迫”这点身外小事，让这小事凝聚、发酵成不可克服的焦虑，最终落得身心两损，蔫头蔫脑的。加之他性格内向，恶气得不到发泄，于是转而对他人施行恶作剧、报复，成了个不成军器的家伙。（听说后来终于退了学。）他会不会也去罚别人唱国歌呢？不敢想。
这事的一方可恶，一方可怜，一个学生就这么夭折了，不能不叫人唏嘘再三。进而想到我们神圣的国歌，伟大的国体，完美的教育受到如此亵渎与戏弄，作为子民，我悲愤不已。
2000年4月20日 读《汉语史稿》打岔
今天，文字学里的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必须求助于音韵学，于是去复习王力的《汉语史稿》。这是他的力作，十年前读时曾获益非浅，可这回刚读完绪论思想就发了岔，他的时代政治语太让人受不了。一句一个斯大林，斯大林简直成了串。两句一个马列主义指导一切，汉语史成了《联共布党史》。只要一提到高本汉，前边必须加个“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讨厌之极！
前一向读陈寅恪、唐兰，就没有这种混账话。我在书上批道：“刚读陈寅恪、唐兰之后来读王力，如告别处士来听党卫军训话。”这种“假积极”话，绪论之后进入专业话题虽很少了，但仍不时出现。或许，他本身就信苏俄那一套，不是假积极，相信汉语言学必须接受苏俄语言学的指导才有出路。中国几十年来受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流毒甚深，语言学方面所受的灾害不亚于政治、经济方面，在这点上，我认为王力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然，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信，只是时风叫他做这种姿态罢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证明了他的局限性。
相反，同是大学者的陈寅恪就卓尔不群，在拒绝周恩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的信中，他明说：搞研究不要只讲政治，只讲政治研究岂能不难?研究生不能是党团员。那信写得傲骨铮铮，叫人替他捏一把汗。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敢如此说，就真不得了。现在，有些风把胡风吹过了头，实际上，胡风没有公开说过一个顶撞毛圣的字（最凶的一句就是不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背着说的“其实处处有生活”），相反，他发表的长诗《毛泽东》写得肉麻之致。另一巨人梁漱溟，站在政协台上不下来，“今天一定要考验一下主席和执政党有没有这个听我说完的雅量”，但总给人一个“特别像比干”的印象，象陈先生那样的话是绝对不敢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独立精神终不如陈先生。也有一类人如唐兰、钱钟书，学问做得纯之又纯，表面上不问政治，实际上不知抵抗了多少政治骚扰胁迫，才保存了这份清醇，其难能可贵在彼时彼地也是可想而知的。至于想到学问政治一齐上的郭沫若，恐怕王力也只有佩服的劲，他常常自觉自愿舍学问以补政治（包括倾轧陈寅恪），实在辜负了他那绝世的天才。
2001年2月12日 争取“不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太奢侈，我们是消受不起的，我常常心惊胆战争取的是“不言论”自由。比如今天，勒令全校师生员工必须汇入全县浩浩荡荡的“万人签名”，我就又一次用我耍赖的方式捍卫了我的“不言论自由”。
签名干什么呢，谴责法轮功。从前年四月就一直疲劳轰炸到今天，舆论一天天升级，敌情一天天严重，各种各样表态形式使我们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从前年到今天，我一个法轮功的人也没见过，一页法轮功的书也没读过（这小县城里根本就没有）。我猜想，即使碰上一个法老，读了一本法书，我也不会去练什么功，就好象他们遇见我，读了我的文章，不跟我走一样自然。对一个我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想了解的东西谴什么责呢？我于是装病。下午，学生、同事喜气洋洋回来谴责我：“何必那么认真！我们签些什么克林顿呀、秦始皇呀、李洪志的，很好耍的。”我只有自卑，叹息自己的确赶不上这代年轻人那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豁达胸襟。
上个学期，天天听讲“几个代表”，听完之后又听什么“代表们回头看”，一直没注意它们是什么东西。期末的一天，突然校长宣布：“必须写好三千字的‘心得体会’才发奖金。”期末奖那么多，我可没有效伯夷、叔齐公开去吃蕨鸡苔的勇气，可也不愿硬编根本没有的什么心得。大概当时我的脸色很难看，同事赖师知道我牛脾气又犯了，慢慢走过来，递给我几页纸，悄悄对我说：“我已经为你打印了一份。”我再铁石心肠也被他的大慈大悲所感化，一迭连声的说谢谢。回家展读，我的大名赫然其上！亏他赖师想得出，说我如何如何认真学习了从总书记、省书记、市书记、县书记直到校书记的重要讲话，认识到什么什么，将要做什么什么……，看得我耳热心跳。虽有作弊之嫌，还是决定明天郑重其事的递交上去。哪知第二天，校长突然又宣布：“打印的一律不要，必须手写的。”一打听缘由，原来是那赖师的大作太出色，被大量盗版，打印室排起了串。几十份心得除了署名不同，个个长得如兵马俑似的一致。我这下进退维谷，横了心又装病。可能被学生们太多的“心想事成”贺年卡祝福灵了，刚心想感冒，嗓子就真疼起来，然后是一身真疼起来，然后是打针、吃药、卧床。惊动了校长，跑来看望（不敢怀疑?)
我敢这样做，一是基于对人性恻隐之心的信赖，乡谚云：雷公都不打吃饭人，何况病人！二是这搞法渊源已久，屡屡得手，放大了胆。第一次是在“文革”时，我们被编成“战斗连”去鱼鳅顶修路，我们这个排晚上挤在一间小屋里被一个姓殷的排长用竹棍指着挨一挨二地表决心。轮到我，我双手抱头放膝盖上，死不开腔。最后，那殷排长说：“他实在头疼就算了。”我的天窗就这样被这位贫下中农给开了。真是点石成金啊！冥顽不化的我自学得这一手，厚着脸屡试不爽。
八九年学生在天安门闹事，闹得远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我校也凶猛表态，凡识得字的人必须过关。学校新领导对我又有成见，巴不得把我弄成个什么好看的角色。可我仗着贫下中农所传法宝，又顺利过关。
去年大使馆挨炸，大会总表态之后又细分到各班再表。大家正说：“表都表累了，休息一下。”哪知局里来了一串官员，扛着摄象机到我的“样板班”摄象。我料想我那风烛般的特立独行这回死定了，哪知老天爷怜鉴，那校长要亲自导演，又让我起死回生。被他指定的那班干部在台上接连擂了好几次桌子，慷慨陈词还未过关（他总忍不住笑），台下学生奉命马着脸憨盯着他。几个绷不住的女生实在熬不住，一下子趴在桌上全身笑得发抖。我本站摄象机背后，见有机可乘，说去端杯水，又溜了。
我教《正气歌》时就反复声明过我不配，我是懦夫，我只能学学软骨头称病不朝。大概从赵高指鹿为马时，这种“表态文化”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派杀气腾腾、钩魂夺魄之势。我还争取什么言论自由呢？能够有不言论的自由就算命大福大，可以偷着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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