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中:三個代表還是「三大控制」?

朱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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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5日】對「三個代表」這一「創新理論」,江澤民定位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要求中共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年多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推廣,雖然表面上已獲得相當部份黨員的贊同、擁護,但也一再遭到黨內的公然抵制,暗中反對。2001年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上,要出席者投票通過「三個代表」,結果有八十多人棄權,占出席人數的四分之一。接著,各省黨內接連不斷傳出對這一新理論的質疑、抵觸之異音,其中不少來自中共理論重鎮的部份黨員,如中央黨校,天津、河北、貴州、四川等地的社會科學院。此外潛在的反對者也為數不少。像這股強勁的異音,為中共第一、二代核心發表重要新論時所少見。這反映出,第三代核心的權威,比前兩代輕薄多了,而「三個代表」本身的不實之詞,也難以令人信服。今天即使「三個代表」,已被列入黨章,但大陸不少官員、學者說:「三個代表」,不在中國,不在黨中央,而在美國。對它潛在的異議,可見其普遍性。

哪個黨都難當這「三個代表」

  有人說,理論是客觀事實的抽象、概括,如果背離事實,那就不會是正確的理論。「三個代表」論的核心思想、或說它的三個總概念、即三個「始終代表說」,假若把它們拿來同中共八十年發展史對照一下,將會發現太多理論與實際不符的謬誤。

  江澤民說:「我們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要求」。先進生產力是生產力的一部份,沒有發達的普通生產力,就不會有先進生產力。那麼為何只提代表「先進」的,而不代表「普通」的呢?這裡藏有玄機,暫且不表。倒要先問問,一個政黨,真能「始終代表」一個國家的先進生產力要求嗎?西方主張政治民主與自由經濟的政黨,不論執政或在野,他們都認識到,要推動、提高本國的先進生產力,是艱鉅而又科學技術性很高的任務,只能讓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各項專才依照社會民眾普遍需要去自自然然地開拓、發展。在黨綱中絕不會寫上作這樣項目的「代表」,連曾是社會主義公(國)有制與計劃經濟開山老祖的前蘇共,其1977年經增修後通過的憲法第六條也寫道:「共產黨,決定蘇聯社會發展的總遠景:領導蘇維埃人民之偉大建設活動」,僅談‘領導’與‘決定’,也不便自封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江先生會說,這是我們「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然而,這種「創新」,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嗎?

  對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仔細作分析便會發現,從能自立走動的原始人開始,六十多萬年來,生產力是靠人類的雙手和智慧共同開拓、創造,自自然然地開始,自自然然地發展。再順著漸漸形成而又不易為人察覺的經濟規律,一波又一波、長江後浪推前浪地不斷向前推進和演變。當年,剛能直立的人類始祖,如地球上所有動物一樣,先為個人,後又為家人能填飽肚子,求得生存必需的食物,缺了它,原始人的生命就不能延續。這時誰也得不到別人的長期供應,自然也絕不可能從還未出現的市場買到。原始人求生的這「第一需要」(住、衣在其次),便成為人類生產力自自然然出現的一個重要內在推動力。時正「渾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蠻荒年代,未有部落,沒人指揮,原始人個個都自由地揮動著雙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和山嶺,捕捉野獸,採摘果實,有時還涉水江河抓魚,從而獲得維生的必需養料。如此經歷多少萬年,這狩獵,捕魚,採果等勞動及其延續人類生命的鉅大成果,便構成了最原始最低級的生產力。

  早期人類一代復一代繁殖增長,依靠原有生產力獲取的食物,已出現供不應求的短缺現象。緊迫增添食物的新需求,以及因人的智力已有所提高所引發的多種新需要,如脫離茹毛飲血、赤身露體、居無定處的原始生活方式,增高了獵獸捕魚量的需求,以及以物易物新商品的普遍需要等等,這些都自自然然地促使勞動群體、特別是那些技高智強的能人,不斷自發地去探尋先進生產力。經過早期人類持久不懈的鑽研試驗,能帶動原始生產力進入文明開發境界的先進利器、工具、新生產方式,也接連不斷出現。幾十萬年後通過考古發掘,舊、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石鉆、石斧、石刀、石矛、石箭頭、骨針、粗魚網,雛型種植器具等等,都是證明。今天,這些都是生產工具中的小字輩,但在遠古,卻令生產力躍進一大步,令人類進入初期文明時代。在中國,伴隨他們出現的,便是留傳著燧人氏教民 鑽木取火享用熟食、神農導民種植得五穀等美麗傳說。

  從以上初步探索可以獲得兩點啟示:一、世界生產力是人類在原始時期,為了求生獲取食物這一重要需求而自自然然地開始和發展起來的。隨著早期人類多元物質需求的出現,在生產力有相當發展的基礎上,人類第一波先進生產力也自自然然地脫胎而出。「需」與「供」這兩大社會因素的形成和互動,使得人類自自然然、或說自自由由開拓了的生產力的經濟發展規律,在原始與遠古期已經形成,亦有利於人類社會需與供的平衡。之後幾十萬年,這規律雖然不斷遭遇干擾,破壞,甚至完全扭曲(如消滅私有制),以及它本身的弱點缺陷,但因它具有鉅大的潛藏影響力,亦不斷穿過礁石與險灘,與今日世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息息相連。那些曾違反這規律的皇朝和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一一受到懲罰而被巨流所淘汰了嗎?中共執政頭二、三十年,因毛澤東悍然扭曲這一規律,嚴重被壞生產力,不是仍然遺禍至今嗎?江澤民卻侈言中共在建立時就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註1)試問,這符合中共八十一年的歷史實踐嗎?!

  二、原始與早期人類開拓、深植的自自然然發展經濟的規律已啟示,古代、近代、現代各國經濟發展史亦表明,歷史上人類的物質精神需求,不管那個時期,都是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拓展的基本動力。而勞動群眾,特別是那些技高智強的能人,也總會自自然然地創造出新技術、新產(商)品去滿足人類的需要。首先,創造、發明者本身亦有同樣的需要,再者人與人(包括原始人)的信息溝通,以及自由市場出現與成熟之後,人、社會、國家不斷出現種種新需求的信息,傳播渠道更多,傳得更快更廣,因而更迅速地剌激、推動了種種相應新產品出現。其中傳統製造工業的產品已不能滿足人的需要,呼喚著新的先進生產力出現。敏感的私管企業如IBM微軟等,便進行某些具有重大價值的新產品研究,並接連成功,如計算機,電腦,硬件,軟件等等問世,投入市場,並為億萬民眾採用,這就昭示了先進生產力又朝前飛躍了一大步。須知,在以私有制為基礎、市場自由經濟為體制的現代國家內,以上這一切經濟活動及其鉅大社會效果,大體上都憑藉著民間和市場的溝通與互動,便可以有序地去完成。就算即使有弱點、弊病,紛爭,也不會成為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政府在此的職能,僅是規定法律給予商務的規範,和合理而適度的領導管理而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集團作它的代表。而民主國家的政黨只須管好本黨黨務、參加競選準備和料理黨的其它雜務就夠了,根本無須請它作本國的先進生產力代表,自然而各民主政黨的首領也沒想過要去當這麼一個代表。

  反觀中共,善於「與時俱進」的江澤民「核心」(現在是否變成隱形),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註2),自然還有他個人的想法,從唯我獨尊的高位,退下或不退,還是部份不退(效法於鄧?)之後怎樣維護自己的地位,影響,利益……為鞏固這一切,非有創新的理論就難以說(壓)服黨內外的異己者。經過兩年的包裝攻防,「三個代表」論,終於在中共十六大寫進了黨章。

  但是若認識經濟發展具有其自然性自由性的重要特質,並吸取歷史教訓,中共還是不宜再爭先自我定位,毛遂自薦地充當「中國先進生產力代表」。原因有三:一、1950年代初,執政還沒幾年,中共政權就通過消滅城鄉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和實行計劃經濟,控制了全國城鄉經濟命脈。此後多年強力集中數不清的大量人力、財力、物力去建設工業,也算是發展先進生產力吧。雖然取得一些成就,但與因重複建設,種種浪費所耗費的鉅大資源相比,這等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在這同時,因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重大經濟決策錯誤,扼殺了中華民族相承幾千年經濟自然發展的勢頭,導致國窮民困,廣大民眾長期遭受必需品嚴重短缺的痛苦;三年人為饑荒,更害得三千多萬人死於非命,全國元氣由此大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雖然一再對病入沉痾的國企體系──也即「先進生產力」進行治療,雖然小部份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挺立起來,為大陸經濟新發展立了功,但多數國企依然靠補貼,後來靠貸款艱難度日,弄得國營銀行背負的壞賬率占本身總資產的25%(有的說高達45%)因此,在改革中,能讓陷於崩潰邊緣的大陸經濟獲得轉機的主要動力,不是國企,而是對外引資本主義(先是港、臺、後是其它自由經濟國家),對內復蘇私有制,而這些內外經濟成份,都與人類幾千年來自自然然、自自由由地發展經濟的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可是四十多年前不知天高地厚、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中共,竟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腰斬了私有制命脈。傳說唐朝叛將安祿山篡皇位後曾將全國私田改為公田,但還不敢全面消滅私有制。因為這一「改」,便加速了他的滅亡。由於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共便一手發展經濟,一手破壞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而遺下嚴重創傷,至今難以完全治愈,此,是誤還是重罪?惟願海內外華人給予公議和公斷!當中共核心與高層至今對此仍無半點公開自省與道歉的時候,竟然自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能說服什麼人呢?奉勸中共自覺撤銷這個「代表」,黨,再不要像過去一樣,過多、過深地去控制與干擾大陸經濟了。

  三、近些年,中共談政體改革,常提出「黨政分離」,「政企分離」。後者的改革,為了讓國營企業能在經營上獨立自主,發揮積極性,轉虧為盈。這一改革似乎進展得較好。而「黨政分離」就大大滯後了。國企改革,由朱鎔基總理管。但兩年前一陣子,江總書記也插手去管,親自主持國企改革會議,據說朱總理未獲邀與會。兩者意見一致還好,若然分歧一大,而中共歷來是黨大於政,即使總書記的點子不妥,總理也得服從,過去毛澤東不也常插手本應由政府首長管的經濟政務嗎?可是主席權大,他帶有嚴重錯誤的經濟指示,即使下屬高官一再提出不同意見,可主席不接受,恃權強制全國執行,結果連闖大禍,如「三面紅旗」等等。今天江澤民軟硬兼施將「三個代表」寫進黨章,將來假若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策略上,新總書記提出指示,又因他是本黨的第一個「代表」,總理與部長就是有異議,也只好「奉命」執行。再加上中共從來「黨政不分」,「黨大於政」,那些錯誤主張便常常得以實施。因此,即使是從沉重的歷史教訓來說,「三個代表」也不該列入黨章,避免重蹈覆轍。

  四、過去,中共發展經濟習慣政治掛帥。「寧食社會主義的草,不吃資本主義的苗」,便是經典說法。當毛澤東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指示各省要開展本地獨立工業體系大規模建設時,不管資源是否具備,為緊跟毛主席,各省黨委便一窩蜂上馬。當這陣政治風颳過以後,全國一普查,同類產品工廠太多了,許多貨買不出去,形成「重複建設」,虛耗無數人民血汗錢。今天黨「核心」又號召當先進生產力代表,為了保持同中央一致,難保各省市黨委不會在新時期犯老毛病。總而言之,中共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政制一天不改掉,而中央第一把手又常作不切實際的號召、佈署,政治上;定會出新問題,經濟上也會出新問題。以上分析說明,「三個代表」中的「第一個」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還包含著「計劃經濟」的「幽靈」和遺毒。

  「三個代表」的第二個,就是江澤民說的:「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一個政黨有這樣大的能量嗎?答案是:不可能。文化,最簡單的註釋是,人類歷史和現實生活實踐的總和。可見它包涵若海,深達千仞。中共八十年實踐的總和表明,從質量說,它代表的文化方向是與先進逆向而走的。政治?它的第一代核心毛澤東早已自我標榜: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這句話就道出中共的政治文化,比二千多年前的秦皇朝更專制更反動,實踐也是這樣。而第三代核心江澤民口口聲聲要繼承發揚毛澤東思想,並用大油畫描繪出與毛、鄧同列,那不是自我表白,三代核心是一鼻孔出氣,都是專制、高壓而已。而大量的文化、新聞都為這反先進的反動政治服務,試問如此,中共有何能去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呢!?幾年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評說,中共是走在歷史的錯誤方向上。從數量看,中共區區一個落後至極的政黨,更無能耐代表中國的先進文化方向。

  至於「三個代表」的第三個,江澤民說:「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試問什麼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解放」、「站立起來了」?不錯,那是對中共及少數特殊階層而言。幾十年來,廣大受苦受壓的民眾何曾受到過這樣的利益?何況目前大陸眾多「弱勢團體」,「弱勢民眾」,不是正在遭受中共的「二薦苦」嗎?!幾年來,不少城市工人因工資、退休金被拖延不發,醫療保險費激增而苦不堪言,此起彼落地示威抗議,一年之內能高達萬計,好些地區農民,反對苛捐雜稅和幹部蠻橫害民而集會示威,也時有所聞。這些不是都對「始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說最有力的批判嗎!?如果不是中共軟硬兼施並見效,這眾多抗議活動,可能早已聯成為另一次「六‧四」民主運動了。

  從以上歷史、現實去分析,這三個方面幾乎包含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整體,無疑須要政府合理、適度的領導、管理、組織和推動,但無須任何人、任何政黨去充當它們的「代表」。客觀規律表明如此,為何江澤民竟要費九牛二虎之力,非把「三個代表」納入黨章不可?而中共十六大集所謂政治、文化、經濟菁英於一堂,而他們的大多數卻盲從地舉手通過,豈不令局外人費解。其實,只要除去「代表」兩字,把它們列入政府工作計劃即可。

權令智昏我什麼都可代表

  「三個代表」真是「創新理論」嗎?答曰是也不是。江澤民自詡中共要始終作這三方面的「代表」,就此點說確實堪稱「創新」。至於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在馬恩列斯的理論中,在前蘇共和中共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相應言論中,早已有反覆論述,那就輪不到他去創新了。

  先說那第一個「代表」吧。1950年,正是中共恢復國民經濟時期,有些報紙曾發出這樣的號召,要把國民黨留下的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發展生產力是我們的中心任務。1956年中共八大公告中特別強調,當前,我國先進的生產關係(註: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生產力落後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今後,我們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先進生產力。這些論點的思想本質,同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含義,基本一致,具體說法,只是因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至於「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江澤民解釋說:「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也是我們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他說得不少,其實就是要達到「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從思想上精神上正確武裝和不斷提高起來。(註3)這種以黨的文化、思想武裝群眾的論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時代的思想」(大意)。毛澤東也曾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思想一律,行動一律,輿論一律」。江澤民的代表先進文化說,同他老祖宗以上的論述,不是存在著微妙的異曲同工之處嗎?何來創新之有?至於「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說,馬列毛老祖宗就說得更多了。1917年,列寧為否定克倫斯基領導的走民主憲政道路的臨時政府,高呼為解放水深火熱中的俄國無產階級而武裝奪權,實行馬克思一再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效法列寧,也高呼要解放被壓在「三座大山」底下的中國人民,因而掀起內戰,揮舞槍桿子、筆桿子這雙槍,奪取了中華民國政權。為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在革命與執政過程中,毛澤東更不斷高唱「為人民服務」、「關心人民利益」這等高調。江澤民步其後塵,拾其牙慧,在這點上又有何創新!?
 
  「三個代表」內容的主導思想,既來自馬列毛,而老祖宗生前那一番番宏論,受歷史實踐與發展檢驗,證明部份荒謬,為害甚烈;部份無法兌現;部份只能局部實現。這類宏論既言而無信,明智者紛紛摒棄它。但不願政改、仍憑著老祖宗覆轍走的中共,政治與理論已走進死胡同。口頭上雖還常掛社會主義,可「老祖宗」曾為它描畫過的種種美景與幻想,已一個連一個地破滅。大陸經改廿多年,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所謂平等、清廉、治安好、高就業、公房、公費醫療等,不是消失,就是大打折扣。頑固不化不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江澤民之流,雖然不肯放下舊招牌,但無從再美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向黨內和民眾大發激勵人心的宏論,只好拾起「老祖宗」常談並補充新內容,湊成「三個代表」,並自我給予定位為「立黨之本」的「創新理論」,將之納入黨章。「北京觀察」專欄作者雲上風,2002年11月18日發表《三個代表在美國》這篇短評,寫道:一位年逾80的中共老一位理論家說,如果把「三個代表」往自己臉上貼,是「厚顏無恥」。

江澤民既然默許他與毛、鄧同列的「三代核心」油畫在大陸四外張揚,那麼讓他的「創新理論」、「三個代表」小冊子發行天下,就不足為奇了。

與時俱進和與權俱進

江澤民說「三個代表」的理論創新是「與時俱進」,此話頗有道理,不過應加一句,它也是與「權」俱進的。

  不少評論曾指出,「代表先進生產力」論中有一點含義,江澤民是為吸收資本家入黨,擴大黨的階級基礎,修改黨的性質,並為已成暴發戶的太子黨大開入黨之門,並晉升其中被認為政治可靠者到黨、政領導層,通過十六大這場大秀,確實證明資本家也已經名正言順地當上黨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了。而江氏這一論不愧為「與時俱進」  

因為,改革開放中,私、民營企業、個體戶(微型私企)發展神速,據大陸工商聯反映,到2001年末已達203萬多戶,就業人員27263萬人,年產值1萬9636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經濟年生產總值20.46%,占全國零售額達47.1%。2002年私營經濟又有較大的增長,消息說,去年它的年產值已超過大陸國民經濟一年總產值的四成。當它更壯大更成熟,並出現大批政治視野開闊、又有組織力的資方人員,民主自由訴求也會隨之增長,那將成為中共在政治競爭中強而有力的對手,甚至發展到會威脅現政權的安危。中共有見及此,早些年已秘密在私營企業建立它的基層組織,發展黨員,其中也有新興資本家。當已成事實才予以公開。據說目前私營企業中的黨組織已達十萬個。在這樣前提下,江澤民以「三個代表」的理論去肯定它,並列入黨章以鞏固它,其目的的就是要通過間接的途徑去控制私營經濟。此外,另兩個「代表」,也是為了在新時期新形勢中加強對文化界和政府系統的控制。正如有的評論指出,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論,有意加強中共同經濟、文化、政治三方面所謂「精英」人物結盟,同時加強對這三條戰線的控制力,以維護中共一黨專政。因此說「三個代表」也就是「三大控制」,是「與時俱進」也是「與權俱進」。但這並非江氏的創舉。中共建黨初期加入國民黨,抗日時期與國民黨第二次結盟,亦是以上所述兩種「俱進」的生動表現。不同的是,上兩次是為了「奪權」,眼前是為了「固權」。既固中共的權,也固江氏「大袍哥」的權,不論是顯形還是隱形,不論是眼前還是長遠。從這點看,江澤民倒還有點深謀遠慮。但大陸未來的發展,是否會依照他所想的軌跡而去,那就有待拭目以看了。

──轉自《黃花崗雜志》第6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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