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5日】对“三个代表”这一“创新理论”，江泽民定位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要求中共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年多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推广，虽然表面上已获得相当部分党员的赞同、拥护，但也一再遭到党内的公然抵制，暗中反对。２００１年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要出席者投票通过“三个代表”，结果有八十多人弃权，占出席人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各省党内接连不断传出对这一新理论的质疑、抵触之异音，其中不少来自中共理论重镇的部分党员，如中央党校，天津、河北、贵州、四川等地的社会科学院。此外潜在的反对者也为数不少。像这股强劲的异音，为中共第一、二代核心发表重要新论时所少见。这反映出，第三代核心的权威，比前两代轻薄多了，而“三个代表”本身的不实之词，也难以令人信服。今天即使“三个代表”，已被列入党章，但大陆不少官员、学者说：“三个代表”，不在中国，不在党中央，而在美国。对它潜在的异议，可见其普遍性。
哪个党都难当这“三个代表”
有人说，理论是客观事实的抽象、概括，如果背离事实，那就不会是正确的理论。“三个代表”论的核心思想、或说它的三个总概念、即三个“始终代表说”，假若把它们拿来同中共八十年发展史对照一下，将会发现太多理论与实际不符的谬误。
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没有发达的普通生产力，就不会有先进生产力。那么为何只提代表“先进”的，而不代表“普通”的呢？这里藏有玄机，暂且不表。倒要先问问，一个政党，真能“始终代表”一个国家的先进生产力要求吗？西方主张政治民主与自由经济的政党，不论执政或在野，他们都认识到，要推动、提高本国的先进生产力，是艰钜而又科学技术性很高的任务，只能让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各项专才依照社会民众普遍需要去自自然然地开拓、发展。在党纲中绝不会写上作这样项目的“代表”，连曾是社会主义公（国）有制与计划经济开山老祖的前苏共，其１９７７年经增修后通过的宪法第六条也写道：“共产党，决定苏联社会发展的总远景：领导苏维埃人民之伟大建设活动”，仅谈‘领导’与‘决定’，也不便自封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江先生会说，这是我们“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然而，这种“创新”，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吗？
对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仔细作分析便会发现，从能自立走动的原始人开始，六十多万年来，生产力是靠人类的双手和智慧共同开拓、创造，自自然然地开始，自自然然地发展。再顺着渐渐形成而又不易为人察觉的经济规律，一波又一波、长江后浪推前浪地不断向前推进和演变。当年，刚能直立的人类始祖，如地球上所有动物一样，先为个人，后又为家人能填饱肚子，求得生存必需的食物，缺了它，原始人的生命就不能延续。这时谁也得不到别人的长期供应，自然也绝不可能从还未出现的市场买到。原始人求生的这“第一需要”（住、衣在其次），便成为人类生产力自自然然出现的一个重要内在推动力。时正“浑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蛮荒年代，未有部落，没人指挥，原始人个个都自由地挥动着双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和山岭，捕捉野兽，采摘果实，有时还涉水江河抓鱼，从而获得维生的必需养料。如此经历多少万年，这狩猎，捕鱼，采果等劳动及其延续人类生命的钜大成果，便构成了最原始最低级的生产力。
早期人类一代复一代繁殖增长，依靠原有生产力获取的食物，已出现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紧迫增添食物的新需求，以及因人的智力已有所提高所引发的多种新需要，如脱离茹毛饮血、赤身露体、居无定处的原始生活方式，增高了猎兽捕鱼量的需求，以及以物易物新商品的普遍需要等等，这些都自自然然地促使劳动群体、特别是那些技高智强的能人，不断自发地去探寻先进生产力。经过早期人类持久不懈的钻研试验，能带动原始生产力进入文明开发境界的先进利器、工具、新生产方式，也接连不断出现。几十万年后通过考古发掘，旧、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石钻、石斧、石刀、石矛、石箭头、骨针、粗鱼网，雏型种植器具等等，都是证明。今天，这些都是生产工具中的小字辈，但在远古，却令生产力跃进一大步，令人类进入初期文明时代。在中国，伴随他们出现的，便是留传着燧人氏教民 钻木取火享用熟食、神农导民种植得五谷等美丽传说。
从以上初步探索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世界生产力是人类在原始时期，为了求生获取食物这一重要需求而自自然然地开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早期人类多元物质需求的出现，在生产力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第一波先进生产力也自自然然地脱胎而出。“需”与“供”这两大社会因素的形成和互动，使得人类自自然然、或说自自由由开拓了的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原始与远古期已经形成，亦有利于人类社会需与供的平衡。之后几十万年，这规律虽然不断遭遇干扰，破坏，甚至完全扭曲（如消灭私有制），以及它本身的弱点缺陷，但因它具有钜大的潜藏影响力，亦不断穿过礁石与险滩，与今日世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息息相连。那些曾违反这规律的皇朝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一受到惩罚而被巨流所淘汰了吗？中共执政头二、三十年，因毛泽东悍然扭曲这一规律，严重被坏生产力，不是仍然遗祸至今吗？江泽民却侈言中共在建立时就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注1）试问，这符合中共八十一年的历史实践吗？！
二、原始与早期人类开拓、深植的自自然然发展经济的规律已启示，古代、近代、现代各国经济发展史亦表明，历史上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不管那个时期，都是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拓展的基本动力。而劳动群众，特别是那些技高智强的能人，也总会自自然然地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商）品去满足人类的需要。首先，创造、发明者本身亦有同样的需要，再者人与人（包括原始人）的信息沟通，以及自由市场出现与成熟之后，人、社会、国家不断出现种种新需求的信息，传播渠道更多，传得更快更广，因而更迅速地剌激、推动了种种相应新产品出现。其中传统制造工业的产品已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呼唤着新的先进生产力出现。敏感的私管企业如ＩＢＭ微软等，便进行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新产品研究，并接连成功，如计算机，电脑，硬件，软件等等问世，投入市场，并为亿万民众采用，这就昭示了先进生产力又朝前飞跃了一大步。须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自由经济为体制的现代国家内，以上这一切经济活动及其钜大社会效果，大体上都凭借着民间和市场的沟通与互动，便可以有序地去完成。就算即使有弱点、弊病，纷争，也不会成为自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政府在此的职能，仅是规定法律给予商务的规范，和合理而适度的领导管理而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集团作它的代表。而民主国家的政党只须管好本党党务、参加竞选准备和料理党的其它杂务就够了，根本无须请它作本国的先进生产力代表，自然而各民主政党的首领也没想过要去当这么一个代表。
反观中共，善于“与时俱进”的江泽民“核心”（现在是否变成隐形），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注2），自然还有他个人的想法，从唯我独尊的高位，退下或不退，还是部分不退（效法于邓？）之后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影响，利益……为巩固这一切，非有创新的理论就难以说（压）服党内外的异己者。经过两年的包装攻防，“三个代表”论，终于在中共十六大写进了党章。
但是若认识经济发展具有其自然性自由性的重要特质，并吸取历史教训，中共还是不宜再争先自我定位，毛遂自荐地充当“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原因有三：一、１９５０年代初，执政还没几年，中共政权就通过消灭城乡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控制了全国城乡经济命脉。此后多年强力集中数不清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去建设工业，也算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吧。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与因重复建设，种种浪费所耗费的钜大资源相比，这等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在这同时，因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重大经济决策错误，扼杀了中华民族相承几千年经济自然发展的势头，导致国穷民困，广大民众长期遭受必需品严重短缺的痛苦；三年人为饥荒，更害得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全国元气由此大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虽然一再对病入沉痾的国企体系──也即“先进生产力”进行治疗，虽然小部分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挺立起来，为大陆经济新发展立了功，但多数国企依然靠补贴，后来靠贷款艰难度日，弄得国营银行背负的坏账率占本身总资产的２５％（有的说高达４５％）因此，在改革中，能让陷于崩溃边缘的大陆经济获得转机的主要动力，不是国企，而是对外引资本主义（先是港、台、后是其它自由经济国家），对内复苏私有制，而这些内外经济成分，都与人类几千年来自自然然、自自由由地发展经济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可是四十多年前不知天高地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共，竟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腰斩了私有制命脉。传说唐朝叛将安禄山篡皇位后曾将全国私田改为公田，但还不敢全面消灭私有制。因为这一“改”，便加速了他的灭亡。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共便一手发展经济，一手破坏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而遗下严重创伤，至今难以完全治愈，此，是误还是重罪？惟愿海内外华人给予公议和公断！当中共核心与高层至今对此仍无半点公开自省与道歉的时候，竟然自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能说服什么人呢？奉劝中共自觉撤销这个“代表”，党，再不要像过去一样，过多、过深地去控制与干扰大陆经济了。
三、近些年，中共谈政体改革，常提出“党政分离”，“政企分离”。后者的改革，为了让国营企业能在经营上独立自主，发挥积极性，转亏为盈。这一改革似乎进展得较好。而“党政分离”就大大滞后了。国企改革，由朱镕基总理管。但两年前一阵子，江总书记也插手去管，亲自主持国企改革会议，据说朱总理未获邀与会。两者意见一致还好，若然分歧一大，而中共历来是党大于政，即使总书记的点子不妥，总理也得服从，过去毛泽东不也常插手本应由政府首长管的经济政务吗？可是主席权大，他带有严重错误的经济指示，即使下属高官一再提出不同意见，可主席不接受，恃权强制全国执行，结果连闯大祸，如“三面红旗”等等。今天江泽民软硬兼施将“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将来假若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策略上，新总书记提出指示，又因他是本党的第一个“代表”，总理与部长就是有异议，也只好“奉命”执行。再加上中共从来“党政不分”，“党大于政”，那些错误主张便常常得以实施。因此，即使是从沉重的历史教训来说，“三个代表”也不该列入党章，避免重蹈覆辙。
四、过去，中共发展经济习惯政治挂帅。“宁食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便是经典说法。当毛泽东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指示各省要开展本地独立工业体系大规模建设时，不管资源是否具备，为紧跟毛主席，各省党委便一窝蜂上马。当这阵政治风刮过以后，全国一普查，同类产品工厂太多了，许多货买不出去，形成“重复建设”，虚耗无数人民血汗钱。今天党“核心”又号召当先进生产力代表，为了保持同中央一致，难保各省市党委不会在新时期犯老毛病。总而言之，中共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制一天不改掉，而中央第一把手又常作不切实际的号召、布署，政治上；定会出新问题，经济上也会出新问题。以上分析说明，“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还包含着“计划经济”的“幽灵”和遗毒。
“三个代表”的第二个，就是江泽民说的：“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个政党有这样大的能量吗？答案是：不可能。文化，最简单的注释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实践的总和。可见它包涵若海，深达千仞。中共八十年实践的总和表明，从质量说，它代表的文化方向是与先进逆向而走的。政治？它的第一代核心毛泽东早已自我标榜：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这句话就道出中共的政治文化，比二千多年前的秦皇朝更专制更反动，实践也是这样。而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口口声声要继承发扬毛泽东思想，并用大油画描绘出与毛、邓同列，那不是自我表白，三代核心是一鼻孔出气，都是专制、高压而已。而大量的文化、新闻都为这反先进的反动政治服务，试问如此，中共有何能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呢！？几年前，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评说，中共是走在历史的错误方向上。从数量看，中共区区一个落后至极的政党，更无能耐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方向。
至于“三个代表”的第三个，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问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解放”、“站立起来了”？不错，那是对中共及少数特殊阶层而言。几十年来，广大受苦受压的民众何曾受到过这样的利益？何况目前大陆众多“弱势团体”，“弱势民众”，不是正在遭受中共的“二荐苦”吗？！几年来，不少城市工人因工资、退休金被拖延不发，医疗保险费激增而苦不堪言，此起彼落地示威抗议，一年之内能高达万计，好些地区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和干部蛮横害民而集会示威，也时有所闻。这些不是都对“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说最有力的批判吗！？如果不是中共软硬兼施并见效，这众多抗议活动，可能早已联成为另一次“六‧四”民主运动了。
从以上历史、现实去分析，这三个方面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无疑须要政府合理、适度的领导、管理、组织和推动，但无须任何人、任何政党去充当它们的“代表”。客观规律表明如此，为何江泽民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非把“三个代表”纳入党章不可？而中共十六大集所谓政治、文化、经济菁英于一堂，而他们的大多数却盲从地举手通过，岂不令局外人费解。其实，只要除去“代表”两字，把它们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即可。
权令智昏我什么都可代表
“三个代表”真是“创新理论”吗？答曰是也不是。江泽民自诩中共要始终作这三方面的“代表”，就此点说确实堪称“创新”。至于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在马恩列斯的理论中，在前苏共和中共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相应言论中，早已有反复论述，那就轮不到他去创新了。
先说那第一个“代表”吧。１９５０年，正是中共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有些报纸曾发出这样的号召，要把国民党留下的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任务。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公告中特别强调，当前，我国先进的生产关系（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后，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这些论点的思想本质，同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含义，基本一致，具体说法，只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解释说：“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说得不少，其实就是要达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注3）这种以党的文化、思想武装群众的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时代的思想”（大意）。毛泽东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思想一律，行动一律，舆论一律”。江泽民的代表先进文化说，同他老祖宗以上的论述，不是存在着微妙的异曲同工之处吗？何来创新之有？至于“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说，马列毛老祖宗就说得更多了。１９１７年，列宁为否定克伦斯基领导的走民主宪政道路的临时政府，高呼为解放水深火热中的俄国无产阶级而武装夺权，实行马克思一再提倡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效法列宁，也高呼要解放被压在“三座大山”底下的中国人民，因而掀起内战，挥舞枪杆子、笔杆子这双枪，夺取了中华民国政权。为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在革命与执政过程中，毛泽东更不断高唱“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利益”这等高调。江泽民步其后尘，拾其牙慧，在这点上又有何创新！？
“三个代表”内容的主导思想，既来自马列毛，而老祖宗生前那一番番宏论，受历史实践与发展检验，证明部分荒谬，为害甚烈；部分无法兑现；部分只能局部实现。这类宏论既言而无信，明智者纷纷摒弃它。但不愿政改、仍凭着老祖宗覆辙走的中共，政治与理论已走进死胡同。口头上虽还常挂社会主义，可“老祖宗”曾为它描画过的种种美景与幻想，已一个连一个地破灭。大陆经改廿多年，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所谓平等、清廉、治安好、高就业、公房、公费医疗等，不是消失，就是大打折扣。顽固不化不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江泽民之流，虽然不肯放下旧招牌，但无从再美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向党内和民众大发激励人心的宏论，只好拾起“老祖宗”常谈并补充新内容，凑成“三个代表”，并自我给予定位为“立党之本”的“创新理论”，将之纳入党章。“北京观察”专栏作者云上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发表《三个代表在美国》这篇短评，写道：一位年逾８０的中共老一位理论家说，如果把“三个代表”往自己脸上贴，是“厚颜无耻”。
江泽民既然默许他与毛、邓同列的“三代核心”油画在大陆四外张扬，那么让他的“创新理论”、“三个代表”小册子发行天下，就不足为奇了。
与时俱进和与权俱进
江泽民说“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是“与时俱进”，此话颇有道理，不过应加一句，它也是与“权”俱进的。
不少评论曾指出，“代表先进生产力”论中有一点含义，江泽民是为吸收资本家入党，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修改党的性质，并为已成暴发户的太子党大开入党之门，并晋升其中被认为政治可靠者到党、政领导层，通过十六大这场大秀，确实证明资本家也已经名正言顺地当上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了。而江氏这一论不愧为“与时俱进”
因为，改革开放中，私、民营企业、个体户（微型私企）发展神速，据大陆工商联反映，到２００１年末已达２０３万多户，就业人员２７２６３万人，年产值１万９６３６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经济年生产总值２０．４６％，占全国零售额达４７．１％。２００２年私营经济又有较大的增长，消息说，去年它的年产值已超过大陆国民经济一年总产值的四成。当它更壮大更成熟，并出现大批政治视野开阔、又有组织力的资方人员，民主自由诉求也会随之增长，那将成为中共在政治竞争中强而有力的对手，甚至发展到会威胁现政权的安危。中共有见及此，早些年已秘密在私营企业建立它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其中也有新兴资本家。当已成事实才予以公开。据说目前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已达十万个。在这样前提下，江泽民以“三个代表”的理论去肯定它，并列入党章以巩固它，其目的的就是要通过间接的途径去控制私营经济。此外，另两个“代表”，也是为了在新时期新形势中加强对文化界和政府系统的控制。正如有的评论指出，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论，有意加强中共同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所谓“精英”人物结盟，同时加强对这三条战线的控制力，以维护中共一党专政。因此说“三个代表”也就是“三大控制”，是“与时俱进”也是“与权俱进”。但这并非江氏的创举。中共建党初期加入国民党，抗日时期与国民党第二次结盟，亦是以上所述两种“俱进”的生动表现。不同的是，上两次是为了“夺权”，眼前是为了“固权”。既固中共的权，也固江氏“大袍哥”的权，不论是显形还是隐形，不论是眼前还是长远。从这点看，江泽民倒还有点深谋远虑。但大陆未来的发展，是否会依照他所想的轨迹而去，那就有待拭目以看了。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6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