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就在最近，中美台兩岸三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吃惊的消息，早期是陳文英雙重間諜案，最近又是高瞻非法走私認罪案。而中美之間從人民幣升值，貿易摩擦到反傾銷訴訟案，大陸台灣又因為台灣公投引發兩岸關系緊張。一時間，我也收到了眾多的讀者來信，很多朋友關心我，并勸告我最近還是少寫文章，不要攪到混戰中去。也有讀者在海內外中文論壇發文質詢了很多問題，諸如：草庵居士是否也是中共間諜？草庵居士為什么會和美國官員關系密切的同時又和中共官員也親密無間？為什么草庵居士支持法輪功還能和我党領導人合影？草庵居士為什么會在今年五月和九月提前半年就透露出了溫家寶總理將在十二月訪問美國的事情？更有讀者連篇累牘地大量在海外中文論壇上文攻擊，并指責我參与“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并作為發起人之一是別有用心，是准備詐騙錢財等等。
對我而言，讀者質疑是很正常的事情，個人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個人對自由与民主是這樣的理解，自由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應該擁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我們絕對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民主則是一种妥協，是協商，是在自由的基礎上，使得每個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同時形成一個最大，最有利的公共環境。每個人及事物都有各自的不同側面，我們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看待每個不同色彩的人或事物。特別是在我們尚不能全面了解事情全部的情況下就判斷這個人的黑与白，更不能替人定罪。同樣，當我們觀察中國的事情時，我們也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來對待中國的事務。就如同我曾講過的那樣：中國的事情是复雜的，我們既要承認中共的進步，也要承認中國經濟的進步，但我們在承認進步的同時，我們必須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戒心，這就是我們需要保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我們要堅持監督政府，批評政府的權利。真正的愛國者不是拍馬屁，不是用原則換取經濟利益，而是做一個清醒的，獨立的監督者。早在1998年，我受洛衫磯中國領事館邀請參加該館舉辦的國慶宴會上見到陳文英女士時，我曾對她說：“愛國不是阿諛奉承，不是利益交換，我們需要對中國政府及官員講出我們的意見，只有如此，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后來，陳文英女士發出了對法輪功的指責，當時几位朋友曾詢問我的看法，我當時就說：“陳生活在美國，享受美式的自由和民主，而對法輪功的指責是她自己對民主和自由的踐踏”。就在轉天，我打電話對她說：“你不喜歡法輪功，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這种行為只能是阻礙中國民主進程，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你不是愛國，是害國……”
今年11月初參加中美關系會議，有机會和很多國內的學者，官員進行長時間及坦率的交談。在討論的問題中涉及了很多方面。我在交談中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就是，每個中國學者和官員都認識到了中國大陸目前的現狀是十分危急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處于一個暴風雨來臨之際，談到改革也是人人贊同，并都表示必須要抓緊才能防止中國未來的危机。但在談到改革的實質問題時又都列舉了眾多的困難。強調穩定及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很多國內學者在談到中國問題和改革的時候几乎沒有例外的都涉及到了中國的體制問題。但又都在輕描淡寫地回避這個實質性的問題。
中國怎么了？難道就陷入了一個百年都走不出的惡性循環的怪圈？中國的問題又在哪里呢？其實，說起來，這又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就是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中國不缺乏改革者，但當改革者一旦掌握了權利，各种利益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改革者就會停頓，就會因為個人的利益而膽怯，就會失去改革的勇气，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就會放棄整個民族的利益。就會失去改革的動力。各位誰又看到了執政者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會做損害自己的利益的事情？這就是人性惡的一面。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正如國內某位部長級官員所言：“縱觀中國百年歷史，每次變革都無一不是在外界壓力下進行的，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沒有外界壓力，政府永遠不會變革……”
中國加入WTO已經兩年了，當年，中國內部的改革派為了未來，不得不用損失中國經濟利益的方式加入WTO來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但在今天，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盡管損失了經濟利益，但WTO并沒有能有效地推動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國政治改革仍在停滯不前，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是處于倒退的現狀，更嚴厲的言論封鎖和對自由的壓制，使得中國的民主与自由嚴重的壓抑。也使得中國錯過了最佳的改革時期，更致使中國內部的問題嚴重從從，處于火山爆發的危險境地。
難道中國就沒有希望了嗎？
不，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中國改革的希望就在各位的手中。只要我們能夠給中共施加強大的政治与經濟壓力，我們每個平民百姓都可以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加入WTO的現實，將中國的問題司法化，國際化，用合法的合乎、程序的司法手段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也是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
在2001年，中國即將加入WTO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這樣說：“中國加入WTO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經濟，而是法律。這個問題牽涉到整個中國的國本，也牽涉到中國百姓的具體利益。您可能听到了關于网絡域名的官司，這是宣告中國企業在法律上失敗的第一步，而這個問題在今后會更加嚴重。特別是全球信息化，一旦中國企業失去了信息化的优勢，中國企業失敗的將更慘重。而信息化是目前中國与國際上技術和產業方面差距最小的產業，海外企業全力以赴來壓制有其目的，而這又与中國政府的態度有關并与法律有關。在以后你可能會看到美國法院宣判中國企業或百姓法律敗訴，中國法院和警察要幫助美國法院、日本法院或德國法院執法的奇怪現象。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不超過三年就會出現，中國司法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實際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可惜的是中國百姓和企業尚未看到這點，尚未意識到未來的險惡。至少在目前看，中國更改憲法已經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了。所以，當中國不得不面對法律變革的時候，這就決定了中國將走一條与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新路，這樣的變化怎么能不影響中國的未來？”
時間沒有經過三年，僅僅在中國加入WTO一年的時間里，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宁省政府的華晨汽車案件就出現了。盡管中國遼宁省政府顯示了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式，在美國法院第一次寄送法院傳票的時候中國政府大義凜然地拒絕了，并通過外交發言人發表了“嚴正聲明”，但在第二次美國外交照會中仍不得不接受了美國法院的傳票。這使得中國地方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視一個讓中國政府非常難堪的局面，這就是中國政府（或地方政府）不得不前往美國，接受美國法院的裁決和審判。這樣的結果，也讓眾多的中國法律專家丟盡了臉面。就在不久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及WTO后的中國法律問題，曾惹得中國最高法院的高級法官對本人大發雷霆，當眾破口大罵，指責本人無恥，造謠惑眾，污蔑，別有用心攻擊中國政府等等。而今天的仰融事件無疑是給了這些誤國害民的法官和法律專家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我不知道這次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宁省政府的最后結果是什么，但我相信，仰融先生給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帶來了一個丰碑式的先創。這就是中國加入WTO后的如何与國際法律接軌的問題，如何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司法化，國際化，讓國際慣用法律約束并促進中國政治和司法改革。用外部的力量，國際社會的司法力量和經濟壓力促進中國政治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
對于中國的民主進程，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認識，部分人感到悲觀失望，也有部分人鼓吹暴力推翻，更有許多人寄希望于執政者的覺醒。作為一個華人，我不贊同暴力，但我也不贊成坐等希望，中國的民主自由不是某個團體的利益，也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和義務，這是全體華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要參与，用一切合法的方式去爭取，去抗爭。當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宁省政府時，很多人對中國可能面臨著的巨額賠償感到吃惊，更有人辱罵仰融先生貪得無厭，損害中國百姓的利益。其實，持這种觀點的人是極為無知的，當個人的利益遭到損失的時候，政府的賠償是責任，是對政府的懲罰。盡管仰融先生案件的未來不能确定，但我可以告訴大家，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宁省政府的最后結果遠不是中國遼宁省政府賠償二十五億美元可能解決的。仰融先生目前的控告只是全部訴訟的第一步。一旦目前的控告成立，并有判決結果。仰融先生作為企業的合法擁有人就可以進一步代表企業控告遼宁省政府，這時候遼宁省政府面臨著的就不是對仰融先生個人的賠償，而是對整個企業損失的賠償。在未來更有可能會有持有該企業股票的海外投資人去控告遼宁省政府，這樣一來，中國遼宁省政府所面臨著的賠償豈止是二十五億美元，更可能高達數百億美元。這樣的一個結果，就必然會使中國政府及中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是改革法律健全制度，實行民主制度還是為一党獨裁支付巨額司法賠償。
遼宁省政府的現象在整個中國不是個別的，仰融先生控告案件只是讓其暴露出來。同樣的是，目前仍然迷霧重重的楊斌案件同樣有著在海外控告中國遼宁省政府的可能，只要中國不能實行法治，不能按照國際慣例而施行任何獨裁統治，我們都可以在海外控告。我們不得不承認，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政府已經為我們開闖了一個案例，一個可以改變中國法律制度的案例，一個可以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案例。
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國和香港對一些中國的私人企業家這樣講過：“不要認為你有了錢，有了政治官員的支持就可以保證你的私人財產，如果你想真正的保護自己，你就需要將你的企業在海外上市，特別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上市。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机會，更是保護自己私人財產的有效方式”。因為當一個私人企業在美國或海外國家上市之后，一切就要按照國際慣例進行，中國政府想沒有任何根据逮捕你或沒收你的私人財產時，你就可以根据上市企業所在國的法律抗爭，至少當中國政府美國充分根据和理由逮捕你的時候，你完全可以根据上市企業法律來制約中共的不法行為。因為當一個上市企業的主要負責人被逮捕的時候，上市企業根据法律就要公布被逮捕的原因及企業負責人的變更，中國政府就要面對這個現實，他就需要向海外公布被逮捕人的罪行，如果沒有充足的證据及合法的程序，海外就會了解中共司法上的黑暗和獨裁，你就有被國際社會營救的机會，你就會得到更好的，更公平的司法待遇。
控告中國政府，這是一個多么新奇的事情，你不僅可以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還可以促進中國民主進程，還可以有大筆的賠償收入，這樣的好事為什么不去做呢？
或許，有人會問：“什么樣的事情可以到海外去控告？我們如何才有錢去請律師？”其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在海外，至少在美國，一旦遇到財產或賠償等官司，特別是對政府的訴訟，律師都會很高興地期待著為你服務，你可以和律師采取收入分帳的方式，在胜訴前你不需要支付一分錢，如果你的案件有确實的胜訴把握，律師甚至會提前預支給你生活費用。你不但不需要錢，相反，你還可以提前得到錢。而在美國各州及聯邦，更有許多基金來支持并幫助你，他們甚至會出錢，出人，出力免費幫助貧困的人去打官司，去幫助那些貧困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本人愿意為在美國加州進行訴訟的華人尋找并提供各种法律及資金等資源上的幫助）。
當然，到海外控告中國政府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但當我們看到政府拆遷工程中有人的房屋和財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如果這個財產的擁有人或受益人身在海外的時候，你就可以控告。當你出資撫養或培養的少年在中國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你也可以在海外控告中共政府。甚至身在海外的你出資讓中國儿童受教育，但他（她）卻因為地區的錄取分數差异而沒有能接受正規大學教育的時候，你同樣可以用歧視的理由在海外控告中國教育部，控告中國的大學。
讓中國的所有問題經濟化，國際化，司法化，讓政治問題產業化，人性化。這就是我們爭取民主自由和個人權益的第一步。這也是促進中國政府加速進行政治改革，逼迫他們放棄獨裁權利的最有效辦法。通過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地方案件，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政府正准備修訂有關法律，盡管這种偷偷摸摸的修訂并沒有合乎民主的程序，但我們畢竟看到了這种國際社會的壓力，這种國際慣用司法制度的壓力，這也是人權普世性的一個證明。如果我們每個百姓，每個海外的華人都能充分利用法律，充分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据中共統計，在海外有三千万華人，如果這三千万華人能有万分之一的人站出來勇敢的維護自己和國內親友的合法權利，在海外控告中國政府或中國地方政府及部門。那么，每年中國政府就會接到三千個海外法院傳票。即使是中國政府每天只接到一個海外法院的傳票，我相信，中共就會在巨大的現實壓力下不得不改變自己。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就會有實質上的進步。同樣，我們也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多么美妙的事情，中國的外交部官員每天都要和海外政府進行外交照會，接收海外法院傳票，同時美國政府因為每天都會有法院傳票需要通過外交照會遞交，而兩國政府需要專門設立專人來從事這個工作，中國政府更因為需要而派出大量的司法訴訟人員前往美國法院應訴，這樣一下就又解決了數千人的就業。另外還需要在外交部增加訴訟司，同時還可以增加司長級官員數名。
中國的胡，溫政府反复提出了“民意”的問題，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民主。沒有民主怎么能有自由？沒有百姓的利益怎么又能有民意？百姓們，我們必須知道的是，任何權利的到來都是抗爭的結果，相對而言，任何百姓或企業面對政府都是個弱勢團體，當我們放棄暴力抗爭的時候，當我們沒有辦法面對強權和獨裁政府的武裝時，法律就是最好的武器，如果在中國，我們不能充分合法地利用法律這個武器，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將你們的不公平待遇和委屈公開化，為什么不將他們國際化，司法化。為什么不去爭取賠償，這是你們應得的利益。是對獨裁政府的懲罰和制約。
法律和民意正是每個民眾的手中法寶。是我們合法維護權益的武器。只有合乎民意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只有順應民意的政府才會是人民擁護的政府。中共政府正是因為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忽視了民意，才會有今日巨大的民怨。在實際生活和政府運作中，中國政府無視民意，無視民主的做法已經造成眾多的失誤，甚至在經濟中也是如此，這也是中美之間問題糾紛頻繁的原因之一。早在數月前，我曾就人民幣升值問題這樣說過：
美國政府政策來源于民意和企業。人民幣升值的最大支持者是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業。中共整天叫喊卻沒有根本的應對措施，這讓人很不理解。其實要化解美國壓力的方法很簡單，用中國話說叫以毒功毒。美國貿易商有百万之眾，亞洲貿易占据的比例相當大，只要在加州聯合一些貿易商抗議就可以成功抵制制造業的攻擊。加州的亞洲貿易占全美國的一半以上，也是加州經濟的重要支柱。貿易商及雇佣的人員超過兩百万，只要算一算帳，人民幣升值后，加州經濟受到影響，將有二十万人失業，將這個數据告訴百姓和小布什，嚇也會把他們嚇死。明年選舉還能在加州籌錢嗎？還能得到選票嗎？美國制造業的特別是紡織業的產業工人全部算上也沒有加州貿易商雇佣的員工多，二十万人的失業完全可以讓小布什下台。看看他們誰還喊人民幣升值？中共在加州號稱有百個愛國社團，平時天天喊著親共，但到了關鍵時刻，沒有提個人會出來幫中國．這是中共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這些天天想著賺中國錢的貿易商到那里去了？明年是總統選舉的時候，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要想制止這個事態的發展，必須要在選舉前壓制住，讓選舉人見到這個問題就會頭痛，知道談這個問題會流失選票，這樣一來，這個問題才會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缺乏了解西方運作方式的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僅僅憑國內的經驗靠高層溝通根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相反只會成為別人手中談判的籌碼。愚蠢到了極點。我期望大陸政府不要再想當然的解決問題，而是要根据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簡單的拒絕不是好辦法，用政府巨額采購的方式消減順差也不是良策，從根本消滅問題才是辦法。而這個辦法就是從選票上著手。看看他們誰敢放棄全美國數千万人的貿易商，員工及家屬手中的選票。
同樣，中共沒有法制觀念，沒有民主觀念，不愿意放棄獨裁，不愿意与世界主流社會接軌，我們可以創造條件，我們平民百姓可以使用法律這個武器。讓民意通過法律在國際社會上顯示出來，我們需要穩定，但我們需要的是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穩定，而不是某個政党，某些執政者的穩定。促進中國民主化，自由化是每個海外華人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每個海外華人對國內親友的最好回報。海外的華人們，將所有可能的國內問題司法化，國際化，經濟化是你們的責任，也是你們促進中國進步的最好方式，也是保護我們自己權益的最好方法。
控告中國政府—一個發財又能促進中國民主的雙贏方案
2003-12-18于LA草庵書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