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
自由時報記者楊宜中、陳正王、楊國文╱特稿
花蓮地檢署偵辦「頭目津貼」案，將傳喚陳水扁總統出庭作證，此舉是否有違「比例原則」？應有公評。
當代公法學為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甚至為了防杜浪費資源，有所謂的「比例原則」，要求司法行為在「手段」與「目的」之間，應有合理、適當及公允的比例關係，也就是「禁止過當」。
花蓮地檢署偵辦「頭目津貼」案，已經傳喚民進黨多名黨工、民進黨副秘書長李進勇及民進黨花蓮縣長候選人游盈隆等人，全案偵辦重點應在於「頭目津貼」是否涉及「期約賄選」？但類似本案這種選舉政見，不論定義為「政策支票」也好、「政策買票」也好，歷來選舉比比皆是，國人對這種選舉語言早有一定認知，本案是否有傳喚現任總統到庭作證的必要性？這是檢察官必定要面臨的質疑。
再者，即使真有疑點需要陳總統作證，基於對總統的尊重，檢察官大可移樽就教、約定時間訪談，現在一開始就以傳喚到庭作證的方式為之，國民感情上會認為這是「司法獨立」？還是粗魯的「司法毒力」呢？
再就時間點而言，檢察官此時傳喚也不甚恰當。總統大選只剩七十餘天，檢察機關為謹守司法中立，除非案件有實施緊急處分的必要，如搜索、查扣證物、限制出境等，否則，通常不在重要選舉前夕傳喚重要政治人物出庭，以免被扣上影響選情的印象，或被指為充當「政治打手」，故檢方一般大多僅從事調查資金等蒐證工作，不致在選前做傳喚到庭等偵查動作。
例如興票案，台北地檢署為避免被添加政治聯想，已決定總統大選前不進行傳喚等偵查動作，就是不想被「有心人」大作文章，將單純的司法案件泛政治化。故法界認為，花檢這項決定，似有商榷餘地。
雖說司法不必考慮政治，但在目前敏感混亂、泛政治化的選舉局勢下，檢察官應有智慧不讓單純的偵查工作捲入政治風暴中。
檢察官誠然有其獨立辦案的空間，但檢察官辦案的目的是為維持公義的社會，忽略了比例原則及社會安定，不僅無助於社會公義，反可能讓人喪失對司法的信心。
抗傳即拘？ 將引發違憲爭議
記者李永盛、楊宜中╱特稿
花蓮地檢署將以證人身分傳訊陳水扁總統，從刑事訴訟法規定來看，國民有作證義務，不因證人身分不同而有差別待遇。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第五十二條，給予任期內的總統刑事豁免權，但是否有當證人的義務，卻沒有明述。
一位花蓮地檢署檢察官認為，總統是否適合當證人，得由檢察官視案件的必要性取決，若檢察官認為總統證詞十分關鍵，恐怕傳訊未果後，還可拘提。
不過，台北法界人士認為，如果事情演變到花蓮地檢署對陳總統行使「抗傳即拘」，拘提本身即為刑事處分，花檢此舉會引發違憲違法的爭議。
法界方面分析，陳總統若作證出庭，顯示的是其尊重法律的態度，但若因其他事由未出庭，只要符合法律規範，也無不當。
就法言法，證人若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檢察官可逕行拘提，並聲請法院裁處，得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鍰，如再傳不到，處罰規定相同。
法界人士認為，此次花蓮地檢署應是以民進黨主席身分傳喚陳水扁當證人，以前一次民進黨副秘書長李進勇被傳喚當證人為例，李當時曾向檢察官請假，卻公開在媒體鏡頭下到海邊潛水，當時花檢發言人曾嚴厲表示，如果李進勇沒有理由拒不出庭，會考慮對李發出拘票。
此外，拘票與傳票相同，實務上都是套印上萬份空白單據，由承辦檢察官視案情需要，蓋章即可發送，不必檢察長同意或蓋章。甚至，承辦檢察官為保密，還可不透過書記官及收發室，自己郵寄傳票。
當然，若有證人以公務繁忙為由，向檢察官請假，通常檢察官也會同意改期，而檢方傳訊證人若兩度傳訊不到，才會拘提。至於傳訊或拘提的妥當性，則屬事後檢討的問題，通常在具體案件偵查告一段落後，法部或監察院才會針對偵辦手段的妥當性進行檢討，以免招來干涉個案之嫌。
另外，高檢署或地檢署檢察長若認定案件偵辦有偏頗之虞，由高檢署命令將案件移轉給其他地檢署偵辦，或由檢察長命令承辦檢察官交出案件，並由檢察長自己接辦，或指派其他檢察官承辦，都屬合法。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