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一）中共專制主義的由來
中共是專制主義政黨。但它從不標明自己的專制性質，總是以「民主」為旗號，鼓吹中共主張最廣泛、最徹底的「民主」。有時，它宣稱實行的是「人民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有真偽、優劣之別，但它又把「人民民主」與「專政」聯在一起，經常把人民作為專政物件予以鎮壓（無數冤假錯案就是證明），從而暴露了它的專制本質。有時，它又稱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鼓吹又有「民主」又有「集中」才既徹底又全面，但實際是「民主」其名、「集中」其實，最終是一個頭腦說了算，「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了「極權制」，依然是專制。自由主義者儲安平對此有過深刻評價，他於1947年《中國的政局》一文中指出：「要知共產黨在其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中共的專制主義是接受馬列主義理論指導的必然結果：
（1）在共運史上，馬恩首先提出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把馬恩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為「共產黨專政」。他指出：「我們的黨是一個執政黨，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對於整個共和國都是必須遵守的」，「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就是說「不通過共產黨就不可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他看來，共產黨的領袖是黨的最優秀、最有經驗、最有威信的領導者，由這些領袖代表黨主持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最佳選擇。列寧說，「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於是黨專政又歸結為領袖專政。這種不受社會監督、不受全黨監督、即便有監督規定也流於形式的「寡頭政治」，不就是專制主義嗎？毛澤東對此心領神會，他爽直地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他的自白告訴我們，中共搞的就是專制主義統治。
（2）「民主」在馬恩眼中不過是一種手段。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需要的是民主的「形式」，「這種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他認為，即使是民主的充分展示形式「民主共和國」，到共產黨手中也要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才能接受。至於把民主制原則作為民權的重要構成而將其完整地體現到社會關係中，馬恩沒有這樣的思想。列寧主張的「寡頭政治」就更沒有絲毫民主的影子了。再看毛澤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設計，不就是如此嗎？
（3）馬恩不僅提出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且認為奪取政權後還要「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馬克思說得非常明確：「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末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這表明，只要產生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經濟條件存在，就「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過程」。這裡不難找到共產黨執政後所施暴政的理論根源。毛澤東信奉的「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不過是馬恩暴力論的進一步發揮罷了。堅持專制、排斥民主不僅有馬列理論為根據，而且有民族文化傳統為依托。中國文化傳統是在兩千年皇權統治基礎上形成的，其核心價值就是以三綱五常為準繩的專制主義。它滲透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切層面，絕大部分一直滯留到現代，因其穩固的韌性而難以動搖。這種文化傳統在農村的積澱較之在城市深厚得多，因此農村接受專制主義比城市容易得多。
中共建立後未能在城市和工人中紮根，在農村和農民中卻得到長足發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只要對偏僻、落後的農村稍作考察便不難瞭解：
（1）家長制依然是維繫農民家庭倫理關係的扭帶。只要這種家長制存在，農民就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意識，更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化要求。這種家長製成為中共及其專制政權的社會基礎。
（2）「國泰天心順，官清民自安」，這幅表達農民心願的對聯說明，農民的理想就是免遭戰亂痛苦和枉法折磨。農民憧憬清官，好皇帝。這種政治理想是專制主義得以在農村暢行無阻的思想基礎。
（3）農民由於長期生活封閉、貧困而失去自我，產生尋求代言人的需要。代言人成為個人崇拜物件，進而被神化，被膜拜，因而農民只能撲伏於地而任其擺佈，成為徹底的奴隸。這是專制主義被農民接納的心理基礎。上述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因素就是共產主義理論得以輸入中國的充分條件。這一輸入過程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由此產生被中共奉為旗幟的毛澤東思想。
（二）中共專制主義的統治
計劃經濟是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經濟高度集中、統一以聚斂大量物質財富，專制主義政治便無從施展。於是，對國有經濟採取了竭澤而漁的政策：利潤全部上繳財政，連折舊費、大修理基金、技改基金、養老保險基金也不留。1978年，這些企業上繳利稅佔全國財政收入87％。農產品被迫按低於其價值的統派購價格賣予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1949到1978年從農民手中搾取的貢賦，測算為12580億元，相當於1950到1976共27年的全國財政收入。
搜刮工農所得用於：（1）推行共產主義模式，如「大躍進」、人民公社。（2）鎮壓異己，如「文革」。李先念按投資效益推算，「大躍進」和「文革」損失國民收入6200億元，幾乎等於建國30年基建投資總和。（3）對外擴張，如支援金日成南侵，支援胡志明統一南越，支援波爾布特赤化柬埔寨等。其中，出動軍隊赴朝而購買蘇聯武器裝備支付50億美元，相當於購買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設備款的4倍！無償支援胡志明統一南越耗去200億美元，等於二戰後德國對同盟國賠款總額！
專制主義在政治上鎮壓反抗，掃除異己，甚至消滅假想敵（如反「胡風集團」）以鎮懾群下。這一切必須憑借暴力進行，沒有暴力就沒有專制。暴動就是靠燒殺開路的暴力。胡喬木說：「秋收暴動期間，提倡殺人放火。毛主席說他親自點過火。一放，周圍的農民都跑了，群眾根本就不贊成。」彭湃於暴動時疾呼：把土豪劣坤殺得乾乾淨淨，並下達每個蘇維埃代表殺20人的指標。部隊供應則靠搶劫。1931年，毛率紅軍打江西漳州，城破後「籌款」百萬銀元。對一個小城，這絕不是小數，可見敲骨吸髓程度。僑商陳嘉庚於城中開有商店，店中膠鞋、萬金油、八卦丹、肥皂、巧克力被搶劫一空。奪取全國政權後，依然如此。1959年征收過頭糧，交不夠就捆、吊、打、押、拆（房）。河南省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公社搜糧，連續拷打40餘農民，親自打死4人。一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是大面積餓死人，乃至發生人肉相食的慘事。經濟統治、政治統治之外，尚有思想統治。這種統治的野蠻性表現為仇視一切不同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因而毀滅文化，毀滅歷史。「文革」中砸倉頡碑，毀炎帝陵，掘孔墳，伐孔林。東漢名醫張仲景、書聖王羲之墓碑，舊居、祠堂、墓廬亦遭同樣命運。《西遊記》作者吳承恩、《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墳墓或紀念館無一倖免。抄家時，哲學家梁漱溟祖孫四代所存書籍、字畫被付之一炬，紅學家俞平伯辛勤積累的《紅樓夢》研究資料被一燒了之。專制者期待的是：被統治者無知、無識、無祖先、無國別。
思想改造是實行思想統治的重要途徑。改造是強制性的，被改造者迫於權勢，只好垂首聽訓，唾面自乾，並自汙自慚，自蔑自輕，自我作賤，自我踐踏，以致自尊心喪盡，自立心皆無，直到痛不欲生，悔來今世。這是靈魂被強姦，精神被虐殺。思想整肅的嚴厲是無與倫比的，黨內黨外皆望風披靡。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書言事被整，與毛當場對罵起來，最後呢，只能屈辱地要啥承認啥，終於俯首。對不屈服者馬寅初則是解除職務，軟禁在家，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談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他的一舉一動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會監視之中。禁錮達20年。
1989年爆發的反專制、爭民主運動，其規模，其聲勢，其力度，其作用，都是史無前例，這證實了壓力越大反抗越烈的真理。
（三）反專制、爭民主運動的沉思
1989年民主運動留給人們不可磨滅的記憶：
（1）悼念胡耀邦、呼籲重新評價胡耀邦是運動切入口。胡是中共總書記中頗具開明意識且靠近民意的領袖，為胡所受不公正判決表示民間不平，就是呼喚大眾關注這一專制醜聞，提高人們對專制主義的認識。這樣，悼胡、評胡就有了反專制、爭民主含義。
（2）運動提出的反官倒直接涉及專制特權的非法性，使反專制形象化、具體化，反專制有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物件而不是抽像概念。同時，反官倒就是反腐敗，就是以中共官僚權錢交易的事實揭穿專制特權的貪婪性和腐朽性。所以，反官倒的核心是反專制。它的另面是爭民主。北大學生於運動開始提出的7條要求中，爭民主是指：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盡快公佈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這是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挑戰。
（3）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是中共保守派發出的專制檄文，激起學生強烈反對。4月27日北京54所高校約10萬學生衝破軍警人牆阻隔，在約百萬市民沿途歡呼中抵達天安門廣場，抗議「動亂」定性，給鄧小平這個「不怕罵娘，不怕流血」的暴君當頭一棒。由於學生堅定不移拒斥「動亂」二字，才推動總書記趙紫陽從同意鄧小平「動亂」定性轉為否定這一定性，中共最高層發生裂變。學生不惜以絕食天安門廣場的壯舉，要求當局收回誣指，承認錯誤，保守派慌了手腳，李鵬等人六神無主。這是學生運動取得的初步成果。
（4）運動的群眾性和群眾的自覺性是最突出特點。5月17、18兩日，北京遊行者均突破百萬，全國震動，世界關注。5月19日，冰心坐車遊行，車上寫「學生愛國，我愛學生」。12名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發出呼籲，建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肯定學運。各民主黨派呼籲中共召開會議共商國是，承認學運愛國性質。7名軍界元老致函鄧小平，呼籲軍隊不要進城。這樣，一場學生發起的、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和平與理性的民主運動終於爆發。
真正是：下邊反了，中間斷了，上邊亂了，思想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席捲全國，中共專制統治岌岌可危。這是1989年反專制、爭民主運動取得的最大成果。是的，機槍瘋狂掃射，坦克肆意碾壓，將這場生機勃勃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保守派憑借暴力毀滅了反官倒的善良願望，也就埋葬了維持中共生存的這一微弱希望；他們憑借暴力扼殺了爭民主的聲音，也就喪失了群眾僅存的一點信任。屠城使中共專制本質徹底暴露，人們從血的流淌中猛醒，不少中共黨員宣佈退黨就是證明。八九民運失敗，追根溯源，乃在社會轉型條件雖然具備卻未成熟。「條件具備」是指專制暴虐已臨末路，民眾不滿見諸行動；市場經濟基本開放，社會結構正多元化；平等自由觀念在發育，人權法治意識在形成：這是培植民主力量的良好際遇。「條件未成熟」的主要標誌是專制與民主的力量對比懸殊，當局具有維護專制特權的充分經驗和實力，民主力量的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顯著不足，強項與弱項的較量決定了中國大陸未能經過和平、理性的抗爭，一舉癱瘓專制制度，開啟走向民主之門。
「轉型條件具備卻未成熟」表現在工農群眾的發動上就是：
（1）學生的主流意識天真地認為，無需主動聯繫和動員工農，以保持自身運動的「純潔」。殊不知沒有工農主力積極參予，由專制到民主的翻天覆地變化不可能取得成功。這是八九學潮戰略性失策。
（2）工人積極支援學運，掀起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並產生了自己的民主組織，但其號召和動員能力明顯不足，致使基本上處於待機而發狀態的廣大職工不能形成有組織的抗爭力量，與波蘭團結工會的實力相比可以明顯感知。這是民主力量微弱的重要表現。
（3）農民受專制之苦最深，感知專制之惡卻最弱，安分守己是普遍心態，所以在民主運動面前基本取觀望、中立態度。這是民主力量最微弱的環節。「轉型條件具備卻未成熟」表現在知識界的發動上就是：（1）批判專制、張揚民主是時代先知義不容辭的責任，籌劃民主轉型的戰略、策略是民主精英理當承擔的任務，由此必然產生民主運動的靈魂，即精神領袖。而長期的專制封鎖，胡適被壓倒，陳獨秀被封閉，現實中民主、自由的話語空間被堵塞，因而精神領袖的誕生困難重重。八九民運中只有宣傳者、鼓動者而沒有自己的哈維爾。（2）作家是社會思維最敏銳群體，理應走在時代前列，以自己的作品號召和鼓舞群眾反專制、爭民主。但多年的壓制和迫害使作家噤若寒蟬。沒有作家敢於接觸從西單民主牆開始的波詭雲譎、風險萬千的民主運動的題材，反映「文革」的作品則限於淺層次描繪，不敢觸及深層話題，因而也就不可能誕生與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相媲美的巨著。更多作家沉溺於戲說歷史和性暴露的商業文化，扮演了插科打諢角色。（3）對專制者的動向、對運動的走勢作出可靠判斷是民主精英的天職。這方面，沒有一人在軍隊圍城而欲突進時發出可能血洗的警告，說明對專制的認識缺乏深度。
「轉型條件具備卻未成熟」表現在中共開明派的發動上就是：
（1）總書記趙紫陽醞釀的執政新思維正在形成，政改方案已開始策劃；他明確支援鼓吹政治改革的新聞媒體，成功地抵制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他指出，學習民主，發揚民主，學習科學，尊重科學是中共極其重要的任務，這實際上提出「回歸五四，繼承五四」的重要課題，具有十分重要意義。這位中共高層開明派代表幾次向學運公開表示接近、理解，提出「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而拒絕暴力鎮壓。對此，民運領袖、民主精英沒有任何回應，使聯手互動機遇失之交臂。
（2）中共政治局委員萬裏1986年就公開提出：所有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可以討論、爭鳴。他要求「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1989年5月在加拿大訪問時多次表示：學生、知識份子、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對這種與「四二六社論」定性截然相反的態度，民運領袖與民主精英亦無任何反應，萬裏最後被勒令回國軟禁，強使低頭。
（3）民運與中共開明派聯手，反專制、爭民主才有勝利的可能；民主力量越壯大，對中共的壓力越強，與開明派聯手的可能性越大。顯然，八九民運領袖與民主精英不具備這樣的戰略思維。這是不成熟的表現。
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塊專制主義有深厚基礎、中共控制非常嚴密的土地上，社會轉型條件會由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方面的良性轉化而漸趨成熟，對此應有樂觀的認識。但只能積極推進這種轉化，不能無視這種轉化的必由途徑而作速勝的估計。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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