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一）中共专制主义的由来
中共是专制主义政党。但它从不标明自己的专制性质，总是以“民主”为旗号，鼓吹中共主张最广泛、最彻底的“民主”。有时，它宣称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真伪、优劣之别，但它又把“人民民主”与“专政”联在一起，经常把人民作为专政物件予以镇压（无数冤假错案就是证明），从而暴露了它的专制本质。有时，它又称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鼓吹又有“民主”又有“集中”才既彻底又全面，但实际是“民主”其名、“集中”其实，最终是一个头脑说了算，“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了“极权制”，依然是专制。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对此有过深刻评价，他于1947年《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指出：“要知共产党在其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中共的专制主义是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必然结果：
（1）在共运史上，马恩首先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把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共产党专政”。他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就是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他看来，共产党的领袖是党的最优秀、最有经验、最有威信的领导者，由这些领袖代表党主持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最佳选择。列宁说，“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于是党专政又归结为领袖专政。这种不受社会监督、不受全党监督、即便有监督规定也流于形式的“寡头政治”，不就是专制主义吗？毛泽东对此心领神会，他爽直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他的自白告诉我们，中共搞的就是专制主义统治。
（2）“民主”在马恩眼中不过是一种手段。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需要的是民主的“形式”，“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他认为，即使是民主的充分展示形式“民主共和国”，到共产党手中也要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才能接受。至于把民主制原则作为民权的重要构成而将其完整地体现到社会关系中，马恩没有这样的思想。列宁主张的“寡头政治”就更没有丝毫民主的影子了。再看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不就是如此吗？
（3）马恩不仅提出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认为夺取政权后还要“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这表明，只要产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条件存在，就“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过程”。这里不难找到共产党执政后所施暴政的理论根源。毛泽东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不过是马恩暴力论的进一步发挥罢了。坚持专制、排斥民主不仅有马列理论为根据，而且有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中国文化传统是在两千年皇权统治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价值就是以三纲五常为准绳的专制主义。它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层面，绝大部分一直滞留到现代，因其稳固的韧性而难以动摇。这种文化传统在农村的积淀较之在城市深厚得多，因此农村接受专制主义比城市容易得多。
中共建立后未能在城市和工人中扎根，在农村和农民中却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只要对偏僻、落后的农村稍作考察便不难了解：
（1）家长制依然是维系农民家庭伦理关系的扭带。只要这种家长制存在，农民就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意识，更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化要求。这种家长制成为中共及其专制政权的社会基础。
（2）“国泰天心顺，官清民自安”，这幅表达农民心愿的对联说明，农民的理想就是免遭战乱痛苦和枉法折磨。农民憧憬清官，好皇帝。这种政治理想是专制主义得以在农村畅行无阻的思想基础。
（3）农民由于长期生活封闭、贫困而失去自我，产生寻求代言人的需要。代言人成为个人崇拜物件，进而被神化，被膜拜，因而农民只能扑伏于地而任其摆布，成为彻底的奴隶。这是专制主义被农民接纳的心理基础。上述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因素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输入中国的充分条件。这一输入过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由此产生被中共奉为旗帜的毛泽东思想。
（二）中共专制主义的统治
计划经济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高度集中、统一以聚敛大量物质财富，专制主义政治便无从施展。于是，对国有经济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政策：利润全部上缴财政，连折旧费、大修理基金、技改基金、养老保险基金也不留。1978年，这些企业上缴利税占全国财政收入87％。农产品被迫按低于其价值的统派购价格卖予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1949到1978年从农民手中榨取的贡赋，测算为12580亿元，相当于1950到1976共27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搜刮工农所得用于：（1）推行共产主义模式，如“大跃进”、人民公社。（2）镇压异己，如“文革”。李先念按投资效益推算，“大跃进”和“文革”损失国民收入6200亿元，几乎等于建国30年基建投资总和。（3）对外扩张，如支援金日成南侵，支援胡志明统一南越，支援波尔布特赤化柬埔寨等。其中，出动军队赴朝而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支付50亿美元，相当于购买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设备款的4倍！无偿支援胡志明统一南越耗去200亿美元，等于二战后德国对同盟国赔款总额！
专制主义在政治上镇压反抗，扫除异己，甚至消灭假想敌（如反“胡风集团”）以镇慑群下。这一切必须凭借暴力进行，没有暴力就没有专制。暴动就是靠烧杀开路的暴力。胡乔木说：“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彭湃于暴动时疾呼：把土豪劣坤杀得干干净净，并下达每个苏维埃代表杀20人的指标。部队供应则靠抢劫。1931年，毛率红军打江西漳州，城破后“筹款”百万银元。对一个小城，这绝不是小数，可见敲骨吸髓程度。侨商陈嘉庚于城中开有商店，店中胶鞋、万金油、八卦丹、肥皂、巧克力被抢劫一空。夺取全国政权后，依然如此。1959年征收过头粮，交不够就捆、吊、打、押、拆（房）。河南省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公社搜粮，连续拷打40余农民，亲自打死4人。一青年劝说几句，刘令人绑起，毒打至死，抛弃河中。农民口粮、饲料、种子悉数夺走，结果是大面积饿死人，乃至发生人肉相食的惨事。经济统治、政治统治之外，尚有思想统治。这种统治的野蛮性表现为仇视一切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毁灭文化，毁灭历史。“文革”中砸仓颉碑，毁炎帝陵，掘孔坟，伐孔林。东汉名医张仲景、书圣王羲之墓碑，旧居、祠堂、墓庐亦遭同样命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坟墓或纪念馆无一幸免。抄家时，哲学家梁漱溟祖孙四代所存书籍、字画被付之一炬，红学家俞平伯辛勤积累的《红楼梦》研究资料被一烧了之。专制者期待的是：被统治者无知、无识、无祖先、无国别。
思想改造是实行思想统治的重要途径。改造是强制性的，被改造者迫于权势，只好垂首听训，唾面自干，并自污自惭，自蔑自轻，自我作贱，自我践踏，以致自尊心丧尽，自立心皆无，直到痛不欲生，悔来今世。这是灵魂被强奸，精神被虐杀。思想整肃的严厉是无与伦比的，党内党外皆望风披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言事被整，与毛当场对骂起来，最后呢，只能屈辱地要啥承认啥，终于俯首。对不屈服者马寅初则是解除职务，软禁在家，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谈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监视之中。禁锢达20年。
1989年爆发的反专制、争民主运动，其规模，其声势，其力度，其作用，都是史无前例，这证实了压力越大反抗越烈的真理。
（三）反专制、争民主运动的沉思
1989年民主运动留给人们不可磨灭的记忆：
（1）悼念胡耀邦、呼吁重新评价胡耀邦是运动切入口。胡是中共总书记中颇具开明意识且靠近民意的领袖，为胡所受不公正判决表示民间不平，就是呼唤大众关注这一专制丑闻，提高人们对专制主义的认识。这样，悼胡、评胡就有了反专制、争民主含义。
（2）运动提出的反官倒直接涉及专制特权的非法性，使反专制形象化、具体化，反专制有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物件而不是抽像概念。同时，反官倒就是反腐败，就是以中共官僚权钱交易的事实揭穿专制特权的贪婪性和腐朽性。所以，反官倒的核心是反专制。它的另面是争民主。北大学生于运动开始提出的7条要求中，争民主是指：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这是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明确挑战。
（3）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是中共保守派发出的专制檄文，激起学生强烈反对。4月27日北京54所高校约10万学生冲破军警人墙阻隔，在约百万市民沿途欢呼中抵达天安门广场，抗议“动乱”定性，给邓小平这个“不怕骂娘，不怕流血”的暴君当头一棒。由于学生坚定不移拒斥“动乱”二字，才推动总书记赵紫阳从同意邓小平“动乱”定性转为否定这一定性，中共最高层发生裂变。学生不惜以绝食天安门广场的壮举，要求当局收回诬指，承认错误，保守派慌了手脚，李鹏等人六神无主。这是学生运动取得的初步成果。
（4）运动的群众性和群众的自觉性是最突出特点。5月17、18两日，北京游行者均突破百万，全国震动，世界关注。5月19日，冰心坐车游行，车上写“学生爱国，我爱学生”。12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发出呼吁，建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肯定学运。各民主党派呼吁中共召开会议共商国是，承认学运爱国性质。7名军界元老致函邓小平，呼吁军队不要进城。这样，一场学生发起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和平与理性的民主运动终于爆发。
真正是：下边反了，中间断了，上边乱了，思想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席卷全国，中共专制统治岌岌可危。这是1989年反专制、争民主运动取得的最大成果。是的，机枪疯狂扫射，坦克肆意碾压，将这场生机勃勃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保守派凭借暴力毁灭了反官倒的善良愿望，也就埋葬了维持中共生存的这一微弱希望；他们凭借暴力扼杀了争民主的声音，也就丧失了群众仅存的一点信任。屠城使中共专制本质彻底暴露，人们从血的流淌中猛醒，不少中共党员宣布退党就是证明。八九民运失败，追根溯源，乃在社会转型条件虽然具备却未成熟。“条件具备”是指专制暴虐已临末路，民众不满见诸行动；市场经济基本开放，社会结构正多元化；平等自由观念在发育，人权法治意识在形成：这是培植民主力量的良好际遇。“条件未成熟”的主要标志是专制与民主的力量对比悬殊，当局具有维护专制特权的充分经验和实力，民主力量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显着不足，强项与弱项的较量决定了中国大陆未能经过和平、理性的抗争，一举瘫痪专制制度，开启走向民主之门。
“转型条件具备却未成熟”表现在工农群众的发动上就是：
（1）学生的主流意识天真地认为，无需主动联系和动员工农，以保持自身运动的“纯洁”。殊不知没有工农主力积极参予，由专制到民主的翻天覆地变化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八九学潮战略性失策。
（2）工人积极支援学运，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并产生了自己的民主组织，但其号召和动员能力明显不足，致使基本上处于待机而发状态的广大职工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抗争力量，与波兰团结工会的实力相比可以明显感知。这是民主力量微弱的重要表现。
（3）农民受专制之苦最深，感知专制之恶却最弱，安分守己是普遍心态，所以在民主运动面前基本取观望、中立态度。这是民主力量最微弱的环节。“转型条件具备却未成熟”表现在知识界的发动上就是：（1）批判专制、张扬民主是时代先知义不容辞的责任，筹划民主转型的战略、策略是民主精英理当承担的任务，由此必然产生民主运动的灵魂，即精神领袖。而长期的专制封锁，胡适被压倒，陈独秀被封闭，现实中民主、自由的话语空间被堵塞，因而精神领袖的诞生困难重重。八九民运中只有宣传者、鼓动者而没有自己的哈维尔。（2）作家是社会思维最敏锐群体，理应走在时代前列，以自己的作品号召和鼓舞群众反专制、争民主。但多年的压制和迫害使作家噤若寒蝉。没有作家敢于接触从西单民主墙开始的波诡云谲、风险万千的民主运动的题材，反映“文革”的作品则限于浅层次描绘，不敢触及深层话题，因而也就不可能诞生与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相媲美的巨著。更多作家沉溺於戏说历史和性暴露的商业文化，扮演了插科打诨角色。（3）对专制者的动向、对运动的走势作出可靠判断是民主精英的天职。这方面，没有一人在军队围城而欲突进时发出可能血洗的警告，说明对专制的认识缺乏深度。
“转型条件具备却未成熟”表现在中共开明派的发动上就是：
（1）总书记赵紫阳酝酿的执政新思维正在形成，政改方案已开始策划；他明确支援鼓吹政治改革的新闻媒体，成功地抵制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指出，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学习科学，尊重科学是中共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实际上提出“回归五四，继承五四”的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位中共高层开明派代表几次向学运公开表示接近、理解，提出“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而拒绝暴力镇压。对此，民运领袖、民主精英没有任何回应，使联手互动机遇失之交臂。
（2）中共政治局委员万里1986年就公开提出：所有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可以讨论、争鸣。他要求“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1989年5月在加拿大访问时多次表示：学生、知识份子、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对这种与“四二六社论”定性截然相反的态度，民运领袖与民主精英亦无任何反应，万里最后被勒令回国软禁，强使低头。
（3）民运与中共开明派联手，反专制、争民主才有胜利的可能；民主力量越壮大，对中共的压力越强，与开明派联手的可能性越大。显然，八九民运领袖与民主精英不具备这样的战略思维。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中国大陆这样一块专制主义有深厚基础、中共控制非常严密的土地上，社会转型条件会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良性转化而渐趋成熟，对此应有乐观的认识。但只能积极推进这种转化，不能无视这种转化的必由途径而作速胜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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