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六十四歲的肯尼亞女生態學家、環保鬥士馬塔伊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但卻是令人信服的。評審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馬塔伊是表彰其對可持續的環境發展、民主及和平的貢獻。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發言人在公佈得獎人選時說，通過此次給馬塔伊的頒獎，我們有意識地將和平這個概念擴大了。沒有一個很好地起作用的環境，就不會有和平。可見，此次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的最大意義在於將可持續的環境發展與民主、人權、和平這些概念結合在一起。
馬塔伊於1940年出生於肯尼亞，後來赴美國求學，獲奈洛比大學生態學博士學位，也是擔任大學教授職位的第一位肯尼亞婦女。她一生致力於捍衛不斷枯竭的森林植被，在保護森林植被的鬥爭中，她與貪污腐敗的當局及其治安部隊，經常發生衝突，有時被關入監獄，但她從不放棄自己的理念。一九七七年馬塔伊在自己家的庭院內栽種九棵樹木並創設“綠帶運動”組織（Green Belt Movement）。這個組織共推動種植了三千萬株樹木，對保護肯尼亞生態環境起了重要作用。自2003年起馬塔伊擔任肯尼亞環保部助理部長馬塔伊的最大特點是：從全球著眼，從本地著手。
諾貝爾和平獎過去多頒發給政治家，特別是對解決國際爭端出過力的政治家，如越南戰爭、中東問題、南北朝鮮問題、北愛爾蘭問題等等。但是政治家在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對國際爭端解決的幫助似乎乎其，中東衝突在日益加劇，解決南北朝鮮問題的時間還遙遙無期，北愛爾蘭衝突依舊……也許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對這些政治家們太失望了，所以這次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一位不太知名的非洲女性，一位環保鬥士。
在十幾年前，環保鬥士還不配稱環保鬥士，被稱爲環保分子，他們與破壞經濟發展分子是一同意詞。而今天，一個非洲的女環保分子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其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氣候變遷主任摩根女士說，二００四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決定“是個突破”，“具有重大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個轉捩點，因爲環保問題被承認在當今世上的重要性，環保已經與安全、和平、繁榮與安定等課題打成一片。”
中國的環境保護思想意識的啓蒙並不晚，當時爲環境問題呼喊的只是少數人，是一些勇敢的科學家，比如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黃萬里教授，北京農業大學的侯學煜教授等。還有許多科學家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則比較膽小一些，他們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們的聲音常常會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而時高時低。也有一些所謂的“科學家”則是爲名爲利去賣身投靠，如擔任三峽工程生態環境二組組長的方子雲教授。在中國，近年出版有政治“偉人”論環境保護的語錄、文選。如果說在世界上環境保護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剛開始，在七十年代還鮮爲人知，那麽中國一些政治“偉人”在這之前就早已高談闊論環境問題了。如果說馬塔伊和她的組織種植了三千萬株樹木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麽中國政治家每年號召的“植樹造林”（實際是“植數造零”），據說每年植樹24億株以上，面積400-600萬公頃，如果把數位累加起來，可以把中國的土地綠化好幾遍了，中國也不會有這麽多的水土流失，這麽多的洪澇旱災，這麽多的泥石流、滑坡災害。
中國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得很晚，可以說是在1998年長江洪水之後，中國才出現“草根”式的環境保護組織和由他們組織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這樣的組織有如∶綠色家園志願者、自然之友、地球村、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天下溪、社區參與行動、綠島等。這些組織的成員大多是一些學者、新聞工作者、學生，也有一些關心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各界人士。一些組織的經費還是依靠它們的上屬國際環保組織，他們幾乎不可能從中國政府或企業獲得財政資助。這些組織在最近一二年所採取的引入注目的大行動就是反對怒江上的建壩開發計劃和最近反對在世界自然資源區域內建設虎跳峽高壩工程。同時他們對中國水資源的污染也給予特別的注重，如長江三峽庫區的水污染問題，淮河水污染問題等等。
這些組織是跨地區、跨行業的組織，他們建有自己的網站，使更多的人來關心環境保護，同時也讓世界聽到中國“草根”運動的聲音。由於他們中一些人是著名的新聞媒介人士，他們也常常在中國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有關環境保護的文章，但他們也常常擔心，文章中的措詞或報導的事實是否越出了中國政府可容忍的範圍，而使他們的網站遭關閉或是組織遭取締。但是打擦邊球的事常有出現。
正因爲中國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得晚，所以二十世紀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世界環境保護運動蓬勃發展，並爲廣大的民衆所接受，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生態環境向良性迴圈發展的時候，中國卻正處在生態環境破壞最嚴重的時代。
我們這裏僅以河流污染爲例加以說明。1980年中國16.4%的河流（按長度計）受到污染（相當於四、五類），5.7%的河長嚴重污染（已超五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注∶中國水質評價分五類，一類最好，五類最差）到九十年代末，全國46.5%的河流受到污染（相當於四、五類），10.6%的河長嚴重污染
（已超五類）。
在這20年中，全國河流受到污染（相當於四、五類）的比例從16.4%上升到46.5%，水體已經喪失使用價值的五類污染河流從5.7% 上升到10.6%。從自然條件來說，中國並不是一個缺水的國家，但是由於水資源的污染，水資源使用的
浪費使中國成爲一個人爲破環型的缺水的國家。
中國政府常常喜歡用經濟發展速度的資料來顯示他們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常常掩蓋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的、不可逆轉破壞的事實。如果把兩者放在一起客觀地來評價，最終的效益很可能是零，或者是副的。比如三峽工程計劃每年可發電840億千瓦時，按每出賣一千瓦時電力的淨收入爲0.30元人民幣，工程每年發電的淨收入爲252億元人民幣。由於三峽大壩的阻擋，長江自然水流速度減緩，河流的自淨能力減弱，使得河流水質由建壩前的二類下降爲三類。按照級差地租的理論，一噸三類水和一噸二類水的差價爲0.5元人民幣，三峽壩址處平均每年流經的水量爲4510億立方米，三峽工程每年造成的水質損失就高達2255億人民幣。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俗話已經成爲中國整個社會的價值準則。爲了治理水污染，中國政府最近推出了一個新措施，可以用錢買污染水指標。簡單地說，就是企業按照其排放污水的濃度和數量支付人民幣，從而放棄了資源環境法中所規定的污水排放標準，即超過一定標準的污水不准排放入水體的規定。這是向“錢”看的最好例證。通過這樣的措施，有的工業企業可以肆意排放有毒物質的污水，破壞環境，最終只要交納一些排放金就無事了。但是，有錢並不一定能治理污染，比如治理淮河水污染，這是李鵬當總理時親自抓的專案，至今已經投入600億元人民幣，花費了十幾年的時間，但仍不見效果，原因是淮河已經失去自淨能力。
在中國這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中，有了“草根”式的環境保護組織，有了一批自願奉獻的環保鬥士們，實在是很難得的。中國的環境保護運動任重道遠，而且政治和經濟環境並不松寬。非洲女環保鬥士馬塔伊對中國的環保運動自願者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也將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可持續的環境發展、民主、和平！
從全球著眼，從本地著手！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