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2日讯】六十四岁的肯尼亚女生态学家、环保斗士马塔伊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却是令人信服的。评审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马塔伊是表彰其对可持续的环境发展、民主及和平的贡献。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发言人在公布得奖人选时说，通过此次给马塔伊的颁奖，我们有意识地将和平这个概念扩大了。没有一个很好地起作用的环境，就不会有和平。可见，此次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可持续的环境发展与民主、人权、和平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
马塔伊于1940年出生于肯尼亚，后来赴美国求学，获奈洛比大学生态学博士学位，也是担任大学教授职位的第一位肯尼亚妇女。她一生致力于捍卫不断枯竭的森林植被，在保护森林植被的斗争中，她与贪污腐败的当局及其治安部队，经常发生冲突，有时被关入监狱，但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一九七七年马塔伊在自己家的庭院内栽种九棵树木并创设“绿带运动”组织（Green Belt Movement）。这个组织共推动种植了三千万株树木，对保护肯尼亚生态环境起了重要作用。自2003年起马塔伊担任肯尼亚环保部助理部长马塔伊的最大特点是：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
诺贝尔和平奖过去多颁发给政治家，特别是对解决国际争端出过力的政治家，如越南战争、中东问题、南北朝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但是政治家在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后，对国际争端解决的帮助似乎乎其，中东冲突在日益加剧，解决南北朝鲜问题的时间还遥遥无期，北爱尔兰冲突依旧……也许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对这些政治家们太失望了，所以这次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一位不太知名的非洲女性，一位环保斗士。
在十几年前，环保斗士还不配称环保斗士，被称为环保分子，他们与破坏经济发展分子是一同意词。而今天，一个非洲的女环保分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其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气候变迁主任摩根女士说，二００四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决定“是个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转捩点，因为环保问题被承认在当今世上的重要性，环保已经与安全、和平、繁荣与安定等课题打成一片。”
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意识的启蒙并不晚，当时为环境问题呼喊的只是少数人，是一些勇敢的科学家，比如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北京农业大学的侯学煜教授等。还有许多科学家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则比较胆小一些，他们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的声音常常会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时高时低。也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则是为名为利去卖身投靠，如担任三峡工程生态环境二组组长的方子云教授。在中国，近年出版有政治“伟人”论环境保护的语录、文选。如果说在世界上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开始，在七十年代还鲜为人知，那麽中国一些政治“伟人”在这之前就早已高谈阔论环境问题了。如果说马塔伊和她的组织种植了三千万株树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麽中国政治家每年号召的“植树造林”（实际是“植数造零”），据说每年植树24亿株以上，面积400-600万公顷，如果把数位累加起来，可以把中国的土地绿化好几遍了，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水土流失，这么多的洪涝旱灾，这么多的泥石流、滑坡灾害。
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得很晚，可以说是在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才出现“草根”式的环境保护组织和由他们组织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这样的组织有如∶绿色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地球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天下溪、社区参与行动、绿岛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学者、新闻工作者、学生，也有一些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一些组织的经费还是依靠它们的上属国际环保组织，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中国政府或企业获得财政资助。这些组织在最近一二年所采取的引入注目的大行动就是反对怒江上的建坝开发计划和最近反对在世界自然资源区域内建设虎跳峡高坝工程。同时他们对中国水资源的污染也给予特别的注重，如长江三峡库区的水污染问题，淮河水污染问题等等。
这些组织是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他们建有自己的网站，使更多的人来关心环境保护，同时也让世界听到中国“草根”运动的声音。由于他们中一些人是著名的新闻媒介人士，他们也常常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环境保护的文章，但他们也常常担心，文章中的措词或报导的事实是否越出了中国政府可容忍的范围，而使他们的网站遭关闭或是组织遭取缔。但是打擦边球的事常有出现。
正因为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得晚，所以二十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发展，并为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向良性回圈发展的时候，中国却正处在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代。
我们这里仅以河流污染为例加以说明。1980年中国16.4%的河流（按长度计）受到污染（相当于四、五类），5.7%的河长严重污染（已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注∶中国水质评价分五类，一类最好，五类最差）到九十年代末，全国46.5%的河流受到污染（相当于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
（已超五类）。
在这20年中，全国河流受到污染（相当于四、五类）的比例从16.4%上升到46.5%，水体已经丧失使用价值的五类污染河流从5.7% 上升到10.6%。从自然条件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但是由于水资源的污染，水资源使用的
浪费使中国成为一个人为破环型的缺水的国家。
中国政府常常喜欢用经济发展速度的资料来显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常常掩盖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不可逆转破坏的事实。如果把两者放在一起客观地来评价，最终的效益很可能是零，或者是副的。比如三峡工程计划每年可发电840亿千瓦时，按每出卖一千瓦时电力的净收入为0.30元人民币，工程每年发电的净收入为252亿元人民币。由于三峡大坝的阻挡，长江自然水流速度减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使得河流水质由建坝前的二类下降为三类。按照级差地租的理论，一吨三类水和一吨二类水的差价为0.5元人民币，三峡坝址处平均每年流经的水量为4510亿立方米，三峡工程每年造成的水质损失就高达2255亿人民币。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话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准则。为了治理水污染，中国政府最近推出了一个新措施，可以用钱买污染水指标。简单地说，就是企业按照其排放污水的浓度和数量支付人民币，从而放弃了资源环境法中所规定的污水排放标准，即超过一定标准的污水不准排放入水体的规定。这是向“钱”看的最好例证。通过这样的措施，有的工业企业可以肆意排放有毒物质的污水，破坏环境，最终只要交纳一些排放金就无事了。但是，有钱并不一定能治理污染，比如治理淮河水污染，这是李鹏当总理时亲自抓的专案，至今已经投入600亿元人民币，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但仍不见效果，原因是淮河已经失去自净能力。
在中国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中，有了“草根”式的环境保护组织，有了一批自愿奉献的环保斗士们，实在是很难得的。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任重道远，而且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松宽。非洲女环保斗士马塔伊对中国的环保运动自愿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可持续的环境发展、民主、和平！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