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記得曾經讀伏爾泰對歷史的描述時，我脊梁涼嗖嗖的，渾身冰涼。我無法忍受人類歷史的真相，五千年中絕大部分時間是戰爭，兇殺，只有一兩百年才是人身和財産勉強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和平時期還是不斷墮落向戰爭，也可以說是喘息一下然後再廝殺，和平僅僅是爲了戰爭。佛說人生泡在苦水中，果其然。看來“人對人是狼”才是歷史的真相。二千年的中國歷史，也僅有二三百年屬於喘息的時間，其他時間戰火紛飛、風雨如晦、民不聊生。好在我不是詩人，要不然只有刺瞎眼睛或者自殺。
拯救到底有沒有可能？霍布斯說交給國家吧。然而國家是以毒攻毒，而且國家會導致更大的禍害，二十世紀的民族國家間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戰爭便是例證。漢密爾頓接茬回答說，在美利堅共和國這塊土地上，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更換政府，而不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無力和偶然。這是政治世界從徹底的黑暗中出現的曙光。如果說人類生活注定是政治的，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更換政府，可能比“基督復活”的拯救更爲偉大。它塑造了美國在世界中的絕對高度。
清王朝之後，擔當著中華民族命運的知識份子的使命不是推翻前朝，自己坐江山，而是結束兩千年的“治亂迴圈”“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帶來的苦難，締造出一個長治久安的富強國家。如果不得不“以暴易暴”推翻前朝，那也是一個小步驟，而必須服從於結束“治亂迴圈”這一偉大目標；如果不推翻前朝更有利於實現，那麽也會忍者心中痛楚和前朝合作，例如康粱的君主立憲，或胡適之於蔣介石。
“以暴易暴”注定撕裂目標和手段，最後手段成了目標，推翻了前朝不過是自己取而代之，讓自己變爲處於等待被推翻的位置，而結束“治亂迴圈”的偉大擔當卻退隱到虛空中。到了當代，“以暴易暴”已經被唾棄，於是擔當著中華民族命運越發成爲“一種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使命，帶著悲愴的自覺，把自己的手腳捆綁起來。在贊同“以暴易暴”者看來，甘地和托爾斯泰的非暴力怎麽不像是在捆綁自己手腳。
如果說1949和1989年相隔40年，這四十年的前頭和後頭中華民族分別兩次斷裂，掐頭去尾，1949年是在臺灣海峽兩岸的斷裂，1989年是大陸內部的斷裂。到底是哪一種力量驅使1989年提出各種憲政訴求，而且這些憲政訴求得到普遍認可，從鄧小平、趙紫陽到政府機關，再到社會各階層？這些訴求與近代以來的目標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那麽說就是驅使提出近代目標的同一種力量驅動了1989。擔當著中華民族命運，是因爲中華民族命運關係每一個人的自由、財産和幸福。爲追求自由、財産和幸福，炎黃子孫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愛國主義是對家庭的愛。這種愛和追求構成了1989宏大和微小的動力。
恨是由愛轉化而來，沒有愛就沒有恨。社會主義是基督教的世俗遺産，也是博愛精神的産物。爲了愛才劃分出敵我，有了階級鬥爭，有了仇恨。1989斷裂以後，雙方陷入囚徒悖論之中，互相猜忌，互相仇恨。這時候，擔當中華民族命運是召喚愛的共同記憶，彌合裂痕；還是傳播仇恨，誇大裂痕？
去年在前中宣部長朱厚澤老先生家，老先生說自己的傾向遭受批判，我說當下批判越重，在日後歷史中的分量越重。斷裂以後，民族道義已經流失於野，評判的尺度已經顛倒。我們被抛到這樣的境地裏：你必須立場分離，要麽仇恨，要麽擁護，不是仇恨就是擁護。但挾“民族道義”傳播仇恨，是一件榮耀的事情嗎？是一件有利於民族命運的事情嗎？挾“民族道義”傳播仇恨同樣是“喚起啓蒙”，呼籲人們覺醒，這是毛澤東的武器，如何也會落到它的對手的手中，那麽毛澤東一生反抗他的父親毛毛順生，結果成爲了另外形式的毛毛順生，這些傳播仇恨者會不會擔心自己是另外一個毛澤東？
擔當中華民族命運就是走向憲政。如今回念1989，是喚起全體普遍認可的訴求背後的愛，還是擴大開槍的恨？要知道回念是不可能回到原處的，而是用於塑造將來的，塑造憲政的。愛能夠喚起曾經普遍認可的對憲政的認同，擴大仇恨能夠喚起嗎？
最後我想以米尼奇克的話來結束：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這裏是我們共同的家園，不可將它分爲共産主義和非共産主義的不同的行政區，我們必須找到一種語言，它將幫助我們一道生活在我們共同的波蘭。”
10月18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