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從市民到公民
可以這樣說，27年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誕生。作爲一個立憲政體的地基，市民社會逐漸在個人和國家之間站立起來。我們變成了斤斤計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獲得個人的尊嚴、權益和成就，並在交易的鍛煉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邊界。正是市場，使人們一面擺脫了夢魘一般的某種大公無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識到自由不等於自我中心，意識到個人的權利僅僅存在於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當中。一個最現實的經驗是，除非你有特權，否則沒有笑臉就沒有交易，沒有平等和尊重，就沒有私人財富的累積。
這正是一百年前舊中國的第一輪思想啓蒙中，嚴複把穆勒的《論自由》翻譯爲“群己權界論”的大義。在我們與他人之間有什麽？27年的經驗使我們回答：世上的一切財富，都存在於我們與他人之間。不投身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的人，就是無産者。之間我們叫做市場。市場上的人們，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個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們與他人之間，除了市場，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空間叫做政治。這個空間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可能需要更嚴肅和激烈的討論，但政治改革的目標卻毫無疑問，就是公民的誕生。一個只有“老百姓”而沒有公民的社會，是一個在政治上被動的社會，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體，是交易和財富都無法在公共領域獲得最終保障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共和國，偉大的羅馬法學家西塞羅說，“共和國是人民的財産”。因此一個共和國的政治，也是公民們的政治，而不僅僅是由官僚和國家機器操持的政治。
一個公民社會所對應的政治概念，不是狹隘的官僚政治，也不僅指一個狹隘的國家權力的運作領域。公民們的政治，是一種公共政治。什麽是公共政治呢，在我們和他人之間，有一個既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間，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屬地，是公民出沒的地方。新共和主義者阿倫特甚至把這樣的一種政治概念，稱之爲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在她看來，那種規劃於密室、僅僅與公共權力或各式制服緊密相連的政治，反而是一種虛假的、“反政治”的政治。因此，當近年來輿論和媒體頻繁的討論乞丐、乙肝帶菌者、失地農地、拆遷戶或足球俱樂部的權利、討論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潔的淚水和孫文曄的四合院，討論一切牽動人心的公共話題時；當杭州的劉進成用白大褂印上憲法、另一些人穿上印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別著“以誠待人”的自製像章時，或當上海的胡愚文根據《遊行示威法》持之以恒的向政府申請遊行、民間綠色組織和知識份子一個接一個質疑著三峽大壩、怒江大壩、虎跳峽大壩的修建，當“姚立法”年復一年獨立參選，拿出一部又一部議案，陳思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日復一日舉著牌子企圖挽救自殺者時。對於他們最貼切、也最榮耀的一個稱呼，就是公民。
但公民的誕生，顯然比市民的誕生更難。一是難在公民對一個法治和立憲政體的需求，比市民更加強烈和迫不及待。在古典共和主義時代如古希臘，“公民”只是一部分人的稱謂。公民權是有代價、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只是近代憲政的發展，造就了國家權力依賴於民意的授予，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公民”才成爲了惠及一切國民的榮耀。因此公民的誕生有一個最起碼的要求，就是權力必須走出廟堂，成爲天下之公器。
而第二個難處，則是虛妄的道德理想曾給我們留下巨大的陰影。使我們幾乎喪失了追求公民精神和投身公共政治的勇氣和能力。這使大部分社會成員耽于對政治的冷漠和畏懼，寧願選擇做一個遠離公共領域的“老百姓”。甚至當一些人重新流露道德與政治的熱情，當一些人重新對公共政治的參與和維護充滿興趣，當一些人以社會的精英自許勇於擔當時，我們甚至會懷疑、恐懼、藐視、遠離和反感這樣一種公共精神的重建努力。因爲我們實在分不清楚，這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公民精神或公民性格的塑造，還是一種虛妄的泛道德的激情捲土重來？這是市民精神的一種順理成章卻異常艱難的延伸，還是把人們劫持在公共領域不讓回家的、一個泛政治化的惡夢又將開始？我們對鬥士和烈士的傳統充滿厭惡，以致我們沒有把握分清楚鬥士和公民。我們成爲市民的同時，幾乎也在一步又一步的喪失著在公共領域進行辨別和行動的能力。
從恒産到恒心
孟子曰，“有恒産者有恒心”。這爲我們理解改革的進程提供了另一個模式。換一種說辭，27年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人們開始擁有恒産。而未來的公民社會和公共政治的目標，則是由此培養人們的恒心。這也是區分公民政治和高標的道德理想的關鍵。公民政治是有産者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義是無産者的政治藍圖。公民精神的實質是恒心，而不是野心。
因爲公民對參與和維護公共政治的熱情，起源於對私有財産尤其是恒産的捍衛。所以公民的恒心在本質上是保守主義的，當政治和法治秩序守護人們的恒産時，人們就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逐漸生出不變的恒心和對於秩序的榮耀感。並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在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獲得比商業交易更大的滿足、更完整的自由。反過來，當秩序剝奪和不能捍衛人們的恒産，或不能給人們追求財産的公平機會時，有産者的恒心就逐漸被無産者的高標的道德理想所替代，成爲激進主義的和具有顛覆色彩的野心。
因此在古羅馬，當歷史學家塔西佗的岳父出任不列顛總督時，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鼓勵和幫助英國人修建住房、寺廟和一切建築物。而近年來，當拆遷戶朱正亮自焚于天安門金水橋上、葉國強投身于天安門金水河下，或拆遷戶翁彪自焚於拆遷指揮部。正是老百姓因失恒産而失恒心的極端例子。教訓有二，對政府來說，最穩定的社會秩序，最健康的政治只有一種，就是最能保護人們恒産的秩序和政治。那就是法治和憲政。對老百姓來說，就是光做“老百姓”是不夠的。只有當我們進而成爲有恒心的“公民”，我們才能退而做一個安心的小市民。
一種積極參與、拓展和維護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於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這與道德烏托邦無關，而與法治的優點有關。因爲法律是一種普遍性的統治，立法者必須通過任何人在同等情況下都普遍適用的法律進行統治，這極大地限制了當權者的欲求。同時也使一切有志於維護自身利益的人，必須把對自身的關懷延伸爲對他人的關懷。在一個特權社會，一個人的權益可能與他人的權益無關，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法治社會，善不能獨存，一個人的權益勢必同他人的權益血肉相連。因此法治並非很多人想象那樣是一種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産生。而一切特權，才是公共道德的敵人。
經過漫長的27年，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已經站滿了市民。有一種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議會和政府之間，同樣的站滿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種公民的結盟。
2004-10-8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