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偶爾在一本舊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沉默權問題爭論的文章。贊成擁有沉默權的一方認為，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權利，是尊重人格尊嚴的體現；沉默權符合一般邏輯，因為一個人不能反對自己；特別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公約中有沉默權的規定，中國已簽署這些公約，應當履行國際法義務，等等。反對的一方認為，沉默權不利於打擊犯罪；不確立沉默權可以貫徹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等等。
沉默權屬“引進項目”。在中國漫長的帝制社會中，沉默與否是由不得臣民自己作主的。要你開口時，你若沉默，會大刑侍候到讓你放棄 沉默；要你沉默“莫論國事”時，你若“妖言惑眾”，會滅了你九族的。沉默權也應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吧，因為如果允許自由處理言論，當然應該允許有不說話的權力的。
竊以為，在引進沉默權時，也該引進“非沉默權”。那就是公民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自由說話的權力。當然，包括法律的界定，也應讓公 民有話語權。言論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而享有的權利，是人的標誌。如果沒有它，人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如《世界人權宣言》主 張：“人人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 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中這樣寫道：“一、人人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言論自由對於社會發展是極其重要的。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無不希望自己王朝萬世萬歲的，但總免不了因王朝自身的問題導致崩潰的結局。專制容不得他人對統治的系統進行批評，就像一個病人忌諱醫生一樣，終將病入膏肓而無可挽救。專制總是低估了思想的力量，以為千差萬別的個人是可以用一個模子壓出來的。專制要的是奴才而不是思想者。專制以思想者的名義對真正的思想者進行“改造”。淫威之下，萬馬齊暗，統治者最終自己也堵死了得到事實真相資訊的管道。而堵塞言路的結局，有時會讓統治者鬧出《皇帝的新衣》這樣的笑話。自以為至 尊無比的皇帝在宮廷大臣、侍從、樂手浩大隊伍的陪同下，出廷巡視，一展“漂亮衣衫”，全然不知道自己身上一絲不掛。這樣盛大的作秀，因為一個小孩的一句真話而大煞風景。如果開放言路，善作新衣的騙子的把戲就不會得逞。不過，在極度專制下，無論是塗寫還是嘴巴的言論，稍有不慎是會掉腦袋的。《韓非子•說林上》中這樣記載：“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 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盡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箕子的醉而不知，是因為有比干被剖膛 掏心的前車之鑒。到了明清兩朝，統治者更是大興文字獄，實行揭發重賞、隱疵獲罪的政策，致使挾嫌告發、無限上綱、冤獄四起。乾隆時的 協辦大學士梁詩正說：筆墨容易惹禍，所以我在位時從不以文字與人交往，並把凡是沒有用的底稿通通燒掉，不留隱患。明清兩朝的文人中，多的是像《西湖夢尋》、《浮生六記》這樣的“性靈”文字，一些人更是鑽進故紙堆裏訓詁，以逃避殘酷的現實，許多優秀的人才在故紙堆裏 終了一生。這是個人的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國家的不幸。堵塞言路、以言治罪，近代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可追溯到明清兩朝。
想當年，官渡之戰開打前，袁紹令陳琳起草了一篇討伐曹操的檄文，陳琳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罵了個遍，說曹操的祖父曹騰是一名“傷化虐民”的宦官，父親曹嵩是一名“盜竊鼎司，傾覆重器”的奸臣，曹操是“贅閹遺醜，本無懿德”之人。而且還說：“曆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曹為甚！”其語言何其毒也! 當這篇檄文送到曹操手裏時，曹操正患頭痛病躺在床上，曹操一面看，一面稱讚文章寫得好。看完檄文以後，他一躍從床上起來：“這篇文章把我的病都治好了。”就是這樣一個“萬惡不敕”的陳琳，曹阿瞞後來居然讓他成了自己的秘書(主簿)。曹操為何能成就一番霸業，從此事中可見一斑。國人中憎恨(或討厭)日本人的不在少數，但大家難道就不能從日本人那兒學到點什麼麼 ?二戰結束後，面對百孔千瘡的山河，日本政府曾懸賞向國民徵求治國良策，那真是不怕你多言，只恨你不言。集思廣議、群策群力，使日本 從一個戰敗國又成為一個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
在當今中國社會，政府不應只是把言論自由寫在紙上，憲法中公民言論自由的主張、政府對國際社會承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人權條約應該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有效地實現。更不能讓言論自由流於形式，是在“逗你玩”，抑或是“引蛇出洞”後“秋後算帳”。從長遠來看，開放網禁、開放報禁，于國于民於中共，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如果言路暢通，“六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上訪也不會形成“潮 ”，腐敗不會像今天這樣難以收拾，中共希望的長治久安的局面也許真的能夠到來。所謂“政通人和”，政通首先應該讓言路暢通，“國情” 和“特色”不是堵截言路的理由。納天下之良言(不論是順耳的還是逆耳的)、招天下之賢士(不論是喜愛的還是厭惡的)，方是興邦興國之策。掩飾真相、封鎖消息、 無情打擊異見者的管理國家的方式，在現代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開明的執政者應該讓言者無罪，那怕是“陳琳式 ”的開罵，這樣痛快的開罵，有時也許真能治好執政者的“頭痛”。如果一個政府是真正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民主自信的政府，就不會在乎幾 個“跳樑小丑”的“污蔑”；如果一個政府居然可以被罵倒，這樣的政府倒掉也罷。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念，但我要以生命捍衛你說話的權力。”伏爾泰如斯說。為了這說話的權力，伏爾泰曾進過巴士底監獄。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但有保持沉默的權力也普遍有了說話的權力後，這個國家的興盛和偉大復興也指日可待了。中國要走上真正民主、繁榮、富強的道路，請從言論自由開始!
──轉載自《議報》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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