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案 官员要求陈桂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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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佳采访报导) 荣获2004年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中国农民调查》 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被安徽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控告名誉侵权案,广受国际国内媒体和舆论的重视。日前安徽省司法厅向辩方律师和作者陈桂棣提出和解要求,被当事人陈桂棣拒绝。

陈桂棣对记者说:“我们又不是原告,如果是原告才存在和解一说,我们是被告、我们是被迫上阵,我们不想打这场官司,躲都躲不掉,怎么还叫我们要和解,这是很荒唐的事,我们跟谁和解?”

以下是记者采访作者陈桂棣 :

记者:请问有关《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案子怎么样了?您们获奖之后,当地官员对您们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改变?处境有没有变的好一些?

陈桂棣: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在中国大陆新闻媒体都没有任何报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不过知道的比较多。

记者:我想关心这件事的人还是能够知道的。

陈桂棣:对,他们的意见不清楚。

记者:您觉得获奖以后对您们的处境有没有什么改善?

陈桂棣: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对于我们作家来讲是一种鼓励,得奖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不起更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对于这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陈桂棣:这件案子最近有些蹊跷、有些变化,但是未必是因为得了奖。在正式开庭的四天前,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的证言讲出了事实;我们的证人对于张西德的暴政进行了控诉,这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张西德由原告变成了被告,这件事以后几天,据说他是不敢出门;或者说是不愿意出门。我们了解到由阜阳的一些干部传来的消息:说这次打官司给打错了,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有些东西他们也是很清楚,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干部;是个非常糟糕的干部,但是这种糟糕的程度大家还不知道,一旦开庭大家就都会明白了。

因为我们的作品不是为了写张西德,也不光是写临泉县这件事,他们只是我们作品当中的一个部分:反应了农民上访的艰难,我们并没有写到全部的工作,但是一旦开庭,我们就必需请证人来谈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好的书记?为什么上访会这么的艰难?你负了什么责任?为什么镇压群众?所以这些大家一眼就都看清楚了。


记者:所以从这次的开庭的结果来看,对张西德并没有什么利益,实际上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陈桂棣:什么好处都没有。很多人讲他根本就不应该打这场官司,这不是我们讲的。很多的干部,还不光是临泉县的干部形象,还有很多好的干部形象都给损害。因为很多境外的记者会以为这就是中国干部的形象,像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他们都报道了,他们看的非常清楚。最近有些变化,就是最近一两天。

记者:能不能说一说。

陈桂棣:我们的律师突然被请到我们省的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这位张处长传达了 省政法委的意思:希望雷律师能够动员我们和解。我们的律师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和解?我们又不是原告,如果是原告才存在和解一说,我们是被告、我们是被迫上阵,我们不想打这场官司,躲都躲不掉,怎么还叫我们要和解,这是很荒唐的事,我们跟谁和解?

因为法庭的最后一个程式:审判长明确的问原告张西德:您认为有和解的可能性吗?他回答的非常干脆:不可能。怎么会现在劝我们和解?

记者:您认为希望这场官司能够和解的人,据您的猜测,是谁提出来的?

陈桂棣:这应该不是张西德的意思。

记者:这样子。

陈桂棣:因为张西德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为什么要和解?雷律师跟我讲了以后,我跟我爱人听了还感到很诧异?如果这些政府官员现在有和解的意思或希望和解,你们就早站出来。我们希望能有干部站出来,跟我们谈这件事要怎么样和解。因为中宣部不喜欢我们这部作品,我们也不希望打这场官司。因为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处于失利的状况下来打,是非常的悲哀的。我们想打这场官司吗?中国大陆整个媒体都不能宣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打这场官司吗?我们的花费有多大?

记者:花费有多大?

陈桂棣:他的证人全是官员,出庭作证全都是坐着轿车,他们都在本地;我们的证人都是农民,都在外地打工,我们把他们从杭州、苏州、昆山、上海请过来,来回的路费、连同他们所有的经济损失都要我们负担,打官司在阜阳,但是他们家不在阜阳,我们要管他们住、管他们吃。我们从北京请律师,当然 北京和合肥的律师是有进行法律援助,所谓的援助就是不要我们的诉讼费,但是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住宿、交通、举证的费用,我们怎么忍心让律师去支出,这些都是我们的费用。我们已经花了四、五万元,现在让我们和解?那这些钱谁付?这些钱还都是小事,我们十个月的都精力浪费了,谁付我们精力?我的精力是有代价的。

记者:是的,而且时间是无价的。

陈桂棣:是十个月。大年初二我们冒着严寒去取这个,手都冻坏了,现在一句和解,讲的多么的轻松?还有,我们写的这个案子:白庙事件,农民只是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按中国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减轻农民负担,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不能增加我们的负担。按情合理合法,各级都不解决,他们只有到北京上访,结果就遇到了镇压。本来十年过去了,他们也心灰意冷,到各地去打工。

可是现在张西德旧事重提,我们不能不把被害人请回来重诉十年前的悲哀。现在群众的情绪又上来了,你现在说要和解,不是我们和解,是要问问农民愿不愿意和解?他们有发起诉讼的权利,他们就看到了希望,你现在突然说要和解,他们当然要向法院要一个公道。

我们的书里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写进去,我们是爱这个国家的,这些公安和武警进城架着机枪,把农民给吓死了,我们的书上并没有写这些,因为我们这本书并不是要控诉什么事情。我们是希望大家来重视农业的工作,我们大量的批露没有用,但是为了开庭,我们为了说明问题,就把这些给说出来了,那个被吓死的爱人,当庭控诉,你现在叫他们来和解,可能吗?

记者:就是说这把火现在已经点着了,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控制。

陈桂棣:已经心灰意冷,火现在重新又烧起来,你叫我们和解?应该首先劝劝农民他们能不能和解?我们是在反应他们的事情,你来动员我们有什么意义?动员是可以动员,可是你们早干什么?我就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危及到你们的利益了你们才站出来?我们共产党的官历来都是这样的官吗?我无奈,没有话可讲。所以这场官司我们坚决打到底,打的倾家荡产也要打到底,我要讨一个说法,我们中国有没有法治?

记者:是,我觉得不但要讨一个说法,应该也是为农民讨一个说法,包括你们夫妻,你们作者夫妇。

陈桂棣:我们是在替农民讨说法,因为我们写的是农民的故事,我们个人的说法无所谓。

记者:那麽当时他是请哪位律师到省司法厅?

陈桂棣:请我们合肥的雷延平律师。他们只有找他们能管辖的人来劝我们,我就感到很奇怪?现在法院先前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的内部证据交换,明打明亮的开了四天庭,折腾的一个世界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就在等判决书,可是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又出面来叫我们和解,这符合中国的法令吗?这是在以法治国吗?我们就在等法院的判决,现在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不是法院判决或裁定原告撤回起诉;要不就是原告自己撤诉;不可能有第三种可能,第三种可能都是违法的。

记者:那你能不能估计一下为什么他们法院不去劝张西德撤诉,反而来找你们撤诉?就是说这个不合逻辑的作法是为什么?

陈桂棣:他找没找张西德我们不清楚,可能也会找,省政法委他们可能通过阜阳去找。因为我们的律师是特别的,他们的律师是属于司法厅管的;可是北京的律师,他们当然管不到,所以他们没办法去联系,那也就是当时我们是请了北京的律师,要是我们请的是安徽的律师,现在就很麻烦了。

记者:那麽就是说司法厅的人,他们就能干预影响安徽的律师?

陈桂棣:那我们就没有律师可以给我们搞这个事,就像我家乡一个土地案,他是状告市政府,结果没有一个律师能够替他辩护。而且,他们能够通过手段来让律师都不能给他当律师,我觉得非常悲哀,他请的这一个律师本来就是个律师;但是他不以律师的身份来参与这场诉讼,这就是我们中国很奇怪的现象。

记者:也是很悲哀的事情。那麽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还是在着手写书吗?

陈桂棣:从细微上来讲,这场官司浪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但是我们还是能自控,我们毕竟做了大半年的调查,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

记者:那麽第一部作品当时在出版以后不久就遭到封杀,那你对第二部作品的预估是什么样的前景?

陈桂棣:我们作家写东西只负责写出来,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界的事,我们也管不了,就像我们第一部作品能够出版,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们第二部作品能不能出来,我们不清楚?相信能出来,因为我们是爱这个国家的,我相信这个国家会厚待我们的作品。


记者:第二部作品和第一部作品相比的话,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陈桂棣:相同都是三农问题,因为我们第一部有很多事情没有写清楚,不可能只利用一本书就把很多事情讲清楚,我们第一部作品写的基本上是农民的负担问题、他的历史过程以及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尽管这些措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毕竟是在改革,这是我们第一部作品的内容。我们还想写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他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现在应该怎么来解决?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回答这些事情。

记者:这是不是你们第二部作品里头涵盖的问题?

陈桂棣:是的。我们非常想替农民说一些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花了这么大的时间下去调查;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各级领导,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也不可能调查到这么详细的东西,他们向来是一副前呼后拥的看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很想把我们了解到的、原原本本的,包括我们对中国这些专家们,农业专家、经济学专家、社会学专家,以及比较整个措施,我们进行一些综合的回报给大家,希望大家看了以后,特别是决策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可以参考,我们没有其他的权力,也没其他的本事,只有写东西。

记者:所以这就是作家的天职?

陈桂棣:我们没有其他本事,我们除了写东西,连吃饭的本事都没有。

记者: 关于审判结果,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的到吗?

陈桂棣:不清楚。本来我们得到的通知是上个月底,我们等到上个月底没等到;又从律师那得到消息是这个月20号,但是20号显然又过去了。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北京的律师不断的和阜阳法院、和议厅的几个同事保持联系。所谓保持联系就是不断的打电话去询问,但对方不回答。我们已经意识到和议厅的人有难处,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决定的不是他们;而是上面,决定的不是法律;而是行政。(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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