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案 官員要求陳桂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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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林佳採訪報導) 榮獲2004年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中國農民調查》 作者陳桂棣與吳春桃夫婦被安徽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張西德控告名譽侵權案,廣受國際國內媒體和輿論的重視。日前安徽省司法廳向辯方律師和作者陳桂棣提出和解要求,被當事人陳桂棣拒絕。

陳桂棣對記者說:“我們又不是原告,如果是原告才存在和解一說,我們是被告、我們是被迫上陣,我們不想打這場官司,躲都躲不掉,怎麽還叫我們要和解,這是很荒唐的事,我們跟誰和解?”

以下是記者採訪作者陳桂棣 :

記者:請問有關《中國農民調查》這個案子怎麽樣了?您們獲獎之後,當地官員對您們的態度有沒有甚麽改變?處境有沒有變的好一些?

陳桂棣:沒有甚麽改變。因爲在中國大陸新聞媒體都沒有任何報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不過知道的比較多。

記者:我想關心這件事的人還是能夠知道的。

陳桂棣:對,他們的意見不清楚。

記者:您覺得獲獎以後對您們的處境有沒有甚麽改善?

陳桂棣: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對於我們作家來講是一種鼓勵,得獎對於政府官員來講不起更大的作用。

記者:您認爲對於這個案子會不會有甚麽影響?

陳桂棣:這件案子最近有些蹊蹺、有些變化,但是未必是因爲得了獎。在正式開庭的四天前,應該說我們還是比較成功的,我們的證言講出了事實;我們的證人對於張西德的暴政進行了控訴,這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張西德由原告變成了被告,這件事以後幾天,據說他是不敢出門;或者說是不願意出門。我們瞭解到由阜陽的一些幹部傳來的消息:說這次打官司給打錯了,他沒有得到甚麽好處。因爲有些東西他們也是很清楚,他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幹部;是個非常糟糕的幹部,但是這種糟糕的程度大家還不知道,一旦開庭大家就都會明白了。

因爲我們的作品不是爲了寫張西德,也不光是寫臨泉縣這件事,他們只是我們作品當中的一個部分:反應了農民上訪的艱難,我們並沒有寫到全部的工作,但是一旦開庭,我們就必需請證人來談這件事情。你是不是好的書記?爲甚麽上訪會這麽的艱難?你負了甚麽責任?爲甚麽鎮壓群衆?所以這些大家一眼就都看清楚了。


記者:所以從這次的開庭的結果來看,對張西德並沒有甚麽利益,實際上對他沒有任何的好處?

陳桂棣:甚麽好處都沒有。很多人講他根本就不應該打這場官司,這不是我們講的。很多的幹部,還不光是臨泉縣的幹部形象,還有很多好的幹部形象都給損害。因爲很多境外的記者會以爲這就是中國幹部的形象,像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他們都報道了,他們看的非常清楚。最近有些變化,就是最近一兩天。

記者:能不能說一說。

陳桂棣:我們的律師突然被請到我們省的司法廳律師管理處,這位張處長傳達了 省政法委的意思:希望雷律師能夠動員我們和解。我們的律師聽了以後,覺得很奇怪,和解?我們又不是原告,如果是原告才存在和解一說,我們是被告、我們是被迫上陣,我們不想打這場官司,躲都躲不掉,怎麽還叫我們要和解,這是很荒唐的事,我們跟誰和解?

因爲法庭的最後一個程式:審判長明確的問原告張西德:您認爲有和解的可能性嗎?他回答的非常乾脆:不可能。怎麽會現在勸我們和解?

記者:您認爲希望這場官司能夠和解的人,據您的猜測,是誰提出來的?

陳桂棣:這應該不是張西德的意思。

記者:這樣子。

陳桂棣:因爲張西德的態度非常明顯,我們大家都聽到了。爲甚麽要和解?雷律師跟我講了以後,我跟我愛人聽了還感到很詫異?如果這些政府官員現在有和解的意思或希望和解,你們就早站出來。我們希望能有幹部站出來,跟我們談這件事要怎麽樣和解。因爲中宣部不喜歡我們這部作品,我們也不希望打這場官司。因爲打這場官司,我們是處於失利的狀況下來打,是非常的悲哀的。我們想打這場官司嗎?中國大陸整個媒體都不能宣傳,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想打這場官司嗎?我們的花費有多大?

記者:花費有多大?

陳桂棣:他的證人全是官員,出庭作證全都是坐著轎車,他們都在本地;我們的證人都是農民,都在外地打工,我們把他們從杭州、蘇州、昆山、上海請過來,來回的路費、連同他們所有的經濟損失都要我們負擔,打官司在阜陽,但是他們家不在阜陽,我們要管他們住、管他們吃。我們從北京請律師,當然 北京和合肥的律師是有進行法律援助,所謂的援助就是不要我們的訴訟費,但是其他的費用比如說住宿、交通、舉證的費用,我們怎麽忍心讓律師去支出,這些都是我們的費用。我們已經花了四、五萬元,現在讓我們和解?那這些錢誰付?這些錢還都是小事,我們十個月的都精力浪費了,誰付我們精力?我的精力是有代價的。

記者:是的,而且時間是無價的。

陳桂棣:是十個月。大年初二我們冒著嚴寒去取這個,手都凍壞了,現在一句和解,講的多麽的輕鬆?還有,我們寫的這個案子:白廟事件,農民只是爭取自己合法的權益。按中國中央國務院的規定:減輕農民負擔,要朝這個方向去做,不能增加我們的負擔。按情合理合法,各級都不解決,他們只有到北京上訪,結果就遇到了鎮壓。本來十年過去了,他們也心灰意冷,到各地去打工。

可是現在張西德舊事重提,我們不能不把被害人請回來重訴十年前的悲哀。現在群衆的情緒又上來了,你現在說要和解,不是我們和解,是要問問農民願不願意和解?他們有發起訴訟的權利,他們就看到了希望,你現在突然說要和解,他們當然要向法院要一個公道。

我們的書裏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寫進去,我們是愛這個國家的,這些公安和武警進城架著機槍,把農民給嚇死了,我們的書上並沒有寫這些,因爲我們這本書並不是要控訴甚麽事情。我們是希望大家來重視農業的工作,我們大量的批露沒有用,但是爲了開庭,我們爲了說明問題,就把這些給說出來了,那個被嚇死的愛人,當庭控訴,你現在叫他們來和解,可能嗎?

記者:就是說這把火現在已經點著了,他們覺得沒有辦法控制。

陳桂棣:已經心灰意冷,火現在重新又燒起來,你叫我們和解?應該首先勸勸農民他們能不能和解?我們是在反應他們的事情,你來動員我們有什麽意義?動員是可以動員,可是你們早幹甚麽?我就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危及到你們的利益了你們才站出來?我們共產黨的官歷來都是這樣的官嗎?我無奈,沒有話可講。所以這場官司我們堅決打到底,打的傾家蕩產也要打到底,我要討一個說法,我們中國有沒有法治?

記者:是,我覺得不但要討一個說法,應該也是爲農民討一個說法,包括你們夫妻,你們作者夫婦。

陳桂棣:我們是在替農民討說法,因爲我們寫的是農民的故事,我們個人的說法無所謂。

記者:那麽當時他是請哪位律師到省司法廳?

陳桂棣:請我們合肥的雷延平律師。他們只有找他們能管轄的人來勸我們,我就感到很奇怪?現在法院先前已經折騰了很長時間的內部證據交換,明打明亮的開了四天庭,折騰的一個世界都知道了。現在我們就在等判決書,可是這個時候政府部門又出面來叫我們和解,這符合中國的法令嗎?這是在以法治國嗎?我們就在等法院的判決,現在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不是法院判決或裁定原告撤回起訴;要不就是原告自己撤訴;不可能有第三種可能,第三種可能都是違法的。

記者:那你能不能估計一下爲什麽他們法院不去勸張西德撤訴,反而來找你們撤訴?就是說這個不合邏輯的作法是爲什麽?

陳桂棣:他找沒找張西德我們不清楚,可能也會找,省政法委他們可能通過阜陽去找。因爲我們的律師是特別的,他們的律師是屬於司法廳管的;可是北京的律師,他們當然管不到,所以他們沒辦法去聯繫,那也就是當時我們是請了北京的律師,要是我們請的是安徽的律師,現在就很麻煩了。

記者:那麽就是說司法廳的人,他們就能干預影響安徽的律師?

陳桂棣:那我們就沒有律師可以給我們搞這個事,就像我家鄉一個土地案,他是狀告市政府,結果沒有一個律師能夠替他辯護。而且,他們能夠通過手段來讓律師都不能給他當律師,我覺得非常悲哀,他請的這一個律師本來就是個律師;但是他不以律師的身份來參與這場訴訟,這就是我們中國很奇怪的現象。

記者:也是很悲哀的事情。那麽你們夫妻兩個現在還是在著手寫書嗎?

陳桂棣:從細微上來講,這場官司浪費了我們大量的精力,但是我們還是能自控,我們畢竟做了大半年的調查,我們的調查工作已經結束。

記者:那麽第一部作品當時在出版以後不久就遭到封殺,那你對第二部作品的預估是什麽樣的前景?

陳桂棣:我們作家寫東西只負責寫出來,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界的事,我們也管不了,就像我們第一部作品能夠出版,我們感到非常的興奮;我們第二部作品能不能出來,我們不清楚?相信能出來,因爲我們是愛這個國家的,我相信這個國家會厚待我們的作品。


記者:第二部作品和第一部作品相比的話,有什麽相同和不同之處?

陳桂棣:相同都是三農問題,因爲我們第一部有很多事情沒有寫清楚,不可能只利用一本書就把很多事情講清楚,我們第一部作品寫的基本上是農民的負擔問題、他的歷史過程以及國家採取的一些措施。儘管這些措施遇到一些困難,但是畢竟是在改革,這是我們第一部作品的內容。我們還想寫什麽呢?就是中國的三農問題,他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現在應該怎麽來解決?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麽?我想回答這些事情。

記者:這是不是你們第二部作品裏頭涵蓋的問題?

陳桂棣:是的。我們非常想替農民說一些東西,因爲畢竟我們花了這麽大的時間下去調查;而且我們相信我們的各級領導,他們沒有這麽多的時間去調查;也不可能調查到這麽詳細的東西,他們向來是一副前呼後擁的看不到東西。所以我們很想把我們瞭解到的、原原本本的,包括我們對中國這些專家們,農業專家、經濟學專家、社會學專家,以及比較整個措施,我們進行一些綜合的回報給大家,希望大家看了以後,特別是決策者在做出決策的時候可以參考,我們沒有其他的權力,也沒其他的本事,只有寫東西。

記者:所以這就是作家的天職?

陳桂棣:我們沒有其他本事,我們除了寫東西,連吃飯的本事都沒有。

記者: 關於審判結果,你們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拿的到嗎?

陳桂棣:不清楚。本來我們得到的通知是上個月底,我們等到上個月底沒等到;又從律師那得到消息是這個月20號,但是20號顯然又過去了。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北京的律師不斷的和阜陽法院、和議廳的幾個同事保持聯繫。所謂保持聯繫就是不斷的打電話去詢問,但對方不回答。我們已經意識到和議廳的人有難處,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現在決定的不是他們;而是上面,決定的不是法律;而是行政。(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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