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一
過去許多人存在的糊塗認識和幻想，就是以爲中共進行了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將導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動進行政治改革。
其實，中共始終頑固拒絕政治改革，拒絕政治改革爲經濟改革開路、指導經濟改革，保證經濟改革正確方向和社會公正的正確改革順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不過是中共官僚，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專制權力，對國家和人民進行瘋狂的掠奪。這不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種程度上恰恰成爲對歷史的反動。這種經濟改革，不僅沒有促進政治改革，相反，這種“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對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漸進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難。這種情況發展到現在，餘下的政治改革途徑，幾乎只剩下全民起義一條道路。未來民主政府面對中共這種“改革”留下的爛攤子，要收拾殘局，糾正錯誤，需要花費巨大的力氣。在某種程度上，其難度，遠遠超過從沒有進行改革的基礎上，全新起步的難度。
由於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陸老百姓一直強烈要求改變。中共則始終作爲反對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們在阻擋不住，迫不得已時，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認老百姓自發進行的改革。例如中國農民始終強力反對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專制的“集體經濟”，不斷進行“大包乾”試驗。中共領導，包括鄧小平在本人，開始時是全力反對，後來則是強力限制，例如鄧小平曾經強力規定大包乾範圍不得超過10%.後來阻擋不住了，並且大包乾的效果人人都無法否定，無法抹殺了，最後才被迫承認農村大包乾。
由於老百姓的反對和客觀實際的懲罰，中共不敢再堅持毛澤東捆住人民手腳，不讓他們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聰明才智，創造社會財富的做法，不敢再堅持毛澤東三天兩頭心血來潮，任意製造混亂，毀壞社會財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開老百姓的經濟自由。中國老百姓利用這點可憐的自由，充分發揮華人突出的勤勞和智慧，醫治經濟創傷，創造經濟奇迹。而中共則把華人，把中國老百姓這種功勞，攫爲己有。事實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這中間的作用，只是對國家財産，對人民創造的財富，進行掠奪，並且依靠犧牲民衆利益，製造巨大的貧富差別，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衆陷於貧窮和被支配地位，從而創造出空前的腐敗和畸形的繁榮。
除了老百姓主動進行或主動要求，中共被迫允許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動進行的所謂“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等等各種名義，對國家和人民的搶劫。而僞改良主義鼓吹的理論，從“告別革命”，到“中產階級”理論，到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等等的各種各樣的理論，爲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壓力，穩定政局，爲他們的大掠奪大搶劫鳴鑼開道，成爲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們自己，則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會主義”的遮羞布，因爲他們的行爲實在太見不得人。這樣就産生了中國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現象：大肆侵佔掠奪的人，避談侵佔掠奪，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開明，甚至表面上反對官僚專制的僞改良主義者。這些僞改良主義者，留在體制內的，得一點官僚太子党的殘羹剩飯；在體制外以異議人士等面目出現的，往往是在中共長期專制統治下失去血性，變得頗爲溫和，期望進入體制內，幻想中共開恩，走沒有風險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僞精英。
二
以不同的理論爲指導，就會産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順序。
人類歷史上，以資本主義爲例，在英國，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然後才逐步産生適應後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社會和自由經濟關係，然後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條件下，發展科學，幾十年以後，産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爲技術，再過一百年，産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産生現代産業和現代生産力，産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産力，後有生產關係，再有其他經濟關係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産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一百幾十年，但當時全世界産業革命還沒有開始，或者僅僅是萌芽，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産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産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係，以及産業革命和産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包括下文將要論及的蘇聯東歐變革，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産生相應的階級（如産業工人，中產階級等等）。
三
去年我在紐約見到從“四五”運動開始，長期研究中國民運的國際人權人士羅賓先生，民主牆時期他在中國。他告訴我，當時他對中國民運最注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筆者，一個是天津的一個老先生。
天津這位老先生，是一位頗有思想深度和獨到見解的老人，也是當時民運中年紀最大，很受尊敬的一個。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但我與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運中對於改革問題的兩種不同的思路。
由於改革首先是由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異議人士鼓吹的，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運中開始的。
由於時間太久，我只是比較模糊地記得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論。記得他的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認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沒有成熟，搞社會主義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資本主義補課。並提出“人民資本主義”的概念。由於當時全中國的理論界，都受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包括絕大多數異議人士，因此這種理論，很快爲絕大多數異議人士和有自由獨立傾向的知識份子，自由主義人士所接受（包括後來的李慎之先生等），成爲大多數異議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思想基礎，後來也成爲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礎。後來僞改良主義的一系列理論，例如救亡壓倒啓蒙，革命壓倒改良，革命只能産生專制，改良才能産生民主，反對革命，“告別革命”的理論；必須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必然導致政治改革的理論；必須發展“中產階級”，依靠中產階級，才能實現民主的“中產階級”理論；及到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的理論等等，都是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中共官方全力打壓民運異議人士，但他們的改革理論，往往是從異議人士那裏剽竊過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論，僅僅是鄧小平沒有理論的“理論”。包括向納粹民族或國家社會主義靠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現官方無知無能，違反當代系統科學、和古人“凡事預則立”古訓的低俗實用主義“模論”，“貓論”等等。此外還有“讓包字進城”等等可笑東西。筆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運動，一開始就是集中談政治制度的改革，講反對特權制，官僚制，等級制，專制制，實現自由民主制度。民主牆時期的許多文章，也都堅持政治改革優先的思想。後來農村搞大包乾，我曾經寫文章認爲，這是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條件下，農民唯一可能的選擇；但如果有政治改革開路，農村的改革本來應該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寫文章批判“讓包字進城”，認爲這不可能解決城市問題，主張以政治改革來解決城市問題。及到1997年底發表的《中國改革簡綱》，主張除應急措施外，暫停經濟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時間開放自由，以五年時間實現民主。待政治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再開始經濟改革。這裏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防止經濟改革變成官僚掠奪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産。我們之所以一再堅持政治改革優先，一是爲了創造進行經濟改革的政治條件；二是爲了保證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正確道路和正確策略，三是爲了保證社會公正。在專制條件下，經濟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變成官僚對國家和人民的掠奪，這是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預先預見，並指出了的。
四
東歐蘇聯菲律賓印尼等等的變化，尤其是蘇聯東歐的變化，進一步使僞改良主義的種種謬論，爲當代的現實所否定，使這些理論遭到徹底破産。它們走的是革命道路，不是英國、美國的武裝革命道路，但他們與英國美國一樣，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說，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導致專制；改良，不一定導致民主，有時也往往導致專制，例如僞改良主義津津樂道的日本改良，導致的是君主專制的軍國主義，還有希特勒，馬科斯的改革，也是導致專制。蘇聯東歐革命初步實現民主改革後，經濟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導下開始，而中共的僞“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阻力越來越大。當今之計，就是要儘快結束歧路，轉回正確軌道。而要這樣做，必須儘快進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帶動社會和經濟改革。由於中共出於一黨專制的私利，頑固拒絕政治改革，中國人民只能抛掉幻想，全民覺醒、全民起義，結束中共專制，建立民主中國。
──轉自《北京之春》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